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根:教育要培养现代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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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根本
说到教育理念，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根基上认识教育》。从根基上来说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说得简单一点，一个字就够了――“人”。就是说，教育要讲人的意义。
如果真的要很深入地去认识教育的话，必须从生命活动的性质、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存价值的尊重等方面去考虑。
人首先要生存，然后是超越生存这个范畴而自由自觉地活动，这个非常重要。
马克思有一句话，意思是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没有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教育。
那么，教育的宗旨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教育方针？我总感觉到，我们长期以来是从工具意义上来认识教育的，而不是从人的意义上来认识教育，这是很遗憾的。
在我的印象中，多少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大学里，也不断地进行着教育改革。但是我们所谓的教育改革，可以说只是课程体系或内容的调整而已――增加或删掉一些课，或者在一门课里增加或去掉什么内容。这种改革当然是需要的，但如果教育改革只是停留在这一点上，这是失去灵魂的改革。
如果我们不触及教育的一些根本问题，只是谈一些枝节问题，那不可能有明显效果。
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学生有质疑、批判精神。我认为我们要培养学生具备公开地运用自己理性去思考的能力。我记得康德讲过，“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我们的教育一直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在大学里，基本上是教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这真是太简单不过了。不去启发学生主动思考，没能激发学生的潜能，这是教育很大的一个缺憾。在这一点上，国外的教育比我们的确要好得多。
在国外的课堂上，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明显。严复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他在《论世变之亟》中说，“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中国人认为知道得越多越好，西方人崇尚的是发现新的东西。在学生受教育时期，我们应该要培养他们主动思考的能力、质疑的精神、批判性的思维。从教育方式来讲，这是我们很欠缺的一面。
尤其是，优秀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拉开了。在研究型大学里，优秀的老师一般研究能力比较强，大牌教授就更不用说，他们研究任务比较重，都是比较忙的。我们现在讲一流大学，都不自觉地把研究成果作为衡量这个学校水平最重要的指标，学校看教师水平也是这样。所以有能力的尤其大牌教授很少走上讲台，那么他们和学生的距离就拉得很开了。
我跟我们的干部教师说过，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假设自己的孩子在一个学校里上学，好的老师他都难接触到，你心里怎么想？我们没有哪位家长希望这样吧。从幼儿园开始，就都巴不得小孩子跟好的老师在一起。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也是一样。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名师和普通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差别是蛮大的。
这些年，我们在学校里也在试图做出一些改变。在华中科技大学，我们讲未来要有三大战略转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的转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学校目前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设置“责任教授”。在以前，一些大牌教授因为研究活动比较多，比如要承担一些重大课题，有时候比较忙，即使有课也不能不去应付重要课题的事，那怎么办？按照我们的教学纪律，课是不能随便缺的，所以很多学校就干脆不让这些研究很忙的老师上课了。
为了避免这种矛盾，我们现在采取了“责任教授”制：大牌教授对某一门课负责任，这个负责任，首先就表现在要尽量上讲台。但上讲台不等于所有的学时都要去上，因为有时候这些教授的确要外出进行某些重要科研活动，那么此时责任教授下面的助教就要顶上去。但是，这门课的内容、体系以及整个教学效果的好坏，是由责任教授也就是大牌教授负责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使得优秀教师和学生的距离会缩小一些，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优秀教师。
当然我并不主张研究和教学分离。怎样才能让研究做得好的教师，尽可能多地走上讲台，多和学生接触，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和行动的。
当然，“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应该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因为要改变人们的观念。
我感到很遗憾的是，现实情况中，在相当一部分青年学生充斥着冷漠、麻木、自私。有些学生只想着出国、考研、或者找一个满意的工作，对国家、对社会漠不关心，变得很功利；还有些学生对于未来不知所措，沉迷于虚拟的世界中等等。
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之一是人的现代化。我们如果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准备不足的话，即使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发展得很快，最终还是有问题。如果现在培养的学生缺乏现代意识，缺乏公民意识，缺乏民主法治精神，那这个国家能够很好地现代化吗？
国家的现代化一定是需要现代的人，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培养学生的现代人格。
“起跑线上”的伪命题
曾经有人提出取消高考，但是在当前中国社会诚信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取消高考将是另外一场灾难。因为我们的社会诚信还是太差了。当然改革高考的内容和形式是有必要的。
我模糊地感觉到，老百姓中间不正确的教育观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强大的教育文化。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基础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其中还包括老百姓头脑当中所存在的误区。这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是前面严复讲的，中国人夸多识，要孩子尽可能多学些知识。中国父母花很多钱去为孩子报这个培训班，报那个培训班，在小孩子对那些东西还不是太有兴趣的时候，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另一个是尽可能地让孩子上好学校，不然的话，就以为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其实，上好学校还真没那么重要。
在我们的基础教育中，有两个被忽视了，一个是玩耍教育。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们小时候连幼儿园都没上过，但我们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玩耍，比如打珠子、捉迷藏等等。但现在不行。
我为什么强调玩耍教育呢？因为玩耍其实也能培养人的智力，只不过智力表现的形式不一样。比如说捉迷藏，其实是能锻炼智力的。今天多认了几个字，这当然是智力的一种表现，但捉迷藏所锻炼的智力并不一定比多认几个字差。再一个，玩耍教育还能培养人的情商。小孩能在玩耍的过程中，建立起和同伴相处的情商。现在的小孩子，除了上学之外，很少有其他时间和同伴玩耍。在家里，只能跟大人在一起。但是，小孩跟大人在一起，与小孩跟同伴在一起，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说外面的培训班还有些作用的话，主要也是由于小孩子之间的玩耍。那么为什么不可以不花钱让小孩子一起比较自由地玩耍呢？
还有，我们忽视了情感教育。要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培养他们健康的情感。健康的情感包含的内容不仅是对亲人的情感、对普通人的情感，还包括对生命、对大自然的情感等。当家长过分关注孩子的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时，肯定影响孩子健康情感的养成。
有些家长一味地要自己的孩子考尽可能好的大学，我建议家长们不要有这种心理。当然，北大、清华是中国最好的学校，但如果一个孩子勉强考取了北大、清华，却不能处于一种比较自由、愉悦的学习状态，这也不一定是好事。
比如，如果把学生的高考成绩分成上、中、下三等的话，北大、清华学生的下等平均成绩，要略高于我们学校（华中科技大学）上等平均成绩。但是毕业之后，我们学校好的一批人，比北大、清华后面的那一批人，在社会上的表现不止好一点，而是好很多。类似的情况也会出现在我们学校和比我们录取分数低很多的学校之间，这说明什么？
说明对某些学生而言，上最好的学校未必是好的选择。所以，不要为了考名校而牺牲自己的自由发展，还是回归到自由发展，这是最重要的。
西方欧美国家的基础教育就是小孩子先长身体，尽情玩，大一点会打打工，确立自己的兴趣，到大学以后，他们才真正开始探索知识。而我们恰好相反，经过竞争激烈的应试教育，到了大学以后，就不想学了。
教师的薪酬制度是问题
教育上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其实还存在着一个关于教师收入的问题。大学教师的收入跟某种绩效挂钩，中学教师也一样。
现在大学里的老师，拼命地搞很多课题，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我记得中科院上海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告诉我说，他不希望所里的研究人员申请很多课题，科学家要有社会良心。如果做一个研究，钱够了，就不应该要更多的钱。但是现实的、普遍的情况是什么呢？因为教师的收入和研究绩效挂钩，很多人只想着怎样能让自己口袋里的钱多起来，然后他就去怎样做。
中学里，教师的绩效可能是学生考什么名校。所以老师巴不得学生都考上清华、北大，因为这可以作为绩效。如果把老师的薪酬制度改一改，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情况。老师就不会拼命驱使自己的学生考什么名校。那么整个氛围也多少会有改变。
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简单地改变考试制度就可以解决的。中国教育的改变，是一个系统工程。
尽可能寻求大学自治空间
大学治理分为两方面，一是从国家的层面，我们怎么去管理大学？再一个是，大学内部如何自治？
在华中科技大学，如果希望这所大学有什么精神的话，我的希望是六个字：“独立、自由、责任”。独立，是说我们的大学要保持一份独立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要让学生能够自由发展，提倡学术自由；责任，是指我们的大学应该承载很多对社会责任，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做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记忆过去、引领未来等等，这都是我们的责任。
我的遗憾中，有些是我自己的工作没做好。比如有些老年教师希望在学校里建老年公寓，至今我都是不赞成的，我不认为大学应该做这个事情。但是有些老人，的确在生活上陷入困境。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国家去研究怎么解决。
再有，因为大学本身的治理结构上有问题。在中国大学的治理结构里，有一个现象恐怕不得不承认，就是存在事实上的两元指挥体系。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世上已无蔡元培》，意思就是现在这样一个体制下不可能出蔡元培。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应该承认，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大学，怎么可能没有一个校长是很有思想的呢？我认识的很多大学校长真的是很有思想的，比我更有思想。因此我相信教育改革的空间和前景依然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