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回扣”在肃杀中隐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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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备受关注的《药品流通环节价格管理暂行办法》最后一轮征求意见稿流传出，按已经确定的时间表，新规将于7月1日正式执行，大约近2万家企业受影响。
然而，虚高药价能否真正被扼杀在药品流通环节？
药价虚高“机关”重重
“降价的药，药店不卖，医生不开，医改多年药价依然虚高，这是因为涉及的利益环节太多，药价的形成机制和招投标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药品底价查询网”创办人“路漫漫兮”做客搜狐“微访谈”时，披露医药界的怪事，“医生和医药代表成了一家人，有的医药代表甚至连医生接送孩子这类事都揽下来了。”
“让老百姓知道药品的底价，医生们开药费单的时候也就会掂量掂量了，至少不敢再像现在这样嚣张了。通过民间监督，最终能把医药费降下来。”“路漫漫兮”这样想。
记者登录发现，该网站列出了1.4万余种药品的进货价和零售价，其间的价差大得让人瞠目结舌。价差十倍、二十倍的药品，比比皆是，比如“三河”牌乳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进货价仅为2.5元，零售价却高达34.3元。
“路漫漫兮”没有公布自己的真实姓名，这让不少网友质疑他所曝药价的真实性。“路漫漫兮”解释说，目前登出的只是一部分数据，若公布实名，日后就无法拿到其他药品的真实数据了。“我现在已经成了全行业的公敌。”他无奈地表示。
医务管理人员轻易“被公关”
“药品价格虚高，说到底主要是一些药企、医院、药品中间销售商提取‘公关费’造成的。”在近日召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会”上，新疆自治区人大代表宣国军捅破了药价虚高的窗户纸。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追溯近十年来药品价格机制改革可以发现，医改的核心问题一直未能触动，其关键就在于降低药价的单兵突进，很难撼动长长的灰色利益链条。
近日，新疆部分人大代表就群众最关心的看病难、药价高和医疗领域收受“公关费”等问题，做了专项调研。
新疆人大代表们在调研中发现了一个让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问题:一些基本药物的指导价格竟然是市场零售价格的三四倍。
“这实在是太不正常了。”宣国军说，难怪有些药品生产企业对药品价格链条连喊“琢磨不透”。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基本药物的零售指导价如此“高高在上”?是相关部门监管不力，还是被人蒙骗了?
新疆人大代表们带着一个个疑问，深探究竟，结果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有人拿了某些药企、药品中间商的“公关费”后，便投桃报李，人为将药品价格提上去，把虚高的药价转移给患者，直接损害了广大患者的利益。
经过调研，宣国军等人大代表进一步发现，医务管理人员的道德滑坡是吃药品“公关费”的根源。一些医务人员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医德严重滑坡，他们也因此成了医药代表主攻的重点对象。
新药“入院”要交“四费”
新疆人大代表们经过调研发现，“公关费”分为几种：新药要进入医院，需打通层层“关节”，要对院长、药房主任等多道环节进行“公关”，这叫“进院费”。
交“进院费”只是新药进医院的第一步。药品进入医院后，如果没有患者使用，最终可以退给药商。那么患者是否愿意使用这些药品，关键在手握处方权的医生。为促使医生给患者多开这些药，药商一般都会明码实价——医生每开一支可得一定数量的“处方费”。
之后，新药还有两步需要走。为了准确得到每名医生开药的数量，药商还要委托医院药房定期统计，司药人员每统计一支新特药也有劳务费，这在业内被称为“统方费”；医生想开这些药，药房就得有储备，这就又要向药房人员支付“劳务费”。
人大代表经过调研发现，经过几个环节的周转，再加上医院医疗经费保障机制问题，使得本身价位并不高的药品到了患者手中就暴涨了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国家药品采购实行招投标以后的药价反而比实行招标以前还要高，出厂价10多元的“头孢他定”到患者手中暴涨到100～160元；一种核心成分为青霉素药的感冒针剂，成本仅6角钱，加入一点无关紧要的成分后，价格狂升到50～60元一支，而这已经成为医药“公开的秘密”，由此可见药品“公关费”问题涉及之广。
为送出“公关费”，医药代表也是煞费苦心。新疆人大代表们通过调研发现，许多医药代表通过与相关人员建立长期友好协作的“朋友”关系，通过礼品、礼金、博览会、学术会，组织娱乐、游览、考察活动等手段变相发放“公关费”，增加了有关部门调查的难度。另一方面，在社会各方共同打击药品、器械回扣的强大攻势下，医务人员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由个别“提成”转为“利益同盟”，以各科室为单位实行集体“管理”，以“合法”掩盖非法，企图转移检查部门视线。而“法不责众”的现实使得药品“公关费”问题蔓延不绝。
人大代表们发现，尽管医疗卫生系统在严厉打击药品、器械回扣问题上出台了一些制度，推出了一些举措，但这些措施在执行中往往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尤其是在对待“嫌疑”问题时，常常苦于查无实据，只有教育了事，非但达不到威慑效果，反而助长了部分人员的侥幸心理。
治理药价顽疾应下猛药
如何根治医疗领域“公关费”问题？宣国军等新疆人大代表建议，应布网防疏、内外兼修、标本兼治，为廉洁行医构架内外监控体系。
“首先，各级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医院的管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建立治理医疗机构‘公关费’问题的长效监控体系。对容易出现回扣现象的‘重灾区’，司法机关应对收受药品回扣人员从重处罚。”宣国军说，同时，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让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加强监督，为抑制药品回扣，降低药品价格作出共同的努力。此外，要加快医疗机构体制改革，建立全社会信任的新型医疗体系尤为重要。
宣国军还建议，治理“公关费”等顽疾必须下“法律制裁”这一猛药。税务、审计部门在检查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企业财务账目时，重点审查有关药品支出费的去处，对于超过法定收受贿赂起刑额以上的，应及时报送检察机关依法查处。检察机关应主动到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经销公司及医疗机构进行法制宣传和了解线索。物价部门依照价格法的规定，依法对药品生产企业、医疗机构进行药品成本作价，并公开药品的成本价值，保障人民群众对药品成本有知情权，同时应当作出最高限价。
锁定流通环节加价
宣国军的观点集中指向一个问题，即药品流通环节，那么，刚刚流传出的《药品流通环节价格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能否将“非法”萌芽扼杀在摇篮中？
“如果当真严格执行，这会比‘安徽模式’更有杀伤力，医药行业的营销生存模式会被彻底。”国内某知名上市公司高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外企和部分国内企业去年就开始成立专项应对，但大部分企业仍心存侥幸。”前述公司高管认为，国家发改委选择在此时出台这一价格政策，是在医改前三年的第一阶段结束后，“深水区”的公立医院改革必须启动的信号释放。
记者注意到，不同于目前执行药品价格管理的单一药品加价率，《办法》将这一关键数据划分为流通环节和医疗机构两大类别，各自实行不同的差价率加成。
“这实际上明确了每一个环节的最高定价，现在行业使用的以药品底价卖给商业公司，几经倒票，通过票据公司多次开票，‘洗’出一个高价格的生存路径就几乎不可能了，而这对相当数量的公司是个致命打击。”该人士分析。
目前，广泛存在于国内医药行业的药品销售模式，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2000年开始，伴随医药市场的迅速放开，药品制销售模式快速发展，逐步成为医药市场的主流销售模式：商依靠掌控终端市场资源的优势，借厂家之名或挂靠商业的方式从事药品经营活动；而制药企业面对这样的商通常采取底价式招商和佣金式招商两种方式。
其中，以底价现款供货，由商控制渠道和终端，商通过商业过票或向厂家支付税金的方式解决收入和相关费用的低价模式更是为众多中小公司所使用。
“这种模式流通链条长，环节多，费用大，如果药品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几乎难以维系这种模式的正常运转。”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牛正乾向记者表示，“药品高定价是制销售模式存在的前提，而无序的商业流通和粗放的价格管理是制销售模式生存的土壤。”
“目前行业内都是在流通环节用一个高价格做出‘空间’，分别按照不同比例给医生、药剂科，还有统计处方的人，剩下的还有医药公司、生产厂家回扣，这一直是医院药品销售特别是处方药销售的基本营销模式，现在如果完全明确了加价的比率，没有了这些空间，制药公司的销售工作会非常困难。”前述人士向记者透露。
受影响企业欲自救
由于《办法》的价格管制范围并不包括廉价、短缺等药物和基本药物，亿利天然药业集团副总经理王高俊认为，《办法》在压缩制药企业利润的同时，根本上将会加速基本药物制度的推行和落实。“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具体的基本药物招标中的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小；而如果《办法》强行推进，商业之间的整合也许会加速，一大批中小商业公司将死掉，最终导致整个产业链的变化。”他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由于此次《办法》同样涉及合资和进口制药公司的产品，这也就意味着，跨国和合资药企将不得不在大型医院的“主战场”面临类似的问题。
“近几年，跨国药企纷纷把开拓三四线市场作为业绩的主要增长点之一，开拓新市场的费用也不断提高。”有药企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费用甚至会达到60%左右，现在如果仅仅以进口的口岸价为基准，他们在市场层面产生的费用根本不可能抵充实际花费的市场营销费用，这对他们来说，也不会是一个好消息。”
《办法》第四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及时将上一年度的最低、最高和平均出厂（口岸）价格报送至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定的药品价格信息平台。平均出厂（口岸）价格，是指按照药品年销售收入和年销售数量计算的出厂（口岸）价格”。
“听说已有国外的某家公司悄悄提高了口岸价，以应对《办法》后续可能带来的销售问题。”前述人士告诉记者。
“如果药品价格加成管制的思维方式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药价虚高的问题是不会得到根本改变的。”牛正乾表示，除去执行到位的问题之外，他还担心流通环节和医院都会各有对策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