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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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放到一个更大的跨国经验的范围里面，你会发现中国的增长模式并不太糟糕，并不特殊，具有大多数成功经济体的正常表现。
最近，我在国外和国内的相关研讨会议上，多次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做辩护，尽管在有些细节观点上做了部分修正，但直到现在，从总体上说，我的看法还是没有改变。
首先，当我们在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时，有必要把中国放到更大的经验范围里面去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对不对？有什么问题？不仅要看我们自己认为这个增长带来什么问题，更重要的一个角度是，与其他曾经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相比，我们看看我们在一些方面是不是比它们更过分。需要着重注意两个特点的比较，一个是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比较高，另一个是工业增加值在GDP当中的占比，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在GDP当中相对的比重。这两个特点基本上可以涵盖我们目前理解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
当前，很多人包括众多媒体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GDP的分配里面，好像消费的占比是有所下降，这是很多人关心的，对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我要为中国的增长模式辩护？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怎么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这个问题在1994年后始终引起国际上经济学家的关注，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真实？有没有增长这样快？这个实质意义上的增长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延伸到增长的持续性的问题。第二，我们对这个增长模式的批评所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不是可靠？有没有统计的基础？这个统计有没有问题？第三，很多人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快会发现里面有许多的指标，这些指标非常独特，可是如果你要是把中国经济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里面去看，你会发现如果中国经济如此独特的话，这个经济基本上是不可能持续到今天的。所以，一个问题必然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多大程度上是与众不同的、是独特的？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困惑源自统计数据落后
现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批评有许多，比如大家都会批评我们经济增长中的资本积累的特征，大家认为这是不可靠的增长的源泉。还有，很多人批评我们投资过多、消费占比过小、过度出口和外部不平衡、贸易条件恶劣等。
我想，看经济增长模式，首先要碰到统计的问题。前不久，世界银行有两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假如经济改革快于统计改革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在统计上，中国经济往往会显示出很多与众不同的特征或者困惑，其实很多困惑很大程度上导源于统计的落后。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中国生产几乎所有的东西，但是不生产数据。意思就是说，我们数据上有很大的问题。用这些数据我们做研究就可能导致我们发现很多中国独特的现象。我想，我们可能在统计投资的口径上有很大的问题。如果你看西方很多国家关于资本、关于投资的数据就明白，资本都是用微观的资本支出、设备投资的支出来核算的，在中国总是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样的概念，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内容，这些内容在多大程度上跟我们所需要的固定资本的投资是有关系的？里面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我记得2005年、2006年经济过热的时候，我曾经到江苏两个城市调查，市长告诉我，其实在固定资产统计上有很多的水分，尤其是涉及到房地产部分的投资水分非常大。他们感觉，那时候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应该没有那么快，但是我们统计报表上反应是40％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还有，是投资价格指数的问题，以及我们现在消费价格指数的横向对比，这样的问题其中没有解决。中国的CPI始终是用时间序列，比如我们不知道贵州消费品的价格和上海消费品之间价格的区别，这就涉及到你怎样用价格指数的问题。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国的投资太多了，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本很低的国家，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源泉，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有没有恶化的趋势？中国实际的增量资本产出比有没有显著的上升？
摩根史丹利的罗奇说过，中国GDP增长的一个最大矛盾是，固定资产投资占了GDP的50％，并且以30％的速度在增长。为什么中国的GDP增长在过去10年没有高于10％的增长率？两个可能的答案：数据错了；或者增长得太糟糕了。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答案？
我认为问题主要可能是在投资的数据上。
中国宏观数据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高估投资、低估消费，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居民住房私有化在统计上总是把居民购房支出简单地算为投资而不是消费，因为90年代才出现住房私有化的现象，大多数的老百姓购房了，这必然影响投资和消费的区别。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简单地给出答案，我们应该做更多的研究，至少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到底中国的投资是不是太多？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资本劳动比例总体还是非常低的。不少研究者也发现，中国需要更多的投资，如果真的要赶上发达国家的人均所得的话。
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源泉
关于投资回报的问题，2005年世界银行有一份报告，专门估算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我的看法，如果把中国放到更多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中间，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是非常好的，而且没有持续恶化的现象。中国经济整体的资本回报，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是非常不错的。如果用各个省的数据估算，中国的投资回报在各个省之间的差距是在逐步缩小的。大家都谈论中国的地区之间有差距，但我们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差距是在缩小的、有收敛。
再者，很多研究都显示，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们有很多的证据，生产率增长是非常重要的，生产率增长的持续性本身决定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像菲律宾和斯里兰卡，是上世纪60年代人均增长很大的国家，现在却已经被“亚洲四小龙”远远甩在后面。研究表明，菲律宾、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后来的增长之所以停下来，和它们的民生政策有关，后来过早走向民生。
最近，我们用行业数据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显示，从1982年开始，尽管有些受到商业周期的影响，但是，我们把中国和“亚洲四小龙”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中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好于“亚洲四小龙”。
另外，如果你把企业盈利的贡献因子做分解，即使原材料价格在上升，但是中国单位劳动的成本是在下降，单位劳动成本就是其用工的成本，工资被产出去除，就是每小时的工资被每小时的产出去除，这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我的劳动成本在上升，但生产力增长更快，我仍然是有竞争力的。中国在这方面，我们大概企业的情况是明显表现出单位劳动成本下降的趋势。如果把我们的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因子拆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始终是第一位的。
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我们的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始终是我们经济增长里面的一个源泉，中国经济不仅总量在提高，而且结构也在不断地调整。中国是大国，也是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之间始终存在差距的国家，这些差距导致我们要素的配置，无论是资金、劳动力，始终在朝着市场定的方向不断地改善配置的效率。这一点，我想我们在研究、观察经济增长模式的时候要始终牢记，结构是否在变化？事实上，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已经成为中国生产率改善的重要源泉，有1/3是来自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再比如我们看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城乡之间、所有制之间都有非常持续地要素配置的改进，农村就业人口的变化，其中潜力仍然很大，如果和东亚经济相比，中国的农业人口要转移出来的规模还是很大的，我们相对的比重可能还会进一步持续地降低，这都是需要我们依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解决就业结构的矛盾。关于出口，我不同意把中国简单定为一个重商主义的经济，我觉得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的关系在中国是双向的。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来讲，中国很多方面按照可比较的指标，把中国和东南亚很多经济放在一起，中国很多指标上都不是很特殊。中国外资规模达到了7800亿美元，平均分摊到每个人头上还是一个正常的状况。中国有这么大的出口规模。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能简单地看总量，必须要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当中比较，中国要与其他的发展中经济、转型经济做对比，最重要的是我们选择一个怎样的度量指标。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成功经济体共性表现
我的结论非常简单，我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看法其实是很乐观的，并没有那么悲观。存在这些批评，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做得太好了，中国人比较谦虚，所以更多地去批评它，只是希望我们做得再好一些。事实上，如果你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放到一个更大的跨国经验的范围里面，你会发现中国的增长模式并不太糟糕，并不特殊。1994年以后中国的增长非常重要，才彻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面貌。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可靠的，稳健的，有激励基础的。中国促进经济增长的体制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较少受到保守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中国在1994年之后形成的增长模式包容了市场经济和东亚经济的增长的优点；基本避免了“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的陷阱；中国参与了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分享了国际贸易的好处；在很多方面中国不是一个在增长和发展方面特别独特的经济，具有大多数成功经济体的正常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