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拉姨妈的乌托邦之蜂巢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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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为西班牙“98”年代作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叙事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图拉姨妈》讲述了一位集姐姐、姨妈和母亲身份为一体，名叫图拉的女人的一生。在这部百十来页的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女主人公图拉一直致力于构建她心目中的乌托邦，将自己关于纯洁、平等以及对慈悲的理解投射到她打造的蜂巢式家庭中。本文试图从图拉对乌托邦的建构、思想理念以及对乌托邦最后的反思入手来分析图拉姨妈的心理特征，得出图拉毕生追求的是一种纯洁、平等、慈悲的家庭氛围。
一.引言
关于乌纳穆诺小说特点的研究，学界有着统一的认识：乌纳穆诺认为“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并非由准确地描绘情形、环境和其他构成，而应由揭示人类的每个“我”的内心生活构成。（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2013：435）在他的小说中，没有大段的叙述，取而代之的是丰富的对话。因而我们无法确定小说中的地点和人物原型。然而，作者虽然极力避免描述性话语，但小说中的人物始终都无法离开背景独立存在。
与《亚伯・桑切斯》表达的主题不同，作者明确指出《图拉姨妈》这部小说试图表现的是一种姐妹情谊（sororidad）。在小说的序言中作者提到了三位重要的女性：阿比萨（Abisag），安提戈涅（Antígona）和圣特蕾莎（Santa Teresa）。这三位女性的身份和特征在图拉姨妈（Tula）身上得到体现，她们分别代表纯洁的妻子身份，不畏世俗的姨妈身份以及有着坚强意志的圣母身份。而纵观乌纳穆诺众多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两位母亲》也好，《伦布里亚伯爵》也罢，其背景始终聚焦在家庭这个范围。在作者看来，女性的特征一直都是和家庭、驯养以及纯洁相联系的，因为她们是姐妹、姑妈、姨妈或者地地道道的精神上的妻子。[1]家庭是乌纳穆诺笔下女性的舞台，是她们勾勒图像的画布。离开家庭，图拉的身份就不再是姐姐，母亲，姨妈抑或其他。此外，我们也会发现，图拉在形容男人时，通常都会用“雄峰”（zángano）这个词。实际上，图拉从小说一开始就试图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体系[2]，这个社会体系组织形式的原型就是蜂巢。因此，本文试图从背景出发，分析图拉对于蜂巢式家庭的构建，蜂巢式家庭中的理念推行以及她对于自己观念的反思。
二.蜂巢式家庭的建构
所谓蜂巢式家庭，指的是在一个家庭中，有蜂王，雄峰和工蜂三种身份特征的成员。蜂王和雄峰负责繁衍生命。而工蜂则专司筑巢、采集食料、哺育幼虫、清理巢室和调节巢室。因而整体上来说蜂巢式家庭具有母系氏族特征。关于三种蜜蜂身份的特征，小说在第二十四章中有一段描述：
遗产？在一个蜂巢中，以遗产的形式留传下去的是工蜂的精神，蜜蜂的传统，酿蜜和建巢的技术，乃至蜜蜂性。而这些无法通过肉身和蜂浆进行传承。蜜蜂的繁衍依靠的是雄峰和蜂王，但他们从来不工作，不曾知道怎么建造蜂巢，怎么酿制蜂蜜也不知道怎么照顾幼虫。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无法通过他们的肉体和浆汁把那些学问传递给他们的幼儿。蜜蜂那些筑巢、酿蜜和蜂蜡技术传统都是依靠旁系实现留传，不是通过肉身的繁衍，而是精神的传递。这种传递的实现要归功于那些姨妈们，归功于那些不会授精也不会产卵的工蜂们。关于这些，马诺丽达都知道。姨妈已经把这一切都教给她了。这位姨妈在她年轻的时候便将注意力放在了工蜂的生命上，她研究它们的生命，对它们的命运进行思考，甚至做梦都梦着它。[3]
可以说，蜂巢式家庭结构是图拉关于男人和女人使命以及精神传承的理解的一种投射。为此，我们看到蜂巢式家庭在图拉的努力下渐渐架构成形。整过程包括四个步骤：
1.将罗莎（Rosa）和拉米罗（Ramiro）设定为蜂王和雄峰，并促使他们完成繁衍后代的工作。
从罗莎与拉米罗互生好感，到确立恋爱关系，再到结婚生子，图拉一直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当罗莎对于拉米罗的求爱犹豫不决时，图拉以极为老成的严肃口吻劝诫罗莎去接受他。面对拉米罗因迷恋图拉而迟迟不愿提出与罗莎缔结连理的状况，图拉又一次以坚决的态度促使这对情侣完成婚礼。甚至就在图拉与拉米罗进行完对话的“第二天，举行婚礼的日期便确定下来了”。（P.76）
为了便于罗莎与拉米罗更好的繁衍后代，图拉反对罗莎养狗，减少与罗莎会面的频次，拒绝罗莎邀她同住的请求，直到罗莎诞下第三个孩子艾尔维拉（Elvira），才决心为了更好地照料孩子们搬进罗莎与拉米罗的家。
2.建造蜂巢，成为工蜂，负责管理家庭、抚养幼儿。
在整部作品中，图拉在家庭中的身份始终是一个管家式人物。文中虽然对此没有具体的说明性描述，但无论是罗莎的恋爱、婚姻、生产还是堂普里米蒂沃（Don Primitivo）的身后事均是由图拉主持。而图拉搬进拉米罗与罗莎的家标志着蜂巢的正式建立。在这个家庭中，图拉开始扮演工蜂的角色，负责孩子们的抚养和教育，并在这个家庭中推行她的意志和影响。为此，在罗莎去世之后，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孩子们的抚养中，她拒绝了里卡尔多（Ricardo）的求爱，也拒绝为拉米罗繁衍子嗣。
图拉不仅是这个家庭的奠基者，顶梁柱，她还是维系家庭的纽带。
3.在罗莎去世后，女奴马努埃拉（Manuela）成为蜂王替代者。
罗莎去世后，这个蜂巢式家族中便缺少了蜂王。在得知侍女马努埃拉已怀有拉米罗的子嗣时，图拉将马努埃拉塑造成为这个蜂巢式家族中的新蜂王。由她继续繁衍后代。
4.在拉米罗和马努埃拉去世后，寻找下一代的蜂王和雄峰，并在临死前将工蜂的职责委任到马诺丽达（Manolita）身上，以保持蜂巢式家庭的延续。
拉米罗和马努埃拉的相继离世，意味着这个蜂巢式家庭中的蜂王和雄峰的缺失。为此，图拉需要为下一代选出蜂王和雄峰――卡莉达（Caridad）和拉米林（Ramirín）。甚至可以说，图拉在养育拉米林时就意在使他成为雄峰，为家族绵延子嗣。因为她曾说道“他生来就该成为父亲，而我则要成为祖母”。（p.147）为此，在促成卡莉达与拉米林之间的结合之后，对于她来说，在这个世上她要做的就是等待她孙子的到来。（p.152）
然而正如前文提到的，蜜蜂家族的传统并不是通过肉身和蜂浆得以延续，而需要以精神的形式通过工蜂传承下来。为此，在图拉临死前，她需要将精神延续的职责托付给下一任工蜂式人物――马诺丽达，这个女孩“不仅是她的女儿，还是她精神的继承者，是她传统的安身之处”。（p.163）
可以说，蜂巢是图拉关于家庭模式的一种理想化图景。她之所要构建这种家庭模式，不仅仅是出于她对男女家庭分工的理解。还因为为了能够实现和推行她的理念，她需要打造这样一座乌托邦。
三.蜂巢式家庭的理念
在蜂巢中，工蜂负责传承蜜蜂的各项传统。这些传统是整个蜜蜂家族的精髓。对于图拉所打造的蜂巢式家庭来说，家庭精髓就是图拉对纯洁的追求和对平等的渴望。
1.纯洁
图拉自身具有物质洁癖。在她的妹妹罗莎去世前，面对罗莎呕吐出来的秽物，图拉惊恐万状的逃开；在与拉米罗来到树林当中散步时，她坚决不坐在草坪上，因为这不仅让她不舒服，甚至让她觉得恶心；当看到玛努尔拉生下的第二个小孩儿浑身是血时，她又不得不忍住恶心；（p.134）甚至在马诺丽达的呕吐物弄脏了床单之后，她也总是要认真地将床单上的污渍彻底清理干净。（p.144）这种物质洁癖进而也影响到她对精神纯洁的极致要求，这种精神洁癖在她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可见一斑。
对于爱情，图拉要求专一和忠诚。因此，即便感觉到拉米罗更加属意于自己，她也要促使拉米罗与自己的妹妹罗莎结婚，因为她认为一个人对待感情就应该从一而终。在罗莎去世后，面对罗莎临死前的嘱托和拉米罗的追求，图拉曾在内心叩问，假如自己是罗莎，是否会接受自己的姐姐代替自己成为丈夫的伴侣呢？最终她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她无法接受自己成为姐姐的替代品，也无法认可在具有排他性的爱情当中出现第三人。因此，她将拉米罗的追求认为是不纯洁的，继而力图打消拉米罗想娶她为妻的念头。
图拉对于爱情的态度不仅决定了自己的行为，也影响着她对孩子们的教育。为了给孩子们营造一个纯洁的家庭环境，她不允许拉米罗在孩子们跟前叫她的昵称，也不允许他在孩子们面前对她表现出任何亲密的行为。在拉米罗与马努埃拉完婚后，“她总是竭力阻止新婚夫妇接近孩子们，尽可能不让孩子们察觉到他们间的亲密生活”。（p.126）因为在她看来，这种结合并不是出于纯洁的爱情，而更多的是出于责任。她始终要求他谨慎对待爱情，希望自己能够在拉米林在遭遇到第一次情感发现时给予他引导，“希望拉米林的第一次爱情会是最终的唯一的爱情”。（p.146）
这种对纯洁的追求成为了图拉构建的蜂巢式家庭中的一种精神，并在马诺丽达身上得以继承。在这个蜂巢式家庭中，马诺丽达与图拉一样，是一个工蜂式人物，对于精神的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图拉的继任者，马诺丽达“一丝不苟地遵循着图拉的教诲，维护着这个家庭的传统”。（p.163）图拉去世后，家庭分裂成几个派别，艾尔维拉与恩里克（Enrique），罗莎与卡莉达，拉米林，马诺丽达。在发现艾尔维拉和恩里克之间的过度亲密后，马诺丽达立即向他们警告，因为在她看来，不存在性别概念的小孩儿游戏无伤大雅，但有了男女之别概念的姐弟间的亲密是对纯洁精神的一种僭越。
2.平等
除了对纯洁的追求，图拉也渴望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体现在男女之间的平等，也表现在社会地位的平等。此外，图拉追求的平等，除却让作为女性的自己，跳出社会对女性身份的设定，还试图让其他女性跳出男尊女卑的桎梏。
社会为女人设定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进入婚姻，要么进入修道院（p.69）。而图拉既不愿成为人妻，又不愿成为修女，只想保持孑然一身的状态。为此她给出的理由是：1.在婚姻当中，“我不是男人，而作为女人只能等着被选。可事实上，我想成为做出选择的那个人而非被选择的那一个”。（p.88）2.成为修女，意味着要听从命令，而我不喜欢别人命令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哪怕成为修道院院长，也不乐意，“因为我更不喜欢命令别人”。（p.103）所以图拉没有走上社会为女性设定的两条道路上的任何一条，而是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新道路，那就是成为孩子们灵魂的造型师。虽然这条路走的并不顺畅，但是图拉却异常坚定。入住拉米罗家中照顾自己的外甥们，却不愿委屈自己成为拉米罗的伴侣，即使流言四起，图拉也不在意。不仅因为她追求的是纯洁的爱情所带来的婚姻，还因为她不愿成为男人的泄欲工具，不愿成为他人解决事物的任何工具，她认为女人有更高的价值。可男人们却时常将女人看成是泄欲工具和自己饲养的家畜。“他们需要的只不过是个家庭主妇，一个照顾他们，为他们的床铺上干净的床单，为他们烹饪饭食的女人。而这比起将女人看做工具更糟糕。”（p139）面对这样男人的求婚，自尊刚毅如图拉，又怎么可能会接受呢！不仅如此，她也不愿让自己的外甥女只学习缝纫或那些专属于女性的活计， 因为在她看来“女人的任务在于塑造男人和女人，而不是为他们缝制衣物”。（p.106）
在撞破了拉米罗对马努埃拉所行的劣迹后，图拉要求拉米罗与马努埃拉完成婚礼。在拉米罗看来，马努埃拉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一介女奴。但在图拉看来，她的价值要比拉米罗认为的高的多。不仅如此，图拉还要求拉米罗向马努埃拉道歉，让马努埃拉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用餐。而为了不使罗莎的孩子们与马努埃拉的孩子们在身份认同时存在歧视和偏见，图拉努力让自己公平地对待所有孩子，并且在拉米罗和马努埃拉去世后向所有的孩子们宣布，从今往后他们的母亲就是她――图拉，五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之间地位都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
综上可以看出，图拉在推行自己的理念时，均是由自身出发，再推及他人。整个家庭成为了实现自己理想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人们各司其职，思想纯洁，地位平等。
四.图拉姨妈的反思
蜂巢式家庭是图拉姨妈心中关于家庭结构的一种模式，是她实现自我理念的乌托邦。但是，正如作者乌纳穆诺所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七种主要品质和七种与之相对的缺点：他既高傲又卑微；既贪婪又节制；既又洁；既善妒又慈悲；既吝啬又慷慨，既怠惰又勤奋，既暴躁又耐心”。[4]乌纳穆诺的人类典范是“垂死挣扎的人”，是甚至在临死的时候都“同思想的绝望经常斗争”的人。（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2013：431）是一个矛盾的个体。图拉姨妈就是这样一个既矛盾又“同思想的绝望经常斗争”的人物。
一方面她严词拒绝成为拉米罗的妻子，认为这是对纯洁爱情的玷污，是对女性的亵渎。另一方面，她又不断诘问自己，“我到底爱拉米罗还是不爱呢？这不是傲气吗？这不是白鼬那种孤独的痛苦心情吗？由于害怕把自己的皮毛弄脏，而不肯跳下泥潭搭救它的同伴。（p.120）”在拉米罗去世之际，图拉请求拉米罗原谅自己。并承认“也许我对于的想法不近人情。但是在最初，在你追求我妹妹的时候，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p.132）在向牧师忏悔时，又提到“他的不幸是我导致的，神父。是我使他堕落了两次，一次和我的妹妹，另一次和另外一个女人”。（p.148）而造成这一切的，是她的傲慢和自私。认为是出于对自己精神洁癖的维护而导致拉米罗陷入泥淖之中。表现出图拉要在保持自我圣洁和拯救他人之间进行抉择的两难境地。
在得知马努埃拉怀孕之后，图拉要求拉米罗娶马努埃拉为妻，并给予她平等的社会地位。然而图拉为马努埃拉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拯救到这位孤儿，反而让她对眼前的身份转变更加惊恐。马努埃拉的去世，比姐姐罗莎、舅舅堂普里米蒂沃和拉米罗的死更让图拉感到沮丧。她甚至认为“他们三个是自己死去了……！但是这个孤女是被杀死的！是被我们杀死的！难道不是被我杀死的吗？”（p.135）自己意欲帮助马努埃拉追求平等，获取成为母亲的权利，但正这个母亲身份夺去了马努埃拉的生命。因此她将马努埃拉的死看成是自己的罪孽。也表明在她的蜂巢式家庭中，在她的乌托邦里，公平和慈悲不能直接划等号。
所以她去世前在对孩子们的劝诫中说道“对于你们要做的事情你们一定要考虑清楚，清楚，再清楚......你们不需要对已经做过的或者没做到的事情感到后悔......假如你们看到你们爱的那个人落入泥潭中，哪怕是一个黑井、是一条污水沟，你们也要跳下去营救他，哪怕要冒着被淹死的危险，也要跳下去救他......”（p.161）
五.结论
作者在小说的前言中还提到，在他写完这部小说之后，发现小说的主人公图拉与堂吉诃德和圣特蕾莎有着惊人的相似。借用卡洛斯・阿・古尔斯特的话：
对于乌纳穆诺来说，圣特蕾莎是受探险本能驱使的女版堂吉诃德，这位圣女的伟大冒险在于要建立一个摆脱旧教会散漫的新教会，在它的教义影响下，人们生活纯净，简单，禁欲并充满愉悦......而乌纳穆诺在《图拉姨妈》和圣特蕾莎中发现的一致性就在于赫尔特鲁迪斯也是一个受纯洁、禁欲和快乐理念启发的新社区的建立者。[5]
这个新社区正是图拉在文中构建的蜂巢式家庭。她由自身对纯洁和公平的理解推及到这个家庭，并且试图让她的理念作为家庭精神传承下去。她用尽一生打造理想中的乌托邦与圣女特蕾莎致力于建立一支新教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追求的都是一种纯洁、平等和慈悲的社区氛围。
参考文献
1.S ENZ DE ZAITEGUI， Ainoa Bego a. Metafísica de la maternidad： estudio comparativo de Dos madres y La tía Tula de Miguel de Unamuno a la luz de Génesis 29-30[J]. Cuadernos de la Catédra Miguel de Unamuno. 2006（2）： p93-p108.
2.Zapata-Calle， Ana. Amor y pedagogía y La tía Tula de Miguel de Unamuno como proyecto común： la parodia de la alienación racional[J]. Céfiro： Enlace hispano cultural y literario. 2009（1-2）： p113-p138.
3.Oropeza， Bettina Pacheco. La concepción de lo femenino en Unamuno： encuentro en un entreacto[J]. Contexto： revista anual de estudios literarios. 2004 （10）： p217-p228.
4.Longhurst， Carlos A.编. De Unamuno， Miguel 著. La tía Tula[M]. Cátedra. Madrid. 1987.
5.De Unamono， Miguel. Tres novelas ejemplares y un prólogo[M]. Espasa-Calpe. Madrid. 1964.
6.Ontaón de Lope， Paciencia. En torno a La tía Tula[C]. Actas del Octavo Congreso de la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Hispanistas. Rhode Island， United States. 1983.
7.（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史》第八卷 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注 释
[1]笔者译，引文原文为“Las características positivas de lo femenino， siempre en relación con el hogar， con la domesticidad， e inclusive con la virginidad， puesto que se trata de hermanas， de tías o de esposas de espíritu， castísimas.”
[2]笔者译，引文原文为“Tula instaura desde el principio de la novela un sistema social en torno a ella.”
[3]引用的小说原文均为笔者自译。
[4]笔者译。原文出自Miguel de Unamuno的 Tres novelas ejemplares y un prólogo。
[5]引文出自Carlos A. Longhurst为 La Tía Tula所作的引言
（作者介绍：樊珊萍，西南科技大学西班牙语助教，上海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语言学，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