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居,大不易”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长安居,大不易”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北京有多大？北京大的你不知从何处读起。
离天安门150里的地方成了京城近郊区，离京城250里说是北京的七环。差不多每个到过北京的人都有这种体会：初到北京，蒙头转向，一天跑下来，腰酸背疼，腿发胀眼发直，因为北京实在太大太大。一个立交桥绕下来，出租车上的计价表蹭蹭往上跳。老北京人比喻到：除非你在家猫着，只要出门，就会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感觉。
北京有多少人？
北京人太多，车上挤，路上挤，饭店挤，商场里挤，电梯里挤，厕所里居然还是挤，多得让你满眼都是人。
北京到底有多少人，到底有多少所谓的外地人，准确数字恐怕无法计算。
北京有多少外地人，有的说有400多万，有的说有500多万。当老板的，开小店的，做买卖的，搞建筑的，送牛奶的，送报纸的，扫马路的……从官员到平民，从白领到乞丐，随便在一个人群里，都可以看到“外地人”的身影，在京城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南蛮北侉的并不标准的普通话。
《北京人在纽约》让国人看到了海外游子创业的艰辛；《外来妹》最早向人们讲述了打工者的故事。现在，许多人把京城当作了“中国的纽约”、“北方的深圳”，因为这座城市古老而又年轻。
每天,一列列火车把数万人拉到北京，然后奔赴各个区域去求职、学习或贸易……
每天,一辆辆汽车把数百万生活在北京的人，从南拉到北、从西拖到东……
航空包、手提包、背包、蛇皮袋……被流动的人肩扛、怀抱、身背……
一批批“外地人”，因为圆梦、寻梦、解梦而来到了北京。
天上的“户口馅饼”
2010年11月30日，北京东五环外的梨园派出所。张文超将一摞证件及复印件交给了一位女民警，核对无误后，他的个人信息被逐一键入电脑。3分钟后，张文超从这位态度和蔼的民警手中接过一本棕色的证件，封面有令他胸口发热的五个烫金字——“居民户口簿”。
看着首页上红色的“北京市公安局”大印，他缓缓呼出了一口气。
7年来，张文超的奋斗就好像一场现实版的“通关”游戏。怀揣着那张“集体户口”卡片，从一间潮湿的地下室开始，一步步买房、买车、结婚、生女……他觉得自己就像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路踢打着，踉跄着前行，走着一条已被设定好的路径。
不过，玩家永远不能决定游戏规则，这个游戏的玩家，也不止张文超一个。
“我们在阳光下喝啤酒，好像很自由的样子。”张文超很喜欢这句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台词，每次读来都觉得意味无穷。
他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2004年的5月。那时，张文超刚到一家事业单位试用，租住在北京西二环附近的地下室里。他自己一个人，倒确实“好像很自由的样子”，可惜，地下室永远是看不到阳光的。
如果没有睡过地下室，又怎么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通关”玩家？
试用期刚过一个多月，张文超突然接到一个对他生活影响深远的电话：“你现在回学校一趟，办一下户口迁移手续吧。”电话是人力资源部的同事打来的。张文超不是在北京读的大学，他来北京已经抱定了做“北漂”的想法，户口对张文超来说纯粹是一块不曾想象的“馅饼”。但没有任何征兆，这块馅饼竟然就掉到他的嘴里了。
北京户籍的意义，在之后的几年里并没有在张文超身上显现出来。对他来说，它就是沉睡在北京人才中心的一张卡片，仅此而已。
2008年，张文超与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户口终于派上了一次用场，他们不用回老家折腾办手续，在东城区的一座低矮的办公楼里，他们拿到了红艳艳的结婚证。一切都很迅速，张文超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筹备了一场婚礼，举行婚礼的那座古色古香的北京四合院，仿佛是北京对外地人的一种接纳。
“每个北京的人，都有一个关于房子的曲折故事。”张文超说。在地下室住了三个月之后，他跟另一位同学合租了两居室，他终于在自己家里感受了一番“在阳光下喝啤酒”的味道。
结婚的时候，张文超动了买房的心思，他打电话给自己一位熟悉房地产的同事，问，现在10万元首付能买房子吗？他斩钉截铁地说，买不到，至少得15万元。张文超想，再攒攒钱吧。
张文超认识的一个老乡韩鹏飞，比他早4年来北京闯荡，供职于北京一家文化公司。他跟张文超说了自己用8000元买房的传奇经历：他跟一个老乡喝酒的时候，对方说，咱去买房吧，反正要在北京混了。两人酒醒之后，还真去看房了，看上了东五环的价格便宜的房子。但韩鹏飞那时手头现金才8000元，他就让家里支援了1万元，又借贷了2万元，凑了3万多元的首付款，竟然就把房子给买了！“房子是72平方米，两室一厅，一共17万多元，一个月还贷才900多元。”韩鹏飞说。
玩“通关”游戏，入手早晚区别也极大。到了张文超来北京时，8000元买一套房就彻底成为了神话。
总觉此处是他乡
“在北京有住房，户口在陕西，我算北京人吗？”
15年前来到北京，从做瓦工开始，到现在的建筑公司的经理，张厚照算是“老板”了。但是，张厚照却说，“在北京有住房，户口在陕西，我算北京人吗？总是感觉此处是他乡。”“家里四口人，老家还有6亩地呢。”
“其实有没有北京户口对我没有关系，虽说我不算富有，但即使是上高价，供养孩子上学和生活也没有问题，关键是讲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儿女经常会被人问起，‘你是北京户口吗？’”
15年前，张厚照只是陕西省渭南市的一个普通农民。15年后的今天，张厚照成为北京市华通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来到北京，成为住总集团外地施工队的‘包工头’，接手的第一个工程就是为住宅小区安装燃气管线，没想到北京人对燃气工程翘起了大拇指。”15年过去，张厚照对接手的第一个工程记忆犹新。
在关系到北京人吃饭的陕甘宁天然气进京工程中，他所在的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高难度管道焊接作业的工程，验收合格率达到了百分之百。“这在首都燃气大线焊接工程是头一次！非常难得。”北京市天然气集团以及有关部门对工程质量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在张厚照的办公室里挂着的ISO9001标准认证——项目经理机制运行图旁边，还有一套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他虽然没有讲述办公室内挂满四壁的锦旗和一摞获奖证书的故事，但是他自豪地说：“这是俺们从农村走进大都市的荣誉。”
相关统计数字显示，在北京，像张厚照一样来自外地正在从事北京企业管理工作的已有数万人。目前从事建筑业的外地在京施工人员达到130万人，北京市每年有1亿多平方米的建筑施工工程在他们手中完成，他们已经成为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当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他们在为北京市建筑业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刺激拉动了北京的经济增长。
但近年来，张厚照却时常有点“郁闷“，以前来北京的时候，没有“农民工”一词，都称他们为“建筑工人”，后来新用了一个称呼叫“包工头”，好不容易渐渐不叫了，可现在又新创了一个词叫“农民工”。现在自己成为了认识的城里人教育孩子的活教材，“你看人家张老板，以前是做瓦工的，后来做了个包工头，现在做老板了，手下有很多农民工。”
过去说工人老大哥，农民排在之后居老二吗？为什么加了个“工”字之后反而“垫底”了？见人低三分，经常遭白眼！
为什么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知识分子有学会和研究会，个体户有协会，消费者有消协，妇女有妇女联合会，青年有青联，学生有学生会，农民或者说农民工为啥就什么会都没有？难道因为他们有村委会？
“名义负婆”
顾小姐的工资并不是太固定，现在总是觉得挣多少钱都不够用，几乎每个月月末都找人借钱，大学同学、同事、朋友，统统借过一圈了。由于单位没给她们上“三险”，她现在最怕的就是生病和失业，据说她贷款以前是不折不扣的“派对动物”，常常张罗着到簋街吃饭，到“钱柜”唱歌，现在是不敢吃好的，不敢穿好的，不敢玩好的，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分花，“生活品质比以前大大下降了。”
不仅生活品质下降，就连生活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原来房是租的，觉得不好，拍拍屁股就能走人，可一旦买下了，好不好都得往肚子里吞；原来工作干得不开心，头都不回就跳槽了，现在想起银行的负债就不敢跳了，忍忍也就继续了。以前是享受在前，现在一切以月供为先。“起得比麻雀早，睡得比猫头鹰晚，干得比老黄牛多。”顾小姐说这是她身边的“负婆”的真实写照。“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我的生活，如果不负债，恐怕这样的‘标准间’也要十年以后才能住上。”顾小姐说。
而还有一类叫做“名义负婆”，一般因为单位效益好为员工支付车房贷首付，或者是他人为其提供资金资助，因此，这类“负婆”往往只承担名义上的负债。虽然经济压力不大，但是大部分“负婆”表示，借债就意味着被套牢，“只要是你的名义贷款买下的，都表示你所挣的每一分钱都得先喂饱银行，从这个意义来说，不管是名义上的‘负婆’还是事实上的‘负婆’，所承担的压力和责任都是同样的。”
28岁的张先生是一个白领，在外企有一份薪酬可观的工作。工作两年后，他就买了一辆车。不久又豪情万丈地订下了地处市中心高档楼盘的一套三室两厅。每天开着车上班，在高尚住宅区有160平方米的豪宅，于是在别人眼里他的生活是风光无限。按照常理一个白领想要凭自己的努力过上这样的生活，怎么也要人到中年，这当然要感谢向银行贷款的70万元。
刚开始这一切显得那么简单，很像天上掉下的“馅饼”。然而舒适生活带来的满足感很快就过去了，张先生和妻子发现同时也就宣告进入了“负翁”生活，而这种生活带来更多的则是无边的压力。
为了凑够房子的首付款，他们花完了所有的积蓄，装修的钱就全都泡汤了。于是，他和妻子买了一个席梦思床垫，在卧室里打个地铺就凑合着住了，后来实在熬不住，在浴室里装了个热水器。扣除了银行和朋友处的借贷，还有汽车的开销，钱只够两个人每天三包方便面，早上一包，晚上两包，还好中午公司有免费午餐，可以补充营养。原来计划得挺好的，只要苦一年，妻子一年的积蓄正好装修房子，自己的年终奖用来办喜酒，接下来的日子就会好很多。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张先生的父亲突然重病住院，妻子一年的积蓄全都用在了这个上面。装修计划顺延，喜酒自然也顺延。
张先生也想过把车子卖掉，可是一来车子旧了卖不出好价钱，二来也习惯有车子的日子了，于是，他们只好继续吃着泡面将日子苦熬。现在，他们总是担惊受怕，害怕公司不景气，害怕失业，害怕家里人有什么意外，害怕人情往来，更害怕朋友说要来我们家参观……
“豪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不知何时才能告别“负翁”生活。
然而像张先生一样的人决不在少数，“有房有车”是现在许多年轻人向往的生活，随着贷款消费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实现自己的梦想已经不再是一件难事，随之而来的是数目不断增加的“负翁”和“负婆”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且逐步成为主流。
北京聚集了众多的北漂族，而对于他们来说，北京不断高走的房价永远是一个难言的痛。而没有房，就永远意味着只是在漂的状态，缺乏安顿感和归属感。于是住房贷款的不断普及适时地解决了这种尴尬，直到2001年京城小户型的出现，他们提出的“用租房的钱买属于自己的房子”更是彻底解决了燃眉之急。于是很多年轻人，义不容辞地踏上了一条“负产”之路。
房子，车子，一个都不能少，他们先是凑够首付，然后觉得从自己工资划出一笔就可以轻轻松松过自己向往的生活了。住着自己的房子，开着自己的车子，生活最初确实无比惬意。可是，不长的时间后，他们发现自己错了。
而如今不仅是小夫妻，就连单身的女子也开始了这样的生活。她们不再指望结婚男方安置好一切，而是自己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顾小姐是一名典型的“负婆”：单身、年轻、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2003年她入住了小户型的代表作“荣丰2008”，这是一间30多平方米的房间，而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豪华的学生宿舍。屋子里只有衣柜和床，除此之外就再没什么别的家具。房间里没有厨房，仅仅在进门处的桌子上放置着一个微波炉。今年又贷款买了辆POLO，过上“有车有房”的生活。收到入住通知单的时候，谢小姐才发觉还有一批躲不掉的费用等着她交：公共维修基金、物业管理费、有线电视初装费、水电气、取暖费，交完后，本来打算做装修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不久后她就只好把车转手卖了出去。
尊重、善待外地人
近年来，随着北京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民工涌向北京，他们的到来又大大促进了北京经济的发展，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作用。目前，北京市大约有300万外地工人在从事着建筑和服务等诸行业，为北京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着他们这一特殊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群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来源地广泛，涉及30多个省、自治区，但主要集中来自于河北、河南、安徽、山东、四川等农业大省。从年龄结构上看，主要是15到49岁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选择那些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北京本地人不愿干的工作岗位；这群外地工人主要以男性劳力为主，并且大部分是具有初中学历的人，这样才可以较为适应北京工作的需要。
外地工人的到来无可争议地促进了北京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大力量，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创造了无数的财富。据统计，目前，外地工人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三大行业创造的经济价值，相当于本市金融保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创造的增加值总和。如此庞大的经济效益是外地工人奉献给北京的，可是，外地工人得到的却远远不及他们付出的。在中国，即使是北京这种超大的文明城市里，外地工人依然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当我们看到当今北京城市里的外地工人的生活，我们就可以知道目前社会的不公。
当今，北京外地工人的月平均收入在 800到900左右，年收入约10000多一点。这种收入水平虽然相当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四倍，可是，在北京这种高消费的城市里，这种收入水平或许只能满足温饱略有结余罢了，生活水平并不能比其他地方的民工高多少。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应该尽最大努力杜绝而不是减少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充分体现文明城市的公正、文明，这当然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长期共同努力，但最起码现在北京人应该尊重民工、善待民工、从态度上端正起来。除了这些经济上的问题，还有其他的社会方面问题。因为政府为了首先保障北京当地人的利益而缺乏公正的对待外地人尤其是外地工人，最典型的或许就是北京的户口政策了。因为这种严谨的政策，导致很多外来人口几乎不可能获得北京户口，这样，即使常住在北京一辈子，也不被认为是北京人，更得不到因为有户口而有的政策优势，譬如获得社会福利，保险，教育，就业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不公正。当然，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为了控制北京当地人口，有必要加大对户口政策的管理，否则会导致北京人口的剧增。可是，政府却不能仅仅依靠户口的有无而施行两种甚至几种不同的政策，对外来人口在各方面生活上施加限制，实际上这是一种自私的作为，只让那些外地工人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却不让他们享受发展的成果，将果实全部保留在自己的囊中，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私吗？除了这些，由于目前北京市工伤保险制度的不完善，外地工人在受到工伤时，依然是吃亏群体，他们往往接受一次性支付工伤待遇，与此同时，他们也断绝了与公司的关系。这其实是一种不利于外地工人的补偿方式，但是却是外地工人不得不接受的方式，因为他们大多没有参加工伤保险，即使参加了，参保率也是低的可怜。他们担心参加工伤保险后，没有保障，说到底，他们不相信公司，不相信“上头”，也担心维权程序繁琐。这应该不是外地工人的错，如果每个公司都讲信誉，政府能够制定合理的、严格的保障措施，他们又怎么会如此的缺乏信任感？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外地工人还受到太多的不公正，譬如他们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譬如他们在北京的社会地位问题，譬如他们的精神生活、娱乐生活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关系外地工人切实生活的问题，也是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文明北京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