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蜜蜂”谭进的摄影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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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号的由来

熟悉谭进的人都知道他绰号“小蜜蜂”，这名儿究竟是谁起的已经无从考证。

“9号楼”是新华社的内部招待所，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来自天南海北的国内分社记者到总社来，都聚住此地。在发稿技术手段还不那么先进的年代，对一些时效性不很强又比较重要的稿件，分社记者会亲自送到总社，一可以节省邮寄时间，二可以当面和编辑沟通交流、讨论改进方式。

摄影记者出差都带着相机，一般不与陌生人合住。而摄影记者又喜欢扎堆，在总社遇见熟悉的同行，大都愿意合住。一位记者曾和我讲过他和谭进“同居”的经历：1996年他来总社，在9号楼登记入住时，听服务员说浙江分社谭进刚住进来，房间还有一个床位，他同意合住。登记完上楼打开房门，见谭进正在摆弄相机。一眼望去，两张单人床、一张桌子还有窗台上，都码着一排排的照片。谭进见有熟人来了，兴奋起来，大嗓门喊道：“怎么是你！什么时间到的？快进来快进来，看看我的照片！把你认为好的挑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里，谭进从早到晚没事就扎进照片堆里，所言除了照片还是照片，有空还把相机、镜头逐个拿出来反复擦试。他带来了好几组照片，因为一个专题不能发太多张照片，拿掉哪张都像割他的肉，谭进为此大伤脑筋，反复挑选、组合，还要不断请同行提供意见。这可把和他“同居”的人给折磨坏了：晚上人家刚打开电视，他就给关上，要跟你说照片，说选题……

谭进心无旁骛，一心想着发稿、成天念叨照片，活像只嗡嗡叫的“小蜜蜂”，估计他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吧！

大学生 发烧友

谭进个头不高、嗓门很大。他1960年出生在杭州，父母都是浙江大学化工系老师。初中时他数理化非常好，还喜欢美术，经常为学校出黑板报。1976年他中学毕业，当时杭州还实行上山下乡政策，如果一家两个孩子，就要一个下乡、一个留城市。谭进兄弟俩，他哥哥下乡了，他16岁初中毕业后，就待业在城里找工作。1978年谭进参加高考，侥幸上了录取分数线，但他坚信自己还能考得更好，就放弃了填报志愿，在1980年以高分考入广州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系自动控制专业。受“”影响，社会上流行“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但是，他不愿意在父母身边读书，就报考了广州华南理工大学，那也是他妈妈的母校。

广州是个开放比较早的城市。大学二年级时，班里有同学有照相机了，从小喜欢美术的谭进开始向同学借海鸥S205相机玩，没想到一玩就成了摄影发烧友，作品不断出现在校园橱窗里。

1984年大学毕业，谭进被分到杭州自动化研究所，而他对研发的兴趣越来越小，对摄影却持续升温，高烧不退。第二年他的摄影作品《夏天的经历》、《生命与瞬间》同时获得全省影展资格，谭进也被吸收到浙江省摄影家协会。

1987年，经浙江省摄影家协会推荐，谭进调入浙江画报社任摄影记者。在画报社工作期间，他主攻贴近百姓生活的纪实摄影专题，并为自己的照片稿配写文字稿。他注意人际沟通，尊重采访对象，拍摄专题时一般都尽可能等旁人熟悉并接受自己后再正式开拍，这样交朋友式的采访往往使他的照片具有浓郁的人情味和现场感。谭进说自己是“低姿态采访、高标准发稿”，这种当时养成的工作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在画报社，谭进首推《浙江现代文化名人》专栏，拍摄了艾青、常书鸿、沙孟海、苏步青、谈家祯和谢晋等20多位大师的珍贵影像。不久后，他的作品获国家级影展资格，谭进也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

1992年11月，经新华社浙江分社老摄影记者卢鸣、蔡志培介绍，他以一大摞在画报上发表的专题稿作为业务档案，通过了浙江分社和总社摄影部的审核，调入分社任摄影记者。

对摄影有使不完的劲

成了新华社记者，谭进感觉有做不完的稿子、使不完的劲，不到三年就几乎跑遍了浙江大地。

90年代中，我曾和谭进一同到横店的影视基地采访，目睹了他的采访作风。

谭进是一个慢节奏的人，到一个地方住下来，嘴里说着“这个地方不错吧，环境好，我们慢慢来”，然后就开始找人聊天，天南海北，看似不着边际地聊，实际是在找线索，找关系。和谭进交谈有时很“费劲”，他的语速快，嗓门大，不论采访对象是谁，他似乎都能很快进入状态，刨根问底。

进分社不久，针对浙江经济发展大省的特点，谭进关注经济大潮中的浙江人，完成的《温州丽人多老板》（1993）、《鱼米之乡新粮王》（1998）、《留日硕士归国种瓜菜》（1998）等专题，因选题新颖、形象生动而被海外报纸以整版画刊采用，深得摄影部编辑好评。他也很快成为摄影部拍对外专题的“铁杆”人物，编辑们有了新的选题，都纷纷找他“干活儿”。

从此他经常与摄影部对外组的编辑隔空大谈稿件，电话一旦打通很久都不挂，这位全力投入摄影报道但又成天嗡嗡叫个没完的“小蜜蜂”，让大家又是欢喜又是烦恼。

1996年他通过横店影视城的关系，跟随谢晋的摄制组采访了《鸦片战争》、《定海保卫战》；1998年11月他去采访《荆轲刺秦王》的拍摄，当时剧组一般不欢迎摄影记者，谭进开始只是离得远远地拍摄，人家开工他也开拍，甚至和剧组一起吃盒饭。后来导演陈凯歌听说他是新华社记者，看他拍的照片挺专业，人也低调，就默许了。时间长了，谭进和陈凯歌、张丰毅混熟了，陈凯歌就将他的军，说如果是朋友，春节就留在剧组里。谭进真就与剧组一起过了个春节。

像《荆轲刺秦王》一样，《鸦片战争》也是那个年代的大片。当时新华社记者对娱乐圈不太关注，甚至一些记者对演艺圈新闻不屑一顾，而谭进认为，在香港回归前，拍摄鸦片战争题材的电影，导演又是赫赫有名的谢晋，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也是90年代中，谭进的摄影报道进入高峰期：1996年他是新华社国内分社摄影记者发稿总量第一名，1998年是新华社国内分社摄影记者摄影部部级好稿量第一名，并在1998至2001年连续4年被摄影部评为“优秀摄影记者”或“国内新闻摄影报道先进个人”。当时分社领导很重视他，他也感觉自己为分社争了面子。

而为了这些，谭进每年在家的时间屈指可数，曾经连续三个年三十都没有和家人团圆。他的家人说，他每次出差十天半个月，回来都是疲惫不堪，一堆的脏衣服；这个人工作之余除了读书看报，就没有其他爱好，不唱歌、不蹦迪、更不管家。摄影就是他的全部！

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深夜，他家进了小偷，家人被吓得要命，事后要他要装防盗窗，他却说：“小偷已经来过了，以后就不会再来了！”

探索深度摄影报道

进入新华社近20年，谭进一直投入大量精力从事专题摄影报道，并努力探索如何将这种容易流于表面化的新闻组照拍成具有一定思想内涵的摄影深度报道。但他说，直到 1998年4月下旬，完成摄影专题――《古祠堂里的民主选举》时（后获1998年中国新闻奖），他才对摄影深度报道有了更深的认识。

1998年暮春时节，谭进到浙江西部的衢县采访当地村委会的换届选举。此前，他对农村选举一无所知。新华社摄影部对外组图片编辑在电话中说：“你要拍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民主选举的全过程。”

来到衢县，全县农村的选举工作已在当地几百个村庄全面铺开。历时半个多月的农村选举要经过宣传发动、选民登记、推荐候选人、投票选举、公布选举结果、培训新班子等环节，程序性极强。

当时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报道说：“中国有这样一种民主，是许多西方人根本想不到的。”那么，如何将西方人无法想象的民主形式拍得具象生动、深入浅出？谭进苦苦思考着，无意中从《衢县地方志》里看到一段关于当地畲族情况的记载，不禁回忆起自己前些年采访浙闽边界一带畲族村落的印象――偏远山区，农耕人家，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由此他想到畲乡的民主选举会更有特点，就与县民政局的同志商量去几个畲族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