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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尽头是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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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吉他艺术家,1975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出生。

早期喜欢画画,还喜欢研究矿物、水晶和俄州化石;15岁时对音乐最感兴趣。

1993年高中毕业,用美术奖学金支付大学学费,却决定修哲学专业,并且开始投入地跟钢琴大师理查德・罗佩滋学钢琴。

叛逆的他成绩相当完美,但以为教授总是不讲理,就辍学,开始从事古典吉他演奏和教学,并自学汉语。

1999年到北京旅游,就此决定在中国定居。

2000年在南京定居,最喜欢教授古典吉他,欢迎拜访他的网页:。

这条沙砾和泥土做的车道,大概有一里长。有些地方树枝在头顶搭起穹窿,把路抱住,每棵树都有一种怀念的样子,树枝们好像在试图把过往的回忆取回到自己怀里。一片深蓝的天被它们无数的希望几乎全部掩盖住,但天空中的阳光总是找得到漏洞,最终滴到了地上,使得地面参差的沙砾、杂草和泥土显得更斑驳醒目。车道两边是稠密的年轻树林,林中的蝉一直嗡嗡作响,让人感觉这片闪烁着灿烂光芒的土地有发电的能力。在哼唱的它、在赞颂碧空的它,我能听到,我们被它感染上了一张永不磨灭的笑颜。

这条路连接着我的家,是我家的一首前奏曲。我家的房子则是主旋律,很情绪化、多样化,连我多才多艺的继父巴瑞―――一位精通木工、水工、电工的天才都觉得很头疼。房子好的地方好得很,坏的地方坏得要命。记得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我和我姐姐阿米丽在广阔的、遍地是花的草地里玩耍时,巴瑞就在考虑怎么重建这套房子的二楼。当时二楼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线,只有一间屋子可以用,其它的那些满是蝙蝠和小老鼠的房间都被关闭。所以我小时候没有自己的房间,必须跟我姐姐睡一个双层床。房子的美观问题也不少:里面的地毯款式难看,墙壁的橄榄绿色还是六七十年代的样子,门前的水泥楼梯太简陋等等。但是这屋子好在它有各种式样的房间,比如我们的客厅,三棵齐齐的、粗壮的古松树紧靠着客厅的樱桃木窗子,它们仨好像泡在纯净的河流里,一层古旧的玻璃使它们呈现出一种美妙的歪曲。隔壁的房间原来是房子的门廊,没有窗户,被窗纱封闭着,到傍晚可以听到青蛙和蟋蟀的声音。那里的空气很好,都是树林呼出的香气。屋里铺了一层木头地板,所以春秋季时可以不穿鞋子进去。这个房间有个只能放一张沙发的小角落,是独自思考、弹吉他或唱歌的好地方。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的感觉就像房子变换了一种情绪,可以按你个人的感觉找个地方坐。这就是我们的时而开心,时而寂寞,时而幼稚,时而老气的房子。

刚搬进去的前几年,在那间门廊里能偶尔听到巴瑞在弹吉他、唱歌,那是他心情快乐的声音。他坐着一张从他老家运过来的沙发。巴瑞好像因为他的三个兄弟竞争过度等因素妨碍了成长,他至今还是很孩子气,他甚至只能了解小孩,跟成人的关系仍不顺利。可是因为我们小,我跟我姐姐那几年和巴瑞的关系非常好。

那些年我们家有一个很轻松友好的气氛,我妈和巴瑞没有给我们孩子类似“正在建立一个正经家庭”的感觉,我们也没有因为家庭分裂而感到什么悲痛。

我的亲生父母是1979年离婚的,可能是因为他们互相太爱,开心时觉得一切完美如梦,不开心时就如同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我亲生父母都特别敏感,命运因此决定他们俩的离异。因为我们还小,我那时才四岁,他们要决定孩子们的抚养权属于谁;如果能共同抚养,还要决定以什么方式来实施。他们同意了一个方案,但很快就发生摩擦,于是我父亲了我妈。

我妈妈为了应诉,把她身边的巴瑞先生,一个朋友和情人,拉到政府某个部门结了婚,然后找了一套破烂、便宜、但是在一个教育体系很好的区里的房子。孩子们并没有反对,没有因为这个叫巴瑞的陌生人的出现而提高什么警惕。我记得我一看见他就很喜欢,喜欢他的笑容,跟他的孩子气特别有共鸣,很喜欢跟他摔跤,还喜欢拥抱他温暖型的身体并摸一摸他蓬蓬的红色胡子。可是巴瑞的亲戚们知道的比我们多,他们因为巴瑞比较孤僻、不是很喜爱女孩子、完全不信教、不想生自己的孩子等原因,对他的婚事都异常地吃惊,诧异得呆若木鸡。巴瑞叫他们出来参加一个朴素的婚礼,结果只有七个人参加,场面轻松到有点搞笑的程度。我当时才四岁,根本没有“有人在结婚”的任何印象。在照片里我的裤子都穿反了,摆了一些可爱的姿势。我妈是听从她律师的意见而这样干的,到了法庭她很自信地宣布,我有个家。我妈妈就是那样打赢那场官司的,我们以后的日子就是在那个拼凑的家里度过的。

刚到了“新”的房子,我们这些孩子兴奋死了,在房子前面的广阔草地上乱跑一阵子,直到没劲就随便倒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哈哈大笑。草地很久没修剪,在土地那么肥沃的地方,蒲公英长得半米高,花朵大得像饼干。我们看见望不到尽头的高大蒲公英,看得心里实在太高兴了。倒在它们当中,立即开始思考: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究竟有多少个用处?第一个主意是我姐姐的,她说,“你看我怎么摘,然后看我怎么编!”于是她戴上了一个鲜艳的、金黄色的项链。我自己想了另外一个用处,我对她说,“阿米丽你看,这花不是很香吗?你可以把花朵擦在手腕下侧,皮肤就染上了漂亮的金黄色,又很香!”其实蒲公英的味道很苦,可是我们陶醉得还以为是香水。我们摘了一百朵左右,把这巨型花束拿到家里送给妈妈。我记得她很开心地接受了,这位爱养植物的妈妈把宽口花瓶拿了出来。我们还很礼貌地告诉她,“如果你还要,我们还可以帮你摘!”我根本没想到,那时我妈妈跟我爸已经办过离婚手续,已经跟巴瑞结过婚,这些事好像都在硕大的花卉中被遗忘了。

“新”房子本身是套十九世纪中叶建成的单层别墅,原来是个小家庭式的农庄。仍然没有铺柏油的车道是给马车用的,车道南边的小溪和草地中的池塘是给牛喝水的。早期住户喜欢搞装修,在这里加个房间,在那里凿个窗口。房子成了一个很不符合逻辑的形状,给人的感觉不是普通的方形建筑,而是个身子埋在地里的怪老头,大小和款式不一致的窗口如眼睛一般,有的眯着,有的睁开。前两任住户以前已经建好第二层,但是没有完成。刚搬走的人好像没能自己完成修建,也缺乏能力聘请工人来做,所以整个房子,尤其第二层,上了年纪,最后招了很多小老鼠、蝙蝠和马蜂入住。空间实在太大了,房子和车库还建了顶屋,还有一个地下室。以前的住户将这些地方塞满了东西,昔日的不少可触知的回忆就那样被遗弃。以后只要我们不讨厌老鼠粪便和浓厚的灰尘味,就可以探索这套房子的神秘历史。房子的角落有各任住户的一些遗留物,其中搀杂着很多宝贵的古董和历史文件,比如一个俄亥俄州少数民族式的摇椅,还有一本神奇迷人的相册。

相册是第一批住户的吧,他们那个年代要摆姿势摆很久才能拍出照片来,所以摄影师不允许他们笑,结果是个很沉重却空洞的表情,在现代摄影中绝对看不到。只要把这本相册握在手里,闻到那种陈旧的酸气,就会让人感觉很怪诞,更让小孩子们冒出鸡皮疙瘩来。可能是因为这些,我晚上非要开着小灯睡,让我热爱科学的姐姐很憋闷,引起了争议。我心里想,难道房子里住过那么多人却没有发生过任何恐怖的事?在我未成年的脑海中,我们白天十分快乐的家,晚上要稍微担心一下飘来的幽灵是理所当然的。

我老家在哈德逊县,是俄州历史上的第二个县镇;俄亥俄州是美国各种文化的交界处,因此哈德逊被选为美式英文的发源和发展地。那些日子里,除了健康状况欠佳的痛苦,我非常地开心。我们家很和睦,很团结,一点压力也没有,而且我每天能从巴瑞、阿米丽和妈妈那儿学到新的技能。

我们没有新鲜的牛奶,只有一间淋浴室,还要省电费,所以只好一起洗―――这让我觉得我们是个团体,但水温成了一个难题:巴瑞和我都喜欢凉一点的,阿米丽和妈妈却喜欢烫的。洗好澡巴瑞就跟我们摔跤,他说摔跤的目标是抓住对方的鼻子便说“beep”,自然他得的分最多。我妈妈怨我长得太快,她翻着已经叠好的T恤衫,自言自语地叹气,“这些你已经穿不上了,看来不到三个月就要给你买新的衣服了。”实际上她从哪里买来的二手衣服,我都不清楚。我穿每一件衣服妈妈都耐心地教我怎么自己穿上,让我担心的是最后一步,我的毛衣外套。“你想穿哪一件:雪花的、印第安人划木舟的、还是这咖啡色的?”我绷着脸说:“巴瑞今天只穿T恤,我怎么不可以?”妈妈说:“巴瑞是温暖型的,他很结实;你啊,你很小,又很瘦,要多穿点才对。”

巴瑞装修房子并不是玩儿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房子迫切需要改善,否则不能继续住下去。我妈妈开着她破旧的汽车到凯斯西储大学读化学硕士,没钱聘保姆,妈妈有时会带我去,而我这个乖孩子在课堂里就安静地坐在她的大腿上,安静地画画。

我们的家让我们与众不同,它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家庭跟别的家庭有经济差异。哈德逊县是富人之乡,在那里,被绿树包围的三四百平米大的别墅随处可见。那里的小孩都喜爱踢足球,成年人喜欢高尔夫。各户都有一条狗,每家都有两、三辆汽车。但是,那时的我还在求父母给我买辆小自行车,晚饭还要吃黄豆和米饭。我去公立学校上课,自然有同学评价我的衣服、评价我的措辞,但十岁之前我不怎么接触我的同学,也没去理睬那群有钱的同学,幸亏他们也没有来挖苦我。我记得他们的思维和我太不相似,另外,我当时非常内向;我十岁以后才开始慢慢在那里交朋友,但仍跟他们有所隔阂。我没有因为家庭条件而感到羞耻。有些朋友反而喜欢我家那么特别,那么乡村化。我们家的房子有些新,有些古老,因为一直处在发展之中。老房子的条件随着我父母职业的进展而改善,每个周末我们孩子都要搭把手,所以那套房子不少的钉子是我自己幼嫩的小手钉下的。

我妈虽然是个很认真、信科学的无神论者,她还是情不自禁地使我们家的某些东西人格化。我们每次离家旅游,她都会边按喇叭,边说:“房子再见!”其实我们对那套房子的感情都有她那么深,只是没有妈妈那么爱表达出来而已。我妈因换工作而要搬家,这件事情对她来讲实在太伤感了,所以搬家时她竟然沉默着一声不吭。我们家里人都很愿意承认我们对房子的感情。房子十四年来都在认真地装修,离开真是太可惜啊―――它现在被陌生人占领的样子和富裕人家的房子一样了吧―――倒是在它最美丽的时候,我们家抛弃了它。

人们在富起来的过程中总会发现一种原来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怀旧情愫。生活条件艰苦的时候,经常会想到某些奢侈品、某些荒唐的计划。但让人惊讶的是,自己真正有了钱以后,并不是想把纽约的某套公寓买下来,夜里听到远处的汽车偶尔地按喇叭什么的。实际上是有了条件以后竟要追求心目中的一种神秘的东西,比如一个莎士比亚年代的英式别墅。我们舒适的房子,还有它附近的葡萄树、苹果树、一个有鱼的水池,这些是我拥有过的宝贝,比什么现代化的房子都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