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尊与爱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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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一生中有22年担任过教师。他除了当教师，还协助同人经亨颐、匡互生创办了两所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校――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和上海江湾的立达学园。在实践中，他与同人一起探索并形成了富有创新精神的教育思想和理念。
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
夏尊教育理念的基础，包含了人本主义的观念，他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强调六育并重。他提出“教育要以人为背景”，强调学校应以学生为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在具体的教育中，要德、智、体、美、群、劳“六育”并举。他引用卢梭的话“不管学生将来入何等职业，先使他成为一个人”。因此需把劳心与劳力结合起来，使学生成为有远大理想、高尚品德、丰富的科学知识并具备劳动技能和良好体魄的人。
六育中的“群”育，是重视学生的社会活动，接受或参加社会教育。夏尊一向重视的“劳”育，终于在立达学园得以实施。1929年，立达设立了农村教育课，提倡勤工俭学，学校农场规模很大，师生耕地、种菜和花卉，还养鱼、养鸡、养蜂。他早年“自耕自食”的愿望在立达得到了尝试。可贵的是，立达所提倡的劳动，并不是单纯为了劳动，而是为培养吃苦耐劳的品质并在劳动中体验创造的快乐，关键还是为了育人。
挚诚、挚爱与人格感化是夏尊教育、教学理念与实践的第一要求，可称其为爱的教育，这是他对学生的一贯态度。当年他在浙一师任“舍监”，负责管理学生的食宿等日常生活，对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人格感化学生，被他的学生丰子恺称为“妈妈的教育”。春晖时期，他在从日译本翻译的意大利亚米契斯所著的《爱的教育》一书中，更彰显了爱是教育的灵魂。他说：“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为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他数十年身体力行追求爱的教育，不是溺爱，而是在严格要求下，用全身心培养学生早日成才的爱。他主张人格教育同时兼有“法”的约束。他还告诫：“同是一句话，因说话者人格不同，效力亦往往不同。”“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教育者必须有相当的人格，被教育者方能心悦诚服，只靠规则是靠不住的。他所指的“相当的人格”应理解为高尚的品格和文化修养。
使学生养成“实力”
夏尊在他与中学教育结缘的一生中，主张教给学生最有用的知识，培养学生养成“实力”，是他始终恪守的信条。他认为这些“实力”“是普通一般人身心上的能力。例如健康力、想象力、判断力、记忆力、思考力、忍耐力、鉴赏力、道德力、读书力、发表力、社交力等”，“这些能力，虽很空洞，很抽象，却是人生一切事业的基础”，“所谓教育，就是能力给予的设计。学校就是为实行这设计而特造的人为的环境”，“中学的性质，是借了教材给予能力的”（《受教育与受教材》）。学生在学校应受教育而不是受教材，是夏尊教育思想的重要一环，他所列举的诸能力，是合格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夏尊为我们留下了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他担任开明书店总编辑后，不断对教育、教学的规律，尤其是语文教学的规律进行系统总结，并且成果卓著。他与同人创办的《中学生》杂志，合编的《开明国文讲义》，与亲家叶圣陶合著的《文心》，教材《国文百八课》等教育影响了几代人。他为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一生，被几代中学生视为良师益友，然而他长期生活窘迫，尤其抗战期间，每天只能吃上扁担饭（一天两餐）。他的两个孙子都因交不起学费，在上初中时，就过早地去钱庄当学徒。
但他不是没有机会“富贵”，1943年12月15日夜，他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抓走，日寇想利用他的名望为日本人效力。日寇知道他会日语，审讯时逼迫他用日语回答，夏尊说：“我是中国人，我说中国话。”面对日寇的威胁利诱，他坚贞自守，大义凛然，毅然拒绝。后经好友内山完造多方奔走营救，才得以获释。
1946年4月23日，夏尊在忧愤中病逝于上海。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悼念，肯定他“数十年来，努力于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曾建树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逝世“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中国民主阵营的一大损失，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摘自《中国教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