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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前一轴山水(外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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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汉族,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现为海南省文联主席、文联作协党组书记。主要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集《爸爸爸》、《鞋癖》、《报告政府》等,散文《世界》、《完美的假定》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与长篇笔记小说《暗示》等。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曾获中国内地、台湾、法国等多种奖项。作品有英、法、荷、意、韩、西等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

李陀、刘禾夫妇从美国回来,在清华大学主持讲习班,抽空来南方乡下走走。闲聊时,李陀说起了一个布拉格的故事。

他们当时被小偷窃了钱物,幸好把小偷抓了个正着。他们本以为人赃俱在,案子可很快了结。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一到警察局,发现那里像闹哄哄的菜市场,更是一迷宫。好容易找到了管事的警察。警察发现小偷不会说捷语,称法律对此有规定,警察无权审问,只能放人,其他事以后再说。接下来,警察放走施害者却不放走受害者,称法律对此另有规定,他们作为报案人必须留下笔录。再下来,笔录和身份验证好歹都完了,他们离开时却无法物归原主。警察说,钱物是你们的,你们有权领走,但据法律规定,警察只管抓人办案,无权退还财物――这事由另一个部门管,你们得去找他们。可怜李陀夫妇是旅游者,在布拉格停留时间有限,哪经得起菜市场里的这么多折腾?其实这事还没完。因为他们后来总算找到那个摊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方告诉他们,你们找对了地方,但你们得明白,物与钱分属不同部门管理,据法律规定,你们今天只能领走物品。至于钱,对不起,你们下一次……李陀差一点晕了过去。“你到了布拉格,就会明白卡夫卡了,就明白什么是荒诞了。”他摇着头说。

捷克是个管制苛严的国家,不幸经过历史上奥、匈、德等多个外来占领当局以后,旧法杂糅新法,法律体系变得既繁复又古怪,闹出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并不在情理之外。随便录上一二,大概都可成为卡夫卡和克里玛笔下的荒诞,或是哈谢克《好兵帅克》里的滑稽。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捷克作家不也就是实话实说吗?

我想起另一个作家阿城。阿城杂学颇丰,对国粹遗产尤多独见。他认为中国古代艺术都是集体性和宗教性的,因而也就是依赖催眠幻觉的。那时的艺术源于祭祀,艺术家源于巫师,即一些跳大神的催眠师,一些白日梦的职业高手。他们要打通人神两界,不能不采用很多催眠致幻的手段。米酒,麻叶,致幻蘑菇,一直是他们常用的药物,有点相当于现代人的――阿城曾目睹湖北乡下一些巫婆神汉,在神灵附体之前进食这些古代。这样,他们所折腾的楚文化,如果说有点胡乱摇头的味道,有些浪漫和诡谲甚至疯狂,那再自然不过。先秦时期青铜器、漆器、织品上的那些奇异纹样,还有宋代定名的饕餮纹,那些又像牛脸又像猪脸又像鳄鱼头的造型,还值得后人费解吗?它们漂浮升降,自由组合,忽而狂扭,忽而拉长,忽而炸裂,发出尖啸或雷鸣,其实都是催眠成功后的真实幻象。

在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各种古代器物上的夸张造型比比皆是。照阿城的说法,我们大可不必把它们看成什么风格追求的产物――世界各地的人们不约而同一个追求,其实也不可思议。它们不过是萨满催眠的产物,甚至不过是古代诸多“”的正常药效。与其说它们是神秘主义的,或者浪漫主义的,或者抽象主义的,或者表现主义的,或者超现实主义的(现代人喜欢制定很多主义),不如说它们更像是致幻药物发作时的视觉变形。

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古代艺术其实也就是如实写真。

我在大学里背记过一大堆文艺学概念,得知现实主义的特点是“写实白描”,而夸张、变形、奇幻、诡异一定属于其他什么主义,必是文艺家们异想天开的虚构之物。我现在相信,这些概念的制定者们一定不了解捷克警察,不了解古代巫师,同样也没有见识过我家的窗口――推开这扇窗子,一方清润的山水扑面而来,刹那间把观望者呛得有点发晕,灌得有点半醉,定有五腑六脏融化之感。清墨是最远的山,淡墨是次远的山,重墨是较近的山,浓墨和焦墨则是更近的山。它们构成了层次重叠和妖娆曲线,在即将下雨的这一刻,晕化在阴冷烟波里。天地难分,有无莫辨,浓云薄雾的汹涌和流走,形成了水墨相破之势和藏露相济之态。一行白鹭在山腰横切而过,没有留下任何声音。再往下看,一列陡岩应是画笔下的提按和顿挫。一叶扁舟,一位静静的钓翁,不知是何人轻笔点染。

这不是什么山水画,而是我家窗外的真实图景。站在这里,哪怕是一个最大的笨蛋,也该知道中国山水写意的来处。

这种山水写意的简约和奇妙曾镇住了很多画家,甚至深深吸引过西方的毕加索。它们是古代画师们天才的技术发明吗?也许是。不过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或者只说对了一小半。只有那些从未亲眼见过真山实水的理论家们,才会把这些话太当回事,并随后培养出很多刻意求奇的主义发明家。他们把艺术才子培养成一些狂徒,又是一些苦命人,老是皱着眉头,目光发呆,奇装异服,胡言乱语。如果他们无能把艺术搞得怪怪的,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搞得怪怪的;如果无能把自己的内心搞得特立独行,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的外貌搞得惊世骇俗。他们永远的焦虑,就是不知道那个救赎自己的“风格”和“主义”到底在哪里,常常在大海捞针的毕生苦刑中耗尽心血。

如果换一个角度,比如站在我家窗口来看,写意其实是平易的,简单的,朴素的,差不多就是写实,甚至是老老实实的照相。一个画家,只要他见识过中国南方的山水,尤其是见识过多云多雾的雨季山水,见识过涌入大门和停驻手中的一团团白雾,见识过挂在叶尖和绕在阶前的一缕缕暗云,不大悟于前人的笔墨(比如晕化和破墨),倒是不正常的。

最大的主义其实是诚实的主义,与放辟邪侈无缘。一切我们颇感新异的艺术样式,无论经过了多少艺术家有心营造,不论受益于多少工具发明和技术改进,就其根本而言,可能都有一个最为现实主义(如果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话)――的经验源点,只是不为后人所知罢了。

这种生长着想象的源点,隐匿在中国人不曾感受的捷克,正常人不曾体会的巫师,都市人不曾见识的乡间山水那里。如此而已。

怀旧的成本

房子已建好了,有两层楼,七八间房,一个大凉台,地处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上。由于我鞭长莫及无法经常到场监工,停停打打的施工便耗了一年多时间。房子盖成了一个红砖房,也成了我莫大遗憾。

在我的记忆中,以前这里的民宅大都是吊脚楼,依山势半坐半悬,有节地、省工、避潮等诸多好处。墙体多是石块或青砖组成,十分清润和幽凉。青砖在这里又名“烟砖”,是在柴窑里用烟“呛”出来的,永远保留青烟的颜色。可以推想,中国古代以木柴为烧砖的主要燃料,青砖便成了秦代的颜色,汉代的颜色,唐宋的颜色,明清的颜色。这种颜色甚至锁定了后人的意趣,预制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似乎只有青砖的背景之下,竹桌竹椅才是协调的,瓷壶瓷盅才是合适的,一册诗词或一部经传才有着有落,有根有底,与墙体得以神投气合。

青砖是一种建筑象形文字,是一张张古代的水墨邮票,能把七零八落的记忆不断送达今天。

大概两年多以前,老李在长途电话里告知:青砖已经烧好了,买来了,你要不要来看看?这位老李是我插队时的一个农友,受托操办我的建宜。我接到电话以后抓住一个春节假,兴冲冲飞驰湖南,前往工地看货,一看竟大失所望。他说的青砖倒是青的砖,但没有几块算得上方正,一经运输途中的碰撞,不是缺边,就是损角,成了圆乎乎的渣团。看来窑温也不到位,很多砖一捏就出粉,就算是拿来盖猪圈恐怕也不牢靠。而且砖色深浅驳杂,是杂交母猪生出了一窝五花崽――莫不是要给炮兵们盖迷彩工事?

老李看出了我的失望,惭愧自己的大意,很不好意思地说,烧制青砖的老窑都废了,熟悉老一套的窑匠死的死了,老的老了,工艺已经失传。他买的这窝五花崽,还是在邻县费尽了口舌才请窑匠特地烧出来的。

老工艺就无人传承吗?

他说,现在盖房子都用机制红砖,图的是价格便宜,质量稳定,生产速度快。红砖已经占据了全部市场,凭老工艺自然赚不到饭钱。

我说,那就退货吧。

他更急了,说退货肯定不行,因为发货时已经交了钱,人家吃到肚里的钱还肯吐出来?

建房一开局就这样砸了锅,几万块砖钱在冒牌窑匠那里打了水漂。我只得吞下这口苦水,只得权宜变通,吩咐工匠们拿这些砖去建围墙,或者铺路,或者垫沟。伪劣青砖既然成了半废物,附近有些村民也就闻风而来,偷偷搬了些去修补猪圈或者砌阶基――后来我在那里看得眼熟,只是不好说什么。

我记得城里有些人盖房倒是在采用青砖,打电话去问,才知道那已经不是什么建筑用料,而是装饰用料,撇下运输费用不说,光是砖价本身已经让人倒抽一口冷气。我这才知道,怀旧是需要成本的,一旦成本高涨,传统就成了富人的专利,比如穷人爱上了富人的红砖之时,富人倒爱上了穷人的青砖;穷人吃上富人的鱼肉之时,富人倒是点上了野菜;穷人穿上了富人的皮鞋之时,富人倒是兴冲冲盯上了布鞋……市场正在重新分配趣味与习俗,让穷人与富人在美学上交换场地。

我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过:所谓人性,既包含情感也包含欲望。情感多与过去的事物相联,欲望多与未来的事物相联,因此情感大多是守旧,欲望大多是求新。比如一个人好色贪欢,很可能在无限春色里见异思迁――这就是欲望。但一个人思念母亲,绝不会希望母亲频繁整容千变万化。即使母亲到手术台上变成个大美人,也纯属不可思义,因为那还是母亲吗?还能引起我们心中的记忆和心疼吗?――这就是情感,或者说,是人们对情感符号的恒定要求。

这个时代变化太快,无法减速和刹车的经济狂潮正铲除一切旧物,包括旧的礼仪,旧的风气,旧的衣着,旧的饮食以及旧的表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我们欲望太多而情感太少,向往太多而记忆太少,一个个都成了失去母亲的文化孤儿。

然而,人终究是人。人的情感总是要顽强复活,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冬眠的情感种子破土生长。也许,眼下都市人的某种文化怀旧之风,不过是商家敏感到了情感的商业价值,迅速接管了情感,迅速开发着情感,推动了情感的欲望化、商品化、消费化。他们不光是制造出了昂贵的青砖,而且正在推销昂贵的字画、牌匾、古玩、茶楼、四合院、明式家具等等,把文化母亲变成高价码下的古装贵妇或古装皇后,逼迫有心归家的浪子们一一买单。

对于市场中的失败者来说,这当然是双重打击:

他们不但没有实现欲望的权利,而且失去了感情记忆的权利,只能站在价格隔离线之外,无法靠近昂贵的母亲。

忆飞飞

姐夫是一个从国企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动手能力强,做鸡舍,挖粪池,打竹椅,把每件事都当军工业务定货,力求优质品率百分之百。听着满院子的鸟声,他似乎又有了一笔订单,拿来锯子、锤子以及卡尺,精心设计,紧张施工,用几块木板打造了一个尖顶鸟舍。里面铺设草须,相当于鸟类的席梦思。圆拱形门窗和门前的阶台,更有五星级宾馆气派,可供童话中王子和公主优雅出入。

我们兴冲冲将它固定在一棵大树上,一心等待粉红色童话的来临,等待一排排的鸟脑袋在窗口出现。可好几个月过去了,这鸟舍一点动静也没有。很多鸟倒是来过的,也把它打量过的。但它们东张西望,心不在焉,很快又拍打着翅膀飞去,对欧式高尚住宅不屑一顾。

我们怏怏地颇为沮丧。

一天,地坪里有一片落叶在飘动和跳动,引来狗和猫的围观和大呼小叫。我们凑上前一看,发现那不是落叶,是一只羽翼未丰的乳鸟,眼睛还不能打开,两只脚也站立不稳,嘴巴倒是奇大,以至整个脑袋就是一张嘴,一支向天空开放着的浅红色肉喇叭,等待着救命的食物。我们查看它的全身,倒没有发现什么伤――大概是被鸟它娘不小心遗落了。

妻子把猫和狗赶走以后,往它大张的嘴巴里滴了几滴水,又掰开米饭,喂入几个米粒,算是给它聊解饥渴。做完这一切,再把它装进一个纸盒,放回室外显眼的地方,希望母鸟回来时能够一眼看到它。

一天过去了,院子里的鸟叫特别多,不知在传告和争议着什么。不过鸟妈妈一直没有出现。妻子不免有些失望:“这妈妈怎么当的?胖大嫂回娘家,半路上把娃娃丢了还不知道呵?”

两天过去了,院子里的鸟叫还是特别多,不知在传告和争议着什么。不过还是没有大鸟来认领。妻子更是气愤:“怎么这样狠心呢?这样的蠢婆娘虐待未成年子女,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我说:“你是不是要到林子里去给它们读几篇《人民日报》社论?”

我们将它取名“飞飞”,取飞来之义。喂养几日以后,见它脱离了危险期,声音渐宏亮,小翅膀开始扑动,便把它送到树上的鸟舍里。那里有大鸟来往。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显著目标,引起大鸟们的注意,尽可能把消息带给它的母亲。我们希望它在同类的亲情之中,至少能少一点孤独和恐惧。

后来的事实是:它的嘤嘤叫声在树上消失了。我们以为它已经飞走,以为它已经回到母亲身边。但我们很快就发现飞飞的尸体漂浮在一个水池里。根据现场的迹象来看,它曾经想飞走,但还不太会飞,可能扑腾了两三下,最终一头栽入了水池。

它是一个日日夜夜想找回母亲的孩子。

是一个日日夜夜想进入天空的飞飞。

我后来从书上知道,动物有时也会遗弃甚至吞食自己的孩子――如果它们觉得这是淘汰弱小的必要,是保证种群强旺生命力的需要。根据这个说法,我不能不设想飞飞的另一种死因:它不是自己落入水池的,恰恰是被它母亲发现以后,被母亲有意投入水中的。这个病弱的小家伙,终于死于一次崇高而决绝的谋杀?

一个暗夜里有种种可能。

几天后,夜深人静之时,百鸟归巢息声,但有一只鸟总是在树梢上发出呱呱大叫,每叫必高低两声,声声相续,久久不歇,一心要喊破天似的。以至它何时停止叫喊,是否停止了叫喊,我都印象十分淡薄。我开始以为独鸟孤鸣是为了求偶,后来奇怪其他求偶者为何不鸣。最后,我终于听出了叫喊中的凄切,觉得它更像一种母亲寻找儿女的苦苦呼唤。

一个夜晚因为有了这种呼唤,有了这种凉透心底的忧伤和绝望,才会成为真正的山乡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