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生命的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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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前，1938年的一个晚上，一个11岁的小男孩偶然间听到了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便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指挥家。
当他生命中的第30个年头到来时，他终于如愿以偿。然而，几十年过去后，他却毫不掩饰地公开表示：“我曾想成为一个音乐家和一个指挥家，这是我做过的最不理性的决定。”说这句话的人，就是英国指挥家科林·戴维斯（Colin Davis）。伦敦时间2013年4月14日一个普通的周日，85岁的科林·戴维斯因此前的短期微恙而突然离世。此前，他还正准备着在2013年6月16日即将上演的音乐会上登台指挥。可是，他再也等不到这一天的到来。
大师之路始于业余
1927年9月25日，科林·戴维斯出生于英国伦敦西南部的萨里郡的韦布里奇（Weybridge）。他有6个兄弟姐妹，在了个孩子中，他排行第五。他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但并不富裕。他的家庭经济状况由于其父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兵役而受到影响，甚至在后来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还一度陷入了负债的危机。他的父亲雷金纳尔德担负着家中几乎所有的开销，生活艰苦，科林·戴维斯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可怜的人”，虽然辛苦工作，但是家境依然困窘。那段艰难岁月给科林·戴维斯的回忆无比深刻，他说：“我们没有电所有调皮的孩子们都在煤火前的一个镀锌槽里跳进跳出。除了发生火灾，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的光线。”
虽然家里没有钢琴或者一件像样的乐器，但是，他的父亲有一个留声机，并收藏有少量的古典音乐唱片，这让科林·戴维斯为之着迷。在很小的年纪，他就显示出了和一般孩子的不同之处，在同龄的孩子们打闹玩耍的年纪，他却在津津有味地聆听起那些黑胶唱片，这也成了他童年时代唯一接受古典音乐熏陶的机会。在他11岁时的那个晚上，他从父亲的留声机里转动着的78转老式唱片里，听到了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他说：“这是一个启示，我从未如此聚精会神地倾听上一个半小时。”
后来，科林·戴维斯的叔叔帮助他在西萨塞克斯的基督慈善学校谋求到一个名额。在那儿，虽然他的老师希望他能够拿到生物或者是化学的理科学位，但是，科林·戴维斯却在同学的鼓励下，学起了单簧管演奏。由于贫穷的出身，他经常受人欺负。一次，他在家里练习单簧管时，邻居扔进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闭嘴！”。
在科林·戴维斯16岁时，他因获得了伦敦皇家音乐学院的奖学金而获准进入该院，师从著名单簧管演奏家弗雷德里克·萨斯顿（Frederick Thurston，1901～1953）。虽然学习的是单簧管演奏，但是，科林·戴维斯却从来没想过要在这个方面取得多大的成就。再者，后来成为单簧管演奏大师的，他的同学格瓦斯·德·佩耶（Gervase de Peyer，1926～）单簧管演奏的水准远远超过了他，也令他看不到这方面的前途和希望。那时的科林·戴维斯就把自己的目标转向了指挥，他告诉自己：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指挥家。然而困难的是，由于他不会弹钢琴，他遭到了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指挥班的拒绝，他被禁止去上指挥课。
毕业后，因为被强制服兵役，科林·戴维斯成为指挥的计划被打乱了，他成了驻扎在温莎的皇家近卫骑兵团中的一名单簧管演奏员。不过，那时的他倒是有了不少机会在指挥大师托马斯·毕彻姆和布鲁诺·瓦尔特执棒的音乐会上演奏，这也使他受益匪浅。
1949年科林·戴维斯退役后，邂逅了女高音艾普洛坎泰罗（April Cantelo），并很快结婚。婚后，科林·戴维斯和她育有两个孩子——苏珊和克里斯托弗。为了养家糊口，科林·戴维斯不得不做几份兼职，分别在格林德伯恩和新伦敦室内乐团担任单簧管演奏员，并担任了当地合唱团的指挥，同时还指挥着两个成立不久的团体——主要由他和伦敦皇家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共同组建的卡尔玛交响乐团（Kalmar Orchestra）与半专业的切尔西剧团（Chelsea Opera Group）。
1949年到1957年的这段漂泊的日子，被他自己戏称为“信马由缰的业余荒原期”。当时，他的妻子艾普洛·坎泰罗到处演出，而科林·戴维斯的事业却停滞不前，唯有靠在剑桥做家庭教师的酬金聊以谋生。但也就是从切尔西剧团开始，科林·戴维斯真正开始了他终身热爱的对于莫扎特歌剧的研究与指挥尝试。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切尔西剧团时期，他就已经指挥并上演过后来为他带来无数荣耀的柏辽兹歌剧《特洛伊人》，只不过当时演出的是音乐会版而己。
1957年，科林·戴维斯终于迎来了事业的转机，他被聘为BBC苏格兰交响乐团（BBC Scottish Symphony Orchestra）的助理指挥。1958年，科林·戴维斯首次出现在当时的英国一流乐团伦敦爱乐乐团和哈莱乐团（Halle Orchestra）的指挥台上。同年，他在伦敦指挥上演了莫扎特歌剧《后宫诱逃》。
1959年秋天，科林·戴维斯迎来了他指挥生涯中最为梦幻般的时刻。那一天，他突然被制作人瓦尔特莱格告知，要顶替病倒的指挥大师奥托·克伦佩勒，与两位超级歌唱家——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夫和琼·萨瑟兰在皇家节日音乐厅合作，演出两场音乐会版《唐乔瓦尼》。演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欢呼与喝彩，科林·戴维斯却把这次演出称为“莱格的幽默感和恶作剧”，他觉得莱格的本意是要将他这个英格兰的无名小卒弄进一座国际知名音乐厅，把大家吓一大跳，然后，自己去偷偷地享受恶作剧的。然而，科林·戴维斯随后便不可思议地发现，自己竟然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全英国最备受瞩目的青年指挥家了。他的指挥事业开始有了巨大的起色，他的漫长的录音生涯也由此开始。1960年至1965年，科林·戴维斯担任了萨德勒的威尔斯歌剧院（Sadler'sWells Opera，即英国国家歌剧院的前身）音乐总监，并在1967年至1971年担任了BBC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
但是，成名后的科林·戴维斯并不受所有音乐家们的欢迎，因为他那易怒的脾气，而他磨人脾性、不厌其烦的排练，也令一些乐团的演奏家们生厌。在后来的指挥生涯中，他的傲慢与缺乏经验也再一次被印证。2007年，当科林·戴维斯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当我和伦敦交响乐团第一次合作时，我还是一个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年轻人，而他们却像是一帮凶残的海盗，除了一个叼着烟斗的竖琴演奏家，这个乐团里就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女性来了。我们之间发生过很多摩擦。当时的音乐标准是高的，但是也不像今天这么高，那时的演奏家们经常是带着一身未散的酒气，就匆匆忙忙赶来开音乐会。摩擦的起因，是因为我年轻，而他们则摆老资格，我不理解他们的信念，但是我能觉察出他们内心隐藏的小小不满，如果你对待音乐就像打了鸡血般过于狂热，他们就会对此冷嘲热讽，虽然我不觉得自己对此把控有度，但是，我还是挺了过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历练的丰富，科林·戴维斯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做法，他说：“我不再过多地考虑雇佣和解雇乐手的事了，我不想再站在指挥或者是演奏者的任意一方的角度，这意味着我与乐队都获得了自由，因为我不打算解雇他们，我打算接纳我所热衷的一切，我打算视他们为音乐伙伴一起工作，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在一起能做些什么，在我的生活中，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情了。不要告诉他们做什么，不要让他们去做那些被迫接受的而又不理解的事情，作为一个指挥，你必须要帮助他们学会聆听，那么一切都会变得自然而然，明白无误。”从那以后，他开始变得宽容大度，由一个怒汉变成了一个绅士。一次排练时，科林·戴维斯被铙钱乐手不能敲击得足够响亮而弄得火冒三丈。但是，他还是尽量压抑着脾气没有发作。在经过几次试验后，虽然有所改观，但还是达不到他的要求。这时，科林·戴维斯走下了指挥台，丢下了面面相觑的乐队乐手们，离开了排练大厅。正当乐手们惊讶错愕不已，一声铙钹巨响突然从乐队的打击器乐组传来，大家扭回头一看，只见科林·戴维斯就站在那儿，脸上乐开了花，笑着对他们说：“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们也可以！”
幸福得之于失败的婚姻
上个世纪60年代是科林·戴维斯指挥事业的上升期，然而事业得意的他在婚姻上却惨遭触礁，他和第一个妻子坎泰罗的婚姻解体了。
不久，科林·戴维斯爱上了自家的来自伊朗的，以帮做家务活而换取所寄宿家庭食宿的保姆阿什拉夫·奈尼（Ashraf Naini）。奈尼的工作就是在科林·戴维斯家里，帮忙照料他的两个孩子。为了这一段婚姻，1954年，科林·戴维斯和阿什拉夫奈尼不得不在英国和伊朗办理了3次结婚手续，一次在德黑兰，另两次在英国，以达到双方国家的婚姻法规定。他们婚后育有三个男孩与两个女孩，分别是库罗什、卡弗斯、法赫德、沙伊达和雅尔达。他把自己和阿什拉夫·奈尼的新家安在了伦敦北部的海布里（Highbury）和萨福克郡（Suffolk）之间，而且他还在家里养了一只非常特殊的宠物南美鬣蜥，来访的朋友们与同事们经常会被不知何时落到他们面前的鬣蜥给吓一大跳。
科林·戴维斯生活中唯一做的与音乐无关的事情只有两件，一件就是亲手为他的家人做针织线衣——为他的儿子做毛衣套衫，为他的女儿做花式针织套衫。另一件事就是吸烟，他甚至因此而在1996年被评为当年的“烟斗客”（Pipe Smoker）。
他和阿什拉夫·奈尼的第二次婚姻非常幸福，奈尼一直以来都是他生命中的潜在推动力与情感的支柱，他们相互扶持的美满婚姻一度成为英国乐坛的一时佳话。2010年，阿什拉夫·奈尼去世后，科林·戴维斯就一直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留给他的是无尽的沮丧和孤独。
他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2012年5月，他晕倒在德累斯顿的-讲台上。虽然此后他试图再度拿起指挥棒，为他化解这种痛苦，但是，晚年时他的全部爱和力量，都已经随着他心爱的妻子奈尼一起逝去。此后直到他离世，不管有多少次数不胜数的恳请，他几乎再也不接受任何的指挥邀约与合同。唯一的例外，是科林·戴维斯于2012年6月26日在伦敦宏伟壮观的哥特式建筑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与合唱团合作柏辽兹的《安魂大弥撒》（Grande Messe des Morts），这是他指挥生涯中的绝唱，是他带给世人的最后一场大型正式音乐会。其实他一生中曾多次在各地大教堂中指挥演奏过这部心爱的作品，如1989年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雷根斯堡大教堂（Regensburg CathedrN），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Cathedral），以及此前于1966年和1976年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两度指挥演奏的这部《安魂大弥撒》。而2012年的这一次，似乎是他在冥冥之中为自己奏响的安魂曲。
毁誉参半的“科文特时期”
除了家庭，站在指挥台上的时刻，才是最让科林·戴维斯享受的时光，他说：“每次指挥一场音乐会，时间仿佛暂时停摆了。你是时间的主宰，时间不是你的敌人，虽然它不能延缓死亡，但是，它能在你还活着的时候，让你寻欢作乐。”
1971年，因为获得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董事会和索尔蒂的欣赏，科林·戴维斯才从索尔蒂的手中接过了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的指挥棒，并担任了音乐总监，一干就是16年。截止到1987年的这16年中，科林·戴维斯的观众永远只有两个——评论家和观众。他在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指挥上演的一些歌剧在评论家们和观众们中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评论家们赞美，观众们就喝倒彩；评论家们嘘其下课，观众们就欢呼雷动。他曾在这里指挥上演的瓦格纳的歌剧《汤豪舍》就曾遭遇到现场观众们的一片嘘声。但是，他毫无争议的曲目是莫扎特、柏辽兹和蒂皮特的歌剧作品。其实早在他担任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音乐总监之前，已于1965年在这里首次亮相，指挥上演了《费加罗的婚姻》等几部成功的歌剧，包括他在1968年指挥首演的蒂皮特的歌剧《仲夏的婚姻》（The MidsummerMarriage），在1969年指挥首演的柏辽兹的歌剧《特洛伊人》，在1970年指挥首演的蒂皮特的歌剧《诺特花园》（The KnotGarden）等，最后都成了他的看家剧目。
但是，科林·戴维斯在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指挥上演的一批包括《仲夏的婚姻》在内的现代歌剧虽然在艺术水准上获得了成功，却并不叫座，几乎与索尔蒂在任时指挥上演的布里顿歌剧《比利·巴德》一样，遭遇票房惨败。那时，蒂皮特的作品并不受人重视，虽然蒂皮特的对位法结构和名家风度的器乐写作技巧其实早在1944年就已经趋于成熟，但也并没有为他赢得多少喝彩。科林·戴维斯曾现场观看过蒂皮特创作的清唱剧《我们时代的孩子》（A Child of Our Time）的首演，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蒂皮特的音乐风格开始令他着迷。在当时，蒂皮特的作品几乎遭到所有指挥家包括乐队粗暴的拒绝，甚至在排练他的作品后，一些乐手竟公然肆意践踏他的乐谱副本。而正是科林·戴维斯才让这一切都成了过去式。他在观看了清唱剧《我们时代的孩子》后不久，便开始涉足蒂皮特作品的指挥上演，并为这些作品灌录唱片寻找着一切机会，以便让更多的人听到它们。值得一提的是，蒂皮特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些作品恰恰都是由科林·戴维斯指挥首演的。1995年2月，为了庆祝蒂皮特90大寿，在巴比肯艺术中心上演了隆重的专门为蒂皮特庆生而举办的专场音乐会，科林·戴维斯成了当天指挥演出的不二人选。两人惺惺相惜的深厚友情历经多年风雨，始终牢不可破。
此外，科林·戴维斯在科文特花园的另一项骄人成就，就是他在1973年至1976年间联袂德国杰出的歌剧与戏剧导演戈茨·弗雷德里希（Gotz Friedrich，1930-2000）这里指挥上演的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全剧。在其任职音乐总监期间，科林·戴维斯一直拥护与支持的一批20世纪作曲家，如斯特拉文斯基、贝尔格、布里顿等人的作品在此上演，也受到了一致赞誉。
为了增强剧院的国际影响力，科林·戴维斯还分别于1979年和1984年，率领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的大队人马远赴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地进行了巡演。在任期内，他还在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指挥上演过《埃里克特拉》、《伊多梅纽》、《阿里阿德涅在纳索斯》、《纽伦堡的名歌手》、《西蒙·波卡涅拉》、《法尔斯塔夫》、《奥赛罗》、《露露》及《西班牙公主的生日》（The Birthday of theInfanta）和拉威尔的《孩子与魔法》（L'Enfant et Sortileges）等歌剧。他直截了当的指挥手法与擅于制造音响效果的煽动乐队的能力，曾经给这个剧院带来了无数个不眠的夜晚。
然而，在科林·戴维斯的任期内，他和剧院董事会之间一直磕磕绊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所追求的更刺激、更具社会性的歌剧演出效果，遭到了董事会的反对。此外，他力主倡导的、以英语来演唱的《唐帕斯夸莱》、《特洛伊人》、《费加罗的婚姻》等几部歌剧，也遭到了董事会的干涉甚至否决。对此，科林·戴维斯解释说，之所以制作英语版的歌剧，是因为“不应该让观众远离剧情，如果能使用英语，与观众沟通起来，将会有更大收获”。而当时的董事长德罗伊达却把这个问题当作“权力斗争”的一部分，拒绝妥协，并告诉其他董事会成员，如果最终决定用英语来唱，那么他将不会再留任董事长。在董事会上，德罗伊达甚至公开指责科林·戴维斯在董事们面前说话的语气总是“相当放肆”。而科林·戴维斯则坚称：“我没有显赫的背景，我是一个抠门的、子女盈屋的银行职员的儿子，由于我是这样的人，才会招致某些人的反对意见。”由于双方沟通不畅，也不属于同一利益阵营，最终导致了科林·戴维斯在1986年挂冠而去。
属于世界的科林·戴维斯
科林·戴维斯属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指挥家，在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虽然干得比较郁闷，然而他的国际性的指挥事业却并未因此而受到丝毫影响，反而风生水起。1960年12月，科林·戴维斯身为明尼阿波利斯交响乐团的客座指挥，指挥该团作了美国首演；1972年至1984年，科林·戴维斯被任命为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1983年至1993年，他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曾经率领该乐团多次出访演出；1995年至2006年，他被任命为伦敦交响乐团首席指挥；1990年，他成了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的荣誉指挥，也曾率该团前往世界各地巡演；1998年至2003年间，他被任命为纽约爱乐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此外，科林·戴维斯还与世界各大乐团如维也纳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费城交响乐团、克利夫兰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洛杉矶爱乐乐团等一直保持着亲密合作关系。
同时，科林·戴维斯忙碌的身影也经常穿梭于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中。1967年1月，科林·戴维斯在大都会歌剧院联袂大导演泰隆格斯瑞（Tyrone Guthrie）和男高音荣·维克斯（Jon Vickers）组成了豪华的大制作班底，指挥首演了布里顿歌剧《彼得·格莱姆斯》（Peter Grimes），1969年，他在大都会歌剧院指挥上演了贝尔格歌剧《沃采克》（Wozzeck），1972年，他在大都会歌剧院指挥上演了德彪西歌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Pelleas et Melisande），均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和影响。1977年，他成为第一个出现在拜罗伊特的英国指挥家，在瓦格纳的音乐圣地，他应邀指挥上演了瓦格纳的歌剧《汤豪舍》。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歌剧指挥，在现阶段的工作上坚定地锚固自己，而并非好高骛远，身为一个指挥，做比懂得更加重要。趁着年轻，要尽力去做，否则，等你老了，到了足以洞悉世事的那一天，你却因为年纪太大，而再也难以付诸行动了，这个道理有点像婚姻。”
由于在英国公众音乐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力和在世界古典乐坛取得的杰出成就，科林·戴维斯一生获奖无数——1965年荣获了大英帝国骑士勋章；1980年受封为爵士；1982年在法国获封骑士勋位；1987年荣获德国指挥官十字功劳勋章；1990年被授予法国艺术及文学司令勋位；1992年荣获芬兰指挥官雄狮功劳勋章；1993年荣获巴伐利亚州功劳勋章；1995年获得了皇家爱乐协会金奖；1999年荣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2000年荣获巴伐利亚州马克西姆利安功劳勋章；2001年被英国女王授予国家最高荣誉，获封为荣誉勋爵；2009年获得英国女王颁发的女王音乐勋章：2012年，丹麦女王为他颁发了丹尼布洛功劳勋章。
音乐的世界公民
科林·戴维斯在英国的公众音乐生活中一直以来都扮演着难以替代的角色，他不仅指挥演奏、录音，还以音乐教育者的身份在著名的皇家音乐学院（Royal Academy of Music）和市政厅音乐戏剧学校（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 and Drama）担任指挥教学工作，嘉惠后学，奖掖提携着一批青年音乐家。
丹麦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尼古拉·齐奈德（Nikolai Znaider，1975～）在谈起科林·戴维斯时，这样说道：“他的谦恭、正直和宽宏大量是如此非凡地结合在一起，他让我们所有站在舞台上的人，包括独奏家和乐团里的每一个音乐家，以我们自己想要表达的最好的方式来演奏音乐，他夹杂手势的说话方式如此迷人，他能够以简单的手势概括出一个乐句的精髓。我记得有一次在普罗旺斯的埃克斯观看他和伦敦交响乐团一起排练《蒂托的仁慈》，在那个特殊乐句的尾声处有3个音符，他给了乐队中的木管乐手们3个蜻蜓点水般的轻吻，来形容他此时内心想要的效果。每次当我看到舞台上奏响《蒂托的仁慈》时，我就仿佛看到了那3个轻吻。他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地让奇迹发生。”
英国女高音约瑟芬·巴斯托（Josephine Barstow，1940～）曾回忆说：“我曾和科林一起工作过多年，第一次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我在科文特花园歌剧院上演的歌剧《彼得·格莱姆斯》中饰唱二侄女，还有就是1970年在科文特花园上演的歌剧《诺特花园》，我当时还很年轻，我最难忘的是，他是多么的宽宏大量。我当时并没有唱过太多的现代音乐作品，要想唱好现代音乐作品并不容易，但他总是鼓励我。我记得在演出《彼得格莱姆斯》时，他对我说‘我不想独自驭使它，我希望大家一起来控制它。’我有一份特殊的记忆，那是25年之后，我临危受命，在科文特花园匆促接演歌剧《菲岱里奥》，在演唱咏叹调时，我转错了调，瞬间即成灾难：你不知道如何找回来，那么多指挥等着要宰了你，对待你就像你是一个一样。但是我记得，当时科林趁幕间休息时来到了我的更衣室，在我的身边坐下来，只说了一句话：‘运气不好。’这句话是如此暖我心扉，让我永生难忘。”
科林·戴维斯去世后，伦敦交响乐团发表声明称“科林爵士在英国音乐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难以估量的”。皇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安东尼奥·帕帕诺则说：“我们和他还有很多未来的计划，他的去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意味着英国音乐生活中最悲伤的一刻。”
苏格兰歌剧大导演大卫·麦克维卡（David McVicar）回忆道：“我第一次听歌剧是十几岁时，当时我有科林指挥莫扎特歌剧的唱片。我曾经与他合作过3部莫扎特的歌剧：在皇家歌剧院上演的《费加罗的婚姻》和《魔笛》，在普罗旺斯的埃克斯音乐节上演的《蒂托的仁慈》。跟他在一起做莫扎特歌剧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他给音乐注入了那么多的爱，但他从不追慕时尚，他只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他的方式是以对于音乐天生本能的理解作为前提的，他的学识与移情的深度都是非凡的。在排练中，他并不倾向于多说话，就是宽厚一笑，大多时间只是凝视着你。但是，他确定无疑地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他不喜欢，他就会提高调门，以你无可辩驳的简洁的协商语气表达自己的意见，使他们觉得言之有理。而对于歌唱家们则相反，他任由他们歌唱，他则成了一个想象力丰富的技术员，带领着他的乐队，他有那种别人无从洞悉的敏锐的观察力与伴奏天赋，很少有指挥真的具备这种能力。”英国工党副党首哈里特·哈曼（Harriet Harman）评价说：“科林·戴维斯爵士在这个国家和全世界范围内，为音乐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如果从世界指挥史的角度来考量的话，客观地说，科林·戴维斯绝对不可能算得上是开宗立派的人物，因为他不像托斯卡尼尼、卡拉扬、小克莱伯等人那样在指挥肢体语言上具备独创的、系统化的而又具有审美意义的个人符号，他的指挥肢体语言没有那些天才人物开天辟地的想象力作为支撑，他的功绩与意义只能存在于对于特定曲目的诠释角度范围，比如柏辽兹、蒂皮特、卡尔·尼尔森、西贝柳斯、海顿、沃昂·威廉斯等。虽然科林·戴维斯并不是指挥史上的天才人物，但是，他良好的人文修养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和丰满了他对作品的解读与诠释。大多数指挥家要么擅长歌剧指挥，要么擅长交响乐指挥，要么擅长合唱指挥，而科林·戴维斯在这三个指挥领域都堪称当之无愧的大师。
正是在人文底蕴上的拓展与掘进，才使得科林·戴维斯最终成为科林·戴维斯，而不是其他什么人。音乐家如果缺少文化的滋养，那么无论他的技巧有多么卓绝，他依然是一个缺少境界的低级的手艺人，终难入得方家的法眼，更不要奢望会在历史上留下坐标。这一点，科林·戴维斯想得很明白。他就像树化石，经过漫长的化学交换与岁月变迁之后，方才显露出他的价值。
科林戴维斯像一个作风老派的英国绅士，为人低调，从不涉及自己的隐私，从不愿多谈有关于自己的细节，他更愿意把这些沉默化作指挥音乐的能量。即便谈论起自己的本行，他也是惜字如金，他说：“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东西，在音乐中都能找到，因为音乐让时间变得意味隽永。”
有人曾经问科林·戴维斯：“您到底愿意被人称呼为‘大师’还是‘科林爵士’？”科林·戴维斯面带温和的笑容，回答说：“拜托！喊我‘科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