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性角色的分化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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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童年印象”被置于《素年锦时》首中之首的重要位置，得到了作者的主动放大与着重突显，这是安妮以往作品从未有过的现象。对作者而言，是长久漂泊中的深情回望与细腻关照，对其笔下的小说人物而言，是潜藏于激越“兽性”之下的明慧“神性”。“童年印象”最终使人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去认知自我和生活的破碎与阴暗面，从而获得心灵与精神的圆满回转。

关键词： 童年印象；地位；意义

中图分类号： J90-02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2）03-053-04

前工业化时代， 夫妻在家庭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密切合作， 丈夫的经济优势并不能全盘抹煞妻子的经济贡献； 她不仅本身就是劳力资源， 而且还能为家庭提供新的劳动力。工业革命摧毁了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庭经济制度， 家庭成员被卷进新的经济体制中，成为雇佣劳动者。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

一、角色的分离

伴随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分离以及夫妇式家庭的独立， 是家庭内部的角色分化。对男子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进入广阔的职业市场， 对妇女来说却意味着她们日益束缚在家庭和私人空间里。结构功能主义试图从理论上论证这一角色分化的合理性， 他们假定，在工业化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内部， 为了维持家庭制度的最佳功能， 就必须在丈夫和妻子之间进行劳动分工。其代表人物帕森斯把家庭看成一个由其成员合作性互动和相互依赖而维系在一起的社会系统，家庭结构中的角色扮演呈现出互补的特点： 丈夫的工具性角色倾向于维持家庭系统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注重教育的、职业的和政治的外部行动， 为家庭提供物质生活保障； 妻子的表意性角色在于维护家庭内部的关系和行动， 如抚养子女、情感支持、培养家庭成员的等。角色分化理论隐含的一个前提是本质主义的性别观， 即认为男女两性的气质、特征是由生理决定的： 前者是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于攻击性的、独立的、擅长抽象分析的； 而后者是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但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把这种两分法称为“两分监狱”，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通过对南太平洋三个相距不过百公里、但性别角色规范完全不一样的部落的考察证实： “所谓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并不依赖于生物学的差异， 相反， 它是特定社会文化条件的反映。”[1]

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中， 家庭中的角色整合是社会中各种角色整合的基础， 因而家庭中的性别分工也是社会大系统实现均衡的基础。但他们没有意识到， 夫妇式家庭内部性别角色分化所造成的紧张和冲突， 对家庭成员的消极影响要比他们想象的严重的多。因此， 它支撑整个社会系统的承受能力值得怀疑。这是因为， 公共与私人领域的角色分化是支配男女婚姻角色表现的重要因素， 它直接关系到家庭内部的决定权、特权、尊重及依从模式。公共活动领域基本上有男子垄断， 他们自由地通过参加劳动、政治和文化教育活动而与外界建立起广泛的社会联系。社会制度对男子的活动和角色赋予了权利和价值， 他们因而享有崇高的威望。相反， 已婚妇女外出工作则被看作“不幸和耻辱”， 料理家务日益成为她们唯一的本职工作。由于妇女的家务性劳动没有经济价值的转换， 所以她们缺少权威和权力可以依托的基础。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可以看作是她们低廉的经济价值的必然结果。作为唯一的挣钱养家者， 丈夫因承担工具性角色获得了“一家之主”的地位， 从而保证了自己在支配家庭资源方面的优先权， 妇女只能作为男人的附庸而生活， 婚姻家庭中由此盛行着丈夫对妻子“合法的奴役”现象。波伏娃认为， 正是依附婚姻促使男人成为任性的“帝国主义者”。

在支配的诱惑下， 丈夫扮演着主人发号施令， 他在工作上积淀下来的所有怨气和伤害全都由于他在家对妻子的作威作福而得到清算， 妻子一方任何独立的蛛丝马迹对他都意味一种反叛。家庭与社区的分离进一步加剧了夫妇式家庭内部的张力与危机。在新的工业化都市社会出现后， 高度社区参与的公共家庭制度逐渐演变为比较封闭的私有家庭制度。家庭与社区的隔阂本应该通过家庭成员更加亲密的情感关系来加以补偿， 但不幸的是，许多丈夫为养家糊口疲于奔命， 几乎完全与家庭日常活动相脱离。他们不但没有给妻子和孩子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 而且也没有满足他们的情感需要， 遭受家庭忽视甚至摧残的现象比比皆是。家庭私有化不但导致社区对家庭成员援助的减少， 而且削弱了社区对家庭成员行为的社会控制。出于对家庭隐私权的尊重， 即使家庭成为一个为其成员提供情感满足的温馨场所， 也在客观上起了保护家庭暴力的消极作用。“在单门独户的家庭里， 没有众目睽睽的监视， 正好作为暴戾的家庭成员的用武之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结婚证明书被称为“施暴许可证”。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分离与夫妇式家庭所倡导的夫妻间和睦相处的目标是相抵触的； 换言之， 女性的依赖与夫妇关系的融洽是背道而驰的。夫妇式家庭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二、职业蓄水池

从理论上看， 人的社会地位首先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家庭主妇的角色是一种异化， “要彻底解放妇女， 要使他们同男子真正平等， 就必须有公共经济， 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 这样， 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同等地位。”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医疗卫生等领域的进步， 人们不再只是根据母亲和妻子角色来定义妇女； 妇女平均寿命的增加以及生育职能的弱化， 生儿育女不再成为她们历时最长的沉重负担； 家务劳动的自动化、社会化以及在夫妻间的合理分配， 降低了全日制家务劳动的必要性， 她们因此可以比较自由地在经济领域中寻求新的角色； 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妇女运动带来的观念的变化。以及工业社会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等， 也都为妇女的就业创造了条件。20世纪 80 年代， 西方发达国家妇女就业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重达到 40% 以上。

1996 年， 中国女职工在职工中的比例已达 38. 7% ，妇女劳动在国民经济中的覆盖面达到了 100% 。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承认妇女享有与男子相等的一切权利， 但妇女在工作领域中与男子的完全平等并没有如期而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远低于男性， 在招募、配置、升迁、训练、福利措施等工作条件上， 女性与男性相比受到明显的差别待遇。而且， 女性的工作与传统的女性性别角色有明显的联系， 她们多集中在食品加工、服装制造、儿童保育、清洁服务等粗放型经营和低技术构成的职业中，而身居领导、管理和行政高位上的女性却为数不多。1990 年， 即使在以偏见与传统观念较少、冒险精神较强的英国广告界， 虽然女性就业的人数占了总就业人数的一半， 但她们在各个董事会中占的席位只有 14% ， 与此相对的是各公司的秘书和接待人员几乎清一色是女性。由于妇女从事的大多是声望和收入都比较低的职业， 她们并不能彻底摆脱经济压迫而取得真正的独立。只要丈夫仍保留着对家庭的绝对经济责任， 平等就只能是一种错觉， 是他在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和收入多少决定他们的居住方式、生活水准、生活节奏、交往范围等。基本的不平等仍然在于这一事实； 丈夫通过工作获得了具体的自我实现， 而自由对于妻子依旧只有消极的一面。

有关男女平等的法律和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还经常不得不向经济需要、人口现实作出让步， 妇女就业还是失业、投身于经济活动还是被闲置也因此具有了很大的波动性， 妇女劳动实际上成为“职业蓄水池”。在经济膨胀时蓄水流出， “妇女重回社会”， 与产业结合； 当经济疲软时蓄水回流“妇女回家去”， 以减轻劳动力市场压力， 保证男性的优先就业。

就中国现实而立， 女性失业率大大高于男性。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 女性职工本来只 占整个 工业 人口的39% ， 但是近年来下岗职工中女性占了 60% 左右，而且下岗女工再就业更难。妇女回家并不能真正消除经济危机和解决社会问题， 反而牺牲了她们的自我发展， 导致女性情绪的悲观和健康的受损。女性就业的艰难和被动表明， 传统的父权思想和性别角色观念并没有绝迹， 它们仍然在流动。两性之间的生物学差异确实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由于女性承担生育子女的责任， 不仅一定程度上对就业和工作会产生不利影响， 而且因生育费用和产假福利等可能增加雇佣者支付的工资成本， 因此企业在追求利润和效率优先的目标约束下， 容易产生带有性别歧视的用人策略。“母亲角色”使妇女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 “快速轨道”还是“妈妈轨道”？前者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以获得快速的晋升资格； 但由于幼托中心18的不规范或开销巨大， 许多妇女只能选择后者， 放弃工作。

三、政治玻璃顶

政治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领域， 它直接关系到人们利益的分配和调整。在夫权纬度的社会里， 政治、立法的权柄一直由男性掌握， 女性则被排斥在权力主体、权力话语之外， 只得服从男权的统治。诚然， 鉴于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 妇女多在法律上享有了政治权利。然而一个阻止妇女晋升政治高层级别的无形界限即“玻璃顶”仍然存在， 政治最高层中有一种任人唯性的倾向。据联合国各国议会联盟统计， 截止到 1997 年 6 月， 在 169 个国家 32831名众议院议员中， 女性有 3956 人， 占总数的 12% ；在 58个国家的 5662名参议院议员中， 女性只有 556人， 占总数的 9. 8% 。参众两院共有女议员 4512 人，占总数的 11. 7% 。

对妇女的政治歧视， 就社会而言是人力资源的浪费， 对妇女自身来说则是其解放的羁绊。推进妇女的政治参与面临多重困难， 其中文化的制约是无形的， 也是最难超越的。自文明史以来，参政谋权是男人的专利， 政治让女人走开， 于是就有了“女人祸国论”的种种故事和论调。要打破政治的“门户之见”， 首先， 要肃清父权制的遗风， 革除保守的文化习俗， 承认女人是和男人一样的权力主体， 有和男人一样的参政议政的能力， 妇女政治权利的发展是整个人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 女性要自己解放自己， 摈弃“政治等于玩权弄术、尔虞我诈”的传统看法， 树立现代政治权利观， 并培养起在男性社会中竞争的自信。尽管现在女性进入主流社会虽然还屡遭排跻， 尤其在挤身政治权力部门方面还暂时无法与男性相比， 但她们已开始在社会边缘构筑了另一个世界。例如发展自己的社团和组织， 在政治参与方面正日益显示出自己的存在； 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上述诸因素的作用， 会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到政治活动中来。在丹麦、芬兰、冰岛等国家， 妇女在国家议员中已占到了 32% 到 40% 之间； 特别是在挪威， 妇女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 她们几乎拥有内阁和国会中的一半席位。这既是妇女自我价值的实现， 也能促进人类共同的福祉。

妇女的发展对男性是有益无害的， 它将从根本上消除性别文化给男性带来的某些重负。男性曾是历史的获益者， 但他们对社会的垄断是以健康和生命为代价的。在本世纪初， 女性的期望寿命开始逆转， 1920 年较男性长一年， 而今天这个差距扩大到了7—8年。女性寿命的优势， 除了生物学上的原因，还在于高度竞争的现代社会里的男子过多地吞食了男权制度的后果。男强女弱的男权制度既使女人难以真正独立自主， 亦令男性终身束缚于大男人英雄

形象， 背负太多的包袱和枷锁； 事业成就、社会地位及表现等一切方面均强劲无比的渴望压迫得他们喘不过气。所以， 女性对男性社会领地的进入、女性社会地位的复归， 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男性的解放，而不仅仅是“权力的剥夺”。

四、自立的拐杖

根据资源理论， 男女双方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决策权力的大小、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多少， 与双方所占有的资源多少有关。历史上， 男性的优势就其文化根源而言， 起源于女子受教育权利的被剥夺， 学校教育是男性的特权。教育的不平等意味着知识和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平等， 由此带来整个社会公共与私人领域的不平等。今天， 教育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男性， 且层次越高， 差距越大。1990 年全国妇联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显示： 中国城镇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 7 年，比男性低 1. 5 年； 农村女性平为 4. 0年， 比男性低2. 0 年。就普通教育而言， 女性不仅存在普及的必要， 而且教育的内容也有待改进。小学生教材的人物选择上男性数百人， 女性寥寥无几； 模式上男性以英雄人物为主， 女性则以慈祥老大妈代之。由于男女不能在同一基础上承担起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责任， 孩子们自然会认为这是一个男性为大的世界； 老师也有意无意地培养男孩的独立意识和创造意识， 培养女孩的则是服从意识和听话意识。这无疑是通过正规教育强化传统的泾渭分明的性别角色意识， 显然不利于个人人格的全面发展。高等教育具有更强的专业或职业性质， 而这种专业训练对于妇女在现代社会中工作是一种必要条件。一般来说， 妇女接受教育程度愈高， 就业的可能性就愈大， 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能力也就愈大， 经济地位也就愈高； 反之， 就只能在性别樊篱所制约的分工限度内从事传统的“女性”行业， 投入较多体力、精力， 获得较低的工资和职业19保障。随着高科技革命的深入， 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行业的科技含量、文化含量都将日渐提高， 寻求高学历人才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因此高等教育对妇女地位的提高将具有无限广泛的普遍意义。

现代社会的政治参与也需要妇女接受较高水平的教育。要同男子一起竞争从而突破“玻璃顶篷”， 妇女必须显示出她们拥有与男子相同、甚至比男子更高的素养， 而素养来自教育。教育程度有限的妇女，其参政议政能力显然会受到极大的制约或削弱， 也就难以获得较高的政治荣誉、政治地位和社会承认，从而成为无足轻重的人。由此可见， 只有良好的教育才能为妇女自立、自强、进而在社会和家庭中获得平等地位创造条件。没有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家庭生活中日显其重要作用， 那么既不可能有整个社会表达上对妇女的认可， 更不可能有文化及心理层面上对妇女偏见的最终消除， 也不可能有妇女自身真正的自信、自尊。“自立的拐杖是教育”， 在今天以及未来， 尤其高等教育是妇女解放、做到同男子平等的终极性和实质性的工具。

【参考文献】

[1]（美）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M].宋践，李茹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1988.

[2]（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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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文森特·帕里罗.当代社会问题[M].周兵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

[6]谭琳，陈卫民.女性与家庭[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2001.

[7]鲁洁.妇女地位的提高与中国高等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1995，（4）.

（摘自《青海社会科学》2002年第 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