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易经》中的婚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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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的婚俗文化，《易经》64卦中有较广泛的体现，其中主要反映在妻从夫居、一夫多妻、无婚姻自、婚期婚龄、抢婚习俗、贞节观等六个方面。

关键词：易经；婚俗；妇女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8-0140-02

《易经》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不仅记录了上古时代的占筮祭祀礼节方面的知识，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把《易经》称为“大道之源”一点都不为过，它里面各种思想资料蕴涵丰富，近年来，学术界从各个政治、经济、军事、法学、教育等领域进行了研究，而且成果颇丰。然而，从婚姻习俗方面进行研究的还不是太多。其实《易经》中四百五十多条筮辞中，有将近四十条是关于婚姻习俗方面的内容，对中国传统的婚姻习俗，特别是妇女的社会地位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笔者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妻从夫居

男女两人结婚后，妻子一般随丈夫居住，这种习俗自上古就有。《易经》中就有显示。《易经》每一卦都有一定的含义。比如乾为阳，象征天或男子；坤为阴，象征地或女子。写筮辞的人认为：宇宙就是由阴和阳两种元气构成的。有天地然后有万事万物，有男人和女人才能繁衍后代，男女是构成婚姻主体的两个方面。

至于“妻从夫居”婚姻的形式，《易经》中的卦辞有明显的反应。比如《蒙》九二卦中这样写：“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孔颖达曾经注释：“妇谓配也，故纳此配而得吉也。”“纳”的意思就是现代汉语中的“娶”。

男子“娶”，女子“嫁”，这就是结婚。卦辞中的“纳”字来表示“娶亲”，这样一个解释，说明上古时期婚姻就是女子被男子接纳。《蒙》六三：“勿用娶女”。“取”在这个地方就是“娶”的意思，“娶”为“取”的分化字，“取”字从耳从又，表示以手取耳，其实，这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在古代战争中，杀死敌人，需割下敌人的左耳以此为凭证进行记功。“取”的意思中，有“获得、得到”的义素，逐渐引申为“获取”一切东西，自然也包含女子。后来，加上“女”特意表示“娶亲”。因此，“娶”与“取”有共同的意思“获得”，也说明结婚后女子将要到男方家居住。

以上这些文字可以证明，上古时代已经是“男性中心”取代了“女性中心”的社会，女性已经成为男性的附属物。

二、一夫多妻

中国婚姻史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群婚制、血族婚制、亚血族婚、对偶婚、入赘婚、一夫一妻制。有的专家说，《易经》时代，是一夫一妻制的时代。但是，《易经》中出现了“侄娣”，使得上述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侄娣”，是指一个女子出嫁时有自己的侄女或妹妹陪着，妻子叫做“嫡”，陪嫁的叫“侄”或“娣”，“侄、娣”又被称为“媵”。对此，《公羊传》中也有记载，并记载说男子有九个配偶。是否有几个配偶，不能确定，但是可以至少说明男子有妻媵好几个女子。

在《归妹》初九中也有这样记载：“归妹以娣。”嫁妹以作娣，说明娣确实存在。《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羊无血，无攸利。”《周易全解》：“此女子承筐，但筐中是空的，因为她没有资格参加祭祀，她不是正妻而是娣。”[1]这些资料不仅充分说明了证明“娣‘的存在，而且还证明了丈夫拥有的每个女子地位不相同，妻的地位最高，娣居于其下。

三、无婚姻自由

由于礼节非常多，在那个时代，女子是没有婚姻自由的。其中的《蒙》六三有所显示：“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女”谓六三，即“勿用取之女”，“金夫”谓上九。此六三之女，自往求见“金夫”。唐朝的孔颖达这样注释：“女之为礼，正行待命而嫁，今先求于夫，乃非礼而动。”可见，在婚姻中，女子不能主动向男子求婚，要等待男子来求婚再嫁，或者遵从“父母之命”，否则，就不合礼制，为人们所不能接受。

一个女子按照习俗随着自己的姑姑或者姐姐一起出嫁，对于他们来讲毫无婚姻的自由可言。其中的《归妹》卦可以了解到，初九曰“归妹以娣”，九四曰“归妹衍期，迟归有时”。商代的帝乙嫁他的妹妹，以妹之“娣”陪嫁，但婚期却被帝乙一拖再拖。六三曰“归妹以须，反归以娣”，帝乙本来想以家中的地位卑贱的女子代替“娣”陪嫁，但这个贱女却被送了回来，帝乙最后不得已，还是“娣”作为陪嫁了。六五曰“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在帝乙妹妹出嫁的当天，“妹”的嫁衣还赶不上“娣”的嫁衣漂亮高贵。从这些卦辞我们可以看出，帝乙先是不愿意让她随“妹”陪嫁，于是故意拖延婚期，继而又企图以其他贱女代替陪嫁，可是，终究无法，帝乙只好让“娣”陪嫁，然后置办一套比“妹”的嫁衣更华美的嫁衣，以此来求得心理上的安慰，也表达自己的感情。

四、抢婚习俗

结婚是婚姻习俗的最高潮阶段，故双方都非常重视，和近代一样，结婚当天新郎要亲自去迎娶新娘，至于结婚的形式，在《易经》中也有记载，《咸》是专门说明婚姻关系的卦辞。其组合为上“兑”属阴，下“艮”属阳，画卦的人认为阴阳相互交映，刚柔相济才能有所感情。所以就用“上阴下阳”象征夫妻关系，占得此卦就比较吉利。

怎么样进行迎亲呢，繁文缛节不是太多，《屯》、《贲》、《睽》三卦的部分爻辞中却记述这样一些场面，类似于古时候的抢婚。“屯如皤如，白马翰如”意思就是“一行马队蜂拥而来，远远望去马色斑驳，奔驰、回旋，一派威武壮观景象，乍一看似乎是劫财的强盗，实际上是“匪寇婚媾”。

另外，《睽・上九》也有记述：“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像“匪寇，婚媾”的记载在《易经》不止出现一次，二十频繁出现，均为古代抢婚习俗的描述。

五、婚期

婚事确定下来后，婚期是如何确定的呢？《归妹》九四：“归妹衍期，迟归有时。”从这句可以看出，女子如果年龄不够，婚期可以往后推迟，等到适当的年龄再出嫁。

男女双方结婚时的长幼情况，一般是男子大于女子更为人们所容易接受，如《大过》九二卦辞中记载：“枯杨生■，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这两爻辞说的都是男女结为夫妻，九二中男子长于女子，九五中女子长于男子，一个结果没有什么不好的，双重否定加强肯定语气；一个为结果是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也没有什么赞扬的。

吕思勉说：“《诗》曰：‘婉兮娈兮季女斯饥。’言季不言孟，古人好少女之证。男子之性，盖无不好少女者。”又说：“古书言昏年者，书传、礼记、公羊、谷梁、周官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墨子、韩非则谓丈夫二十，妇人十五，大戴又谓大古五十而室，三十而娶，中古三十而娶，二十而嫁。”[2]虽然各家说法不一，男子应该大于女子还是被大家所接受的。可见，这种情况在当时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

对于婚期的选择，在以上这两爻爻辞中都出现了杨树的描述，并且用此做比。说明在当时结婚的时间一般定在每年的春天。这种风俗到东周时也没有改变。而“怀春”一词也极有可能由此而来。

六、贞节萌芽

上古时期，婚姻关系的固定长久，已经被人们所重视，如《渐》九三中记载：“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象曰》：“妇孕不育，失其道也。”意思是说以私情相孕的不能养育。女子怀孕了而不能养育的是因为那不是自己和丈夫的孩子，而这样做，是违背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不仅不能生育，而且这个女子还会受到惩罚。可见，当时婚姻强调夫妇关系固定专一，女子不能随便与丈夫以外的男子有私情，更不能和别的男人有孩子，否则，就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唾弃。

另外，终身的婚姻关系也是在《易经》中被强调的。比如《恒》卦中就说夫妇的情义要像日月四时的变化一样恒久，《恒》六五中记载：“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意思就是要求妻子从一而终，对丈夫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如《象传》所说“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还有《序卦传》中提到：“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讲的就是夫妇之间的关系要恒久，终身不变。也就是要求夫妇关系稳定。

总之，关键在一个“恒”字，《易经》中有“恒其贞德，妇人吉”这样的句子，也就是夫妻关系应该长久保持下去，不然的话就要遭到羞辱，为社会和丈夫所不容。由此可以看出，“从一而终”、“不事二夫”的贞洁思想开始萌芽。

曾经有一些人根据《诗经》中的只言片语，认为东周时期，男女双方的婚姻关系是自由的，妇女还可以再嫁，没有所谓的“从一而终”的观念，而且到了汉代，还有妇女改嫁的例子，女人从一而终的观念是后来才有的。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现在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首先，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不合伦理道德的事情。其次，事物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在殷商末期，由于商纣王的荒淫无度，不理朝政，社会风气败坏。周武王建立西周后，吸取商朝末年的家训，对社会各个方面严格要求，夫妇之道自然也不例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本来完善的社会制度，到了东周时期，逐渐被废弃，所以到了东周时期，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再次，春秋时期郑卫、战国赵国中山皆为声色渊薮之地，有现实和历史的原因，即“此地为殷墟文化圈，流风余韵尚在”，“诸侯与周王室远近关系不同，实行周礼的程度也不同”[3]。对于以上这些情况，后代的儒学家是深恶痛绝的，因此他们比较向往西周的政治、伦理、道德制度，孔子就是其中的代表。《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中庸》：“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者说明了在春秋时期，风俗习惯、伦理观念已与西周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了。其中在婚姻中的“贞节”思想已经淡薄，但是不能就说明在西周时期“贞节”观念已经完全消失。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婚姻习俗发生了巨大地变化，而《易经》中的独特的符号结构和广泛深奥的内涵对此发生了重大的作用。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女子跟随丈夫居住：一夫多妻；妻子年龄应该小于丈夫；男女地位不平等，男尊女卑；婚姻不自由；抢婚习俗；贞节观念。

《易经》以其包罗万象的内容，对人类社会可谓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虽然几千年过去了，一些观念和习俗至今还为人们所遵从。

参考文献：

[1]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386.

[2]吕思勉.中国制度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13.

[3]王晖.从商代“牝鸡之晨”现象看商周妇女地位的文化差异[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