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黄建新:做不一样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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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建新的采访约在部局领导审片的前一天下午，他难得有半日空闲。地点就在北京洗印厂后院的华龙数字，《建国大业》的后期正在这幢5层小楼里进行。一点半记者到达时，4楼空旷的大厅摆放随意的几张沙发上，3位工作人员正埋头吃着午饭，仔细一看，果然其中一个是黄建新。桌上摆的是一顿典型的“洗印厂午餐”：院儿门口“大成家”快餐的面条、拌黄瓜、青菜还有卤蛋。《建国大业》的后期已经做了两个多月，这样的“洗印厂午餐”黄建新大概没少吃。
快速解决了午饭，黄建新让同事拿来一杯茶包泡就的清茶，采访开始。
处女作《黑炮事件》
从处女作《黑炮事件》开始，总是能敏锐地抓住都市命题的黄建新就成为“第五代”中一个“奇特”的存在，但他觉得自己没那么特别：“不就是‘寻根’吗？都说只有我不寻，谁说我不寻了？根都在今天的生活里，都在这里呢！我就是这种观点，只是他们都觉得要到纯正的中国文化、传统文化里去寻而已。”
《综艺》：最开始接触电影是什么时候？
黄建新：我毕业于西北大学文学系，因为喜欢电影意外被老师推荐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就是在西影厂的文学室看剧本。有一天一个导演上文学室看见我，说你这么年轻坐在这儿干嘛？跟我们做场记去吧！借走就借走呗，上那边一看，剧组比办公室好玩啊！不想回文学室把领导给惹急了，生给拉回去接着看了三个月剧本。但到底还是坐不住，领导终于放我去了导演室。
做了几年，在摄制组发现，嘿！有决定权的人是导演，就决定当导演了，然后咣啷咣啷就拍了一大堆。在“咣啷咣啷”拍片之前，被西影厂送到北京电影学院83级导演进修班学习一年半。
《综艺》：《黑炮事件》就是那个时候拍的吧？
黄建新：从北电回到西影厂，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跟别人联合导演《东陵大盗》，当时这是西影厂一个很成功的商业电影，另一个是西影刚刚买了作家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同时张贤亮还给西影带了另一个新小说《浪漫的黑炮》。后者给我的触动更大，我给张贤亮写了封信，说在小说里发现了让我着迷的东西。呵呵，其实我写这封信就是想问他《黑炮》要是做剧本我能不能随便改。张贤亮很快回了信，大意是“小说只是个基础，楼你自己盖吧！”
很幸运地赶上了西影的“好时辰”。当时的氛围是80年代什么人物都辈出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有个概念就是，冷不丁这人能行呢？让他试试呗，反正花钱又不多。
拿着剧本去找厂长吴天明，我问他你管不管啊，吴天明大手一挥，“不管，自己弄去吧！”我又问那谁和我联合啊？因为以前电影厂的老规矩是一位导演的前三部电影都要联合执导，然后才能独立拍片。可他说不用，自己拍吧！
“胡改”完本子，带着剧组就去大连拍了第一批镜头，拍了很多矿山的外景，很大的机器和一丁点小的人，要那样的感觉，拍开会，一个桌子几分钟镜头都不动的，哈哈！样片拿回厂里，艺委会都急了，“他妈的这叫什么电影，4分钟动都不动，重拍！”吴天明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你自己有底吗？我说有啊，他说那就按你自己的来吧，我们只是提提意见，你爱听就听，不听就算了。最后，按自己的想法拍完剪完，《黑炮事件》诞生。
《综艺》：后来片子大获成功，有没有给你带来压力？
黄建新：《黑炮事件》不仅拿了政府奖，也拿了金鸡最佳男主角奖，还有香港电影节十大华语电影奖、上海新时期十年导演奖、陕西铜车马奖等众多奖项。当年这部影片在海外的震动也颇大，甚至好莱坞还专门为《黑炮事件》举行了一个首映式。
《黑炮事件》一炮而红没给我多大压力，我自己从小天性就是这样，没什么压力。拍就拍，不拍就不拍，不就是电影吗？我也没什么特别的使命感，就是喜欢。
《黑炮事件》后拍了《错位》和《轮回》两部形式、手法新颖的电影，那时候对电影的形式包括色彩、画面、构图等有把玩的痕迹在。前三部其实是艺术电影。
《五魁》，最没感觉
80年代末期，黄建新去了澳大利亚，两年后回国他感觉到了社会的变化。“90年代初期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像1990年底股市开市了，突然所有人对物质和金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巨大的撞击。”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黄建新惟一一个有计划的都市三部曲：《站直口罗，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和《红灯停，绿灯行》。在此期间，黄建新拍了自己惟一的一部非都市戏《五魁》。
《综艺》：《五魁》在你的作品序列中非常另类。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黄建新：1993年前后，合拍片开始在内地兴起，很多香港、台湾以及海外的投资人找到我，但他们不肯投都市题材，因为当时海外有市场的都是《红高粱》这种类型的电影。正好贾平凹是我大学同学，说他刚写了个讲土匪的，就是《五魁》。我把小说扔给投资人，他们马上说这个可以啊，那就拍吧！
我所有的电影都没有分镜头剧本，到了现场喜欢乱变，但《五魁》不仅开拍前做了分镜头脚本，而且是严格按这个拍的。现场完全没感觉，就靠经验拍完的。
我没下过乡，没呆过农村，连麦苗都搞不清楚，我的生活一直在城市里，而且是西安这种具有农业色彩的城市。在我眼里的西安是最典型的中国城市，和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上海不同，中国大部分城市都是受农业文明影响的城市，这里有真正中国城市人的心态，北京和西安就很像，我太熟悉这些了，而且对其中的变化感觉很敏锐，当然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短处又是长处。
“混血儿”的社会形态
整个上世纪90年代是黄建新创作的高峰期，几乎保持着一年一部的稳定产量。但那段时间中国电影业陷入低谷，国有制片厂更是举步维艰。从1991年的《站直口罗，别趴下》之后，黄建新再也没用过国有电影厂的钱，拍片资金大部分来自香港、台湾、日本或者东南亚，但这些影片即使在国内也都挣钱。包括黄建新拿西影资金拍的最后一部《站直口罗，别趴下》，115万元的投资，厂里收回了280多万元。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黄建新观察社会似乎重新开始平衡，“就是现在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其实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混血儿。”人们在这种新的平衡中从最初的矛盾、反对到追逐和逐渐顺应，此时人们的心理冲突大于表面冲突。从《说出你的秘密》、《谁说我不在乎》到《求求你，表扬我》，黄建新试图刻画出当代这种不纯粹的“混血儿”的社会形态。
《综艺》：有评论称你为“当代中国都市转型期的另类观察者”，你怎么看？
黄建新：当代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信仰危机的出现，主流社会价值观很难建立――这个我5年前就开始关注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获得解决的迹象，这也是我从2004年拍完《求求你，表扬我》到现在还没有新作的原因之一。没有创作冲动，很多人觉得奇怪说为什么几年不拍？这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过去几年的变化都是浅层的，骨子里的变化没有发生，没有记录的愿望。我是那种有话想说能一说一溜儿，没话想说或者现在还没想好怎么说就搁那儿回头再说的人。
《综艺》：现在这种心态有无变化？
黄建新：现在有想拍的东西了，因为经济危机的出现又把很多人拉到了生死的问题上，前几年中国人太顺了，“快乐”不断膨胀，人们不断透支这种“快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提前透支了情感、骄傲、精神刺激。但现在要还“信用卡”了。
下一部电影是根据严歌苓的英文小说《赴宴者》改编的，非常现实的题材，但还是很荒诞的气质。
监制黄建新
作为导演的黄建新完全没什么创作的紧迫感，他说严歌苓的小说他其实买了都三年了，剧本还有三分之一没写。分析原因，对拍电影一直抱着一种“快乐”心态的黄建新说“可能现在对玩别的感兴趣了吧。”
这个“别的”就是做监制。过去四年里，黄建新虽然没有拍片，但从未远离片场。从《杀死比尔2》的中方制作顾问到监制《墨攻》、《投名状》、《追风筝的人》和《木乃伊3》，黄建新已经从导演成功转型为中国电影行业最成功的大监制之一。今年的上海电影节，有很多人问黄建新怎么能既当导演又做监制，这不是矛盾的吗？黄建新回答说，“没办法，我是双子座啊！而且也没什么矛盾，陈可辛和斯皮尔伯格不都是成功的导演和监制吗？”
《综艺》：对监制工作的体验如何？
黄建新：我最早做监制的经历要追溯到1994年，当时我还在西影厂，台湾一个叫《飞天》的剧组找我担任内地监制。加入那个剧组，最大的风险并不在监制的职责范围之内，拍着拍着剧组没钱了，我倒把自己的钱借给他们了，连欠条都没打，哈哈！
《综艺》：当时他们为什么会找你当监制？
黄建新：大概是我这个人账算得特别清楚。早在西影，大家头一天坐在一起算账，第二天我就能拿出一张表格说我已经算完了。其后，在拍《背靠背，脸对脸》的时候我就同时做了执行监制，但没有挂名。那个时候觉得导演是搞创作的，挂个监制的名儿多傻啊！而且那个时候国内监制的概念和现在根本不是一回事。
《综艺》：后来你担任了中影第四制片公司的总经理，其间担任了《和你在一起》、《大腕》等多部票房大卖影片的监制，这个时候的监制概念是不是和之前的有些不同？
黄建新：我是1998年从西影调到了合拍公司当艺术总监。一年后，成为独立行政审批部门的合拍公司将制片部门与中影集团合并成立了第四制片公司。从2000年到第四公司上任到辞职，我的“当官”生涯只有两年多，其间监制了《和你在一起》、《大腕》等。那个监制还是挂名的成分大，主要是做一些前期策划，讨论电影结构，是我们自己定义的监制，不是海外那种影片CEO的性质。
《综艺》：为什么从第四公司辞职？
黄建新：当职业人可能更快乐一点，我感觉最放松的地方也是片场而不是办公室。但在第四公司短暂的两年坐办公室的日子里，我有机会参与了一部非常重要的影片――《杀死比尔2》。
2002年，《杀死比尔》剧组到中国拍摄时，本来是奔着上影厂去的，但因故未能达成合作。当时我就问韩三平，要不要把《杀死比尔》这活儿拉过来？昆汀这哥们儿有点意思。韩三平拍板说，拉来！
《综艺》：和《杀死比尔》剧组的谈判详情是怎样的？
黄建新：一方面，我有拍摄制作过多部影片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漂”在各大电影节，我很喜欢和那些大制片人交流国际制片的一些规则，这些背景促使我和昆汀团队坐在一起的时候能以一个职业人的手法去谈，所以非常顺利。
在谈之前，我做了大量的准备。谈判的主要内容是契约，包括财务监管、银行共管账号、怎么纳税、制作计划、人才配置等等专业性极强的问题。在见昆汀团队之前，我找了两个朋友帮助研究国际税法，还跑了很多涉外的财务机构、会计事务所、涉外的工程、贸易部门等等，看了大量的书，税法的、财务管理的，项目管理的，至少基本概念要弄清楚。
谈判时，《杀死比尔》的执行制片贝内特・沃尔士（Bennett Walsh）很惊奇。随后我与沃尔士成了朋友，当他携《追风筝的人》来到中国时，我们再次成了合作伙伴。
《综艺》：2004年，《墨攻》的内地、香港、日本、韩国四个投资方在香港开会，一致定下由你担任项目的第一监制。该片的监制经历如何？
黄建新：国际上，大监制的含义就像投资方选出来的CEO，由他来管理和完成这个项目。监制是个复合型人才，要懂创作，懂制作，懂法律还要懂财务。投资900万美元的《墨攻》，做到了不超支、不超期、财务透明、报表规范详细，让四个投资方都很满意。
《综艺》：之后，你又先后担任了《投名状》、《追风筝的人》和《木乃伊3》的中方监制。经过这些，你觉得监制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黄建新：能力是一方面，一个好的监制还有信用的问题。多年前台湾公司投资《五魁》的时候，最后我们将剩余的9万元退回给了投资方，他们都愣了，说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说这点钱做点账就没了啊？我说那不行，没花完就是没花完。
我说不准，但后来的事情可能多少就跟以前的这些小事有关，你信不信？大家都来找你，我也找不着原因，绕来绕去发现其实很久以前的一件小事竟是这种信任的源头。”
我很幸运，因为在电影这个行业里导演和监制都是不错的职务，对我而言都是很快乐而且很有成就感的工作。第一次，《投名状》在香港拿金像奖最佳影片奖是给我们三个监制的，奖杯上刻着黄建新，这是我第一次得了一个制作人奖，很有成就感。
《综艺》：最后谈谈今年2月你和陈可辛一起组建的“我们制作”吧，公司的目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