唐韦津墓志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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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兆韦氏是唐代著名的三辅冠族，其在唐代历史舞台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韦津是其家族成员之一，而未见于史载。本文以其墓志为主，试对墓主生平所任官职略作考释。同时结合碑文与当时史料，对墓主入蜀之后的仕途转折原因进行推测，期望从中展现出安史之乱唐代政府在“二元政治”时期的一些特殊气象。

关键词：京兆韦氏；安史之乱；韦津；韦见素；玄宗

一、《韦津墓志》录文

《韦津墓志》（为行文简便，此后简称《墓志》）见录于《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15册，据载“石出成都北乡[1]”，墓主韦津（700-769）出身唐代京兆韦氏，而未见于史载，今对其略作考释，将碑文转录标点于下：

韦津墓志

唐故朝议郎，试太子左赞善大夫兼彭州别驾，赐绯、鱼袋，上柱国韦府君之墓志铭（并序）。

公讳津，字津，京兆杜陵人也。曾祖玄福，皇朝请大夫，兰台大夫，上柱国。祖昶，邓州内乡县令。父兀皇朝散大夫，郯王府主簿，上柱国。

公西京太庙斋郎出身，解褐宋州宁陵主簿，充海陆运判官，次任同州白水县尉，次任京兆府华原县尉，转授京兆府咸宁县尉。天宝中，非罪左迁澧州慈利县尉，量移蓬州大寅县丞属。

太上皇南巡，资授大理，俄摄监察御史，充山南采访判官，又充剑南节度判官，转大理司直，赐绯、鱼袋。又充剑南东川节度判官，转迁太子左赞善大夫兼彭州别驾，俄摄监察御史，充山南采访知转运东川军粮。

公器盖傀伟，学通，立行可模，置言成范，英华外发，清白内凝，孝始人伦，忠为令德，于此，靡不兼综者欤。

公昔年以才见进，位列神州，俄遇佞臣，放徼。

朝廷称叹，钳口敢议于当时；忠耿敏伤，指鹿惑乱于往岁。

公惨惨不悦，顾影悄然，茕茕异乡，望闾井而兴叹。时属国步未泰，王途多艰，荏苒巴{，凡廿霜矣。维大历四年八月二日丁酉寝疾薨于成都府华阳县私第，春秋六十有九。以其月廿五日权葬于华阳县升迁乡之原。夫人京兆杜氏，先葬于权厝在今墓东北壹拾贰步。有子壹人，山甫都水使者。女壹人，适彭城刘协庭宇。飒然孤幼，如宾大临，泣血哀恸。路人痛灵榇寄于殊方，悲幽魂迷于故里。呜呼！上天何不仁也！

其铭曰：“言行成矩，举措合礼。诗躬六义，墨妙八体。与毋笃信，家孝悌。见危必持，临难能济。昌德俄倾，盛才代谢。白驹永暮，玄官长夜。五服轸恸，六姻噫。修奠祭，争攀神驾。棠阴倏度，芳猷匪秀。志莫从，宿心不就。积善何凭，崇德靡v。彼苍者天，冥冥孰究。”

二、碑文考校

《墓志》云：“唐故朝议郎，试太子左赞善大夫兼彭州别驾，赐绯、鱼袋，上柱国韦府君……”其中“朝议郎”属唐代文散官，据《唐代文散官阶品表》[2]查知，朝议郎属于正六品上，说明墓主韦津的散品为正六品上。而“太子左赞善大夫”本为正五品上[3]，但其官衔前加有“试”字，即为试官。在唐代试官分为两种，第一种为试任其职，即“试者，未为正命”[4]；而另外一种则仅为虚衔，出现于外官带职的试官，故唐代陆贽有云：“试官虚名，无损于事。[5]”，考虑到韦津身处蜀地，且兼外职，此应属虚衔。其后“兼彭州别驾”为实职，在唐代，别驾被称为州官中的上佐，皆为五品，是州刺史佐贰官，职责是“纪纲众务，通判列曹，岁终则更入奏计。”而实际上这种闲差常是安置一些需要优待的人。陈茂同在《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中即指出：“一般情况下，上佐并无具体职任，因其品高俸厚，又不亲实务，故多用以优待宗室或安置闲散官员等，所以白居易称这类官为‘送老官’。[6]”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韦津其人所任官职皆无实务可为，但品阶与待遇却十分优厚。

在官职之后，还有“赐绯、鱼袋，上柱国”，这里的“绯、鱼袋”指的是墓主章服品阶。据《新唐书・志第十四・车服》记载，服绯、配鱼袋应当是五品官待遇，而据《墓志》记载，韦津散官品阶应在正六品上，并未达到条件。因此所谓“赐绯、鱼袋”是表示此人享受五品待遇，服绯。鱼袋，是说唐代官员拥有一个象征身份的鱼符，以袋盛之，谓之鱼袋。依此，韦津以朝议郎的身份也可以享受五品官的待遇。

最后“上柱国”是墓主的勋。由于勋官在唐初与散官名称相同，渐至错乱，故至高宗咸亨五年（674）时加以厘革，定为十二转，以转数多少为高低。[7]其中上柱国为十二转，即勋官的最高级别，而墓主韦津作为一名闲散文官，却获得了最高勋官上柱国，可见勋官滥授极为严重，这必有缘由。陈苏镇先生在其论文《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中指出：“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明确宣布以文、武散官为‘本品’，勋官终于失去了‘本阶’的资格。由此，散官日趋贵重，勋官日益轻贱。[8]”这同时也和社会发展趋势分不开，在士大夫阶层为主流的唐代社会，代表武功的勋官很难维持其崇高地位。韦津无疑正在“文臣上柱国”之列，由此可印证当时勋官轻贱的社会现象。

据《墓志》，韦津出身西京太庙斋郎。唐代恩荫入仕方面，斋郎出身是一种主要手段。《墓志》记载韦津的父亲韦毓侔荨盎食散大夫、郯王府主簿”，散品为从五品下，韦津即依定制被选为太庙斋郎。其后解褐为宋州宁陵主簿。唐制，县主簿皆为从九品上，是门荫和流外入官的常见官职。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其地在今河南省商丘市。

此后韦津的仕途一直比较平缓，在京兆府周边的县充任县尉。直到天宝年间，他的人生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转折。“天宝中，非罪左迁澧州慈利县尉。”碑文中的“非罪”应有两种释义：一为强加之罪，二为无罪。考虑到下文中提到“公昔年以才见进，位列神州，俄遇佞臣，放徼。”应取第一种释义更为妥帖。碑文中的“徼”意为边远之地。澧州慈利县，即今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

此后墓主又“量移蓬州大寅县丞属”，所谓“量移”是指官员被贬谪远方后，迁回距京城较近的地区。蓬州大寅县即今四川仪陇县大寅镇，相较于慈利县，距长安较近。在唐代，量移有较为完善的制度，前贤对此进行过专门论述，如张云艳在《唐代量移制度考述》中谈到：“……一般情况下，左降官要想得到或内迁、或升调、或转任的量移，必须经过五考，即五考满才行……其次，左降官遇赦可以量移……再次，朝廷下令准许左降官提前量移。[9]”也就是说，常规下左降官必须在贬所任职满五考，而此次迁调原因却无记载，可以初步猜测并非获恩赦或特令。从时间上看，此次迁调在天宝年间，并在“太上皇南巡”之前，也即天宝元年至十四年间。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载，这十四年间共有六次“大赦天下”。[10]皆无“左降官量移近处”的记载，而此前玄宗在开元间的两次大赦中都特意记载了此令，故本次量移是获恩赦的可能性不大。这应该是一次依照制度参与考课后获得的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