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遇”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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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期间，曾遇到两次热心助人的事情，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它们看成是“奇遇”。

1987年5月下旬，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同周末在内放假四天。我和爱人趁机与几位同事（都是国内外派人员）一起到美国北部去旅游，主要是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因为要接一位同事的爱人，我们就住在罗彻斯特市郊的一家汽车旅馆。我们两口和小邓用一部车，由小邓驾驶。第二天，我们一大早就出发了。看完尼亚加拉瀑布之后，我们游兴未尽又去了趟加拿大的多伦多。等我们再返回到罗彻斯特旅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和爱人下车之后就去开房门，门还没有打开，小邓就走了过来，用低沉的声音说：“老朱，出问题了，我们明天回不了华盛顿了。”我忙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忘记取下车钥匙就下了车，把车门锁上了。小邓是个很直率的人，我知道他此时心里很急，可是夜深了，周围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旅馆又在郊区，这个时候到哪里去求援呢？我一方面劝小邓不要着急，一方面带着他去找旅馆的酒吧间，看那里还有没有人。找到了酒吧，走进去一看，有一个三十岁模样的美国青年，独自坐在那里喝咖啡。我们走到他桌子边，向他说了一句：“先生，我们碰上了点麻烦，您能帮个忙吗？”他问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们的车钥匙锁在车里面了。听完，他立马放下咖啡杯，起身就走，口里说着：“带我去看看。”他看过我们的车之后，去自己车里取来一片一米多长、大约一英寸宽的薄铁皮，设法我们的车里去。可能是车型不同，大小不同等缘故，插了很久也插不进去。他非常耐心，围着车子转过来转过去，试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总算从司机座那儿插了进去。说来也奇怪，他把铁皮去之后，不知怎么拨弄了几下，车门就开了。小邓立即把车钥匙取了下来。我一看手表，已经快深夜一点钟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位年轻人，可是手头什么纪念品也没有，只好连声道谢。青年人摆摆手，笑着说：“不用谢，不用谢。祝你们晚安。”说着，向着酒吧间那边走去了。我心里非常感动：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深更半夜，放弃自己的休息，花那么长的时间来帮我们的忙，竟不是为索取任何报酬。我至今一想起这位年轻人就心潮起伏，尽管我连他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但我记住了他的形象。

1989年9月，我要离开华盛顿之前，又遇到了同样的情况。那时，北京电脑还不好买，我和老伴想给孩子带一部回去。非常热心的同事小邵从广告上给我物色到了价格适中的电脑。大约是9月初的一个下午，他带我到马里兰州的一个小镇子去订购。小镇离华盛顿相当远。我们看了样机，试运行并订好货之后，要赶回华盛顿。小邵也是第一次去那个地方，路不熟。我们在镇子里面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回华盛顿的那条大路。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我们真有点儿着急。转着转着，转到了一条胡同里面，眼前是一所学校的校门。小邵是个机灵人，他干脆把车开到学校里面去了，原来他看到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士正向着停在校园里的一辆车走去。我们开进去的时候，他正准备上车。小邵走上前去向他打听如何才能驶上通往华盛顿的高速公路。那位男士向他示意：跟着他的车走。我们以为他也是要回华盛顿，就紧紧跟在他的车后面。没想到，他把我们带上大路之后，从窗口伸出手来向我们挥手告别，然后在下一个出口下了高速公路，向着小镇方向开回去了。这时我们才明白：人家是专门来带我们上路的。我们呢？连向人家说一声谢谢的机会都没有。但那位先生开车带路的身影却反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两件事是“奇遇”呢？大概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得到的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信息都是金钱至上、不讲道德等等。而今却突然在美国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碉堡，遇上这样热心助人的事情，怎能不觉得是“奇遇”呢？难道“助人为乐”真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的“永久不变的道德”的一种？我读过一些中国古代的故事，不乏热心助人的事例；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不管是学习雷锋之前还是之后，也遇到过不少热心助人的事迹；现在又在美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和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因此，说“助人为乐”是人类共有的或者说是人类都推崇的一种道德风尚。这种道德风尚不是某一个人所独有，也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所专有。我们是文明古国，是礼仪之邦，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并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应该把助人为乐作为做人的基本道德观念来加以颂扬，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道德规范和自觉行动，使之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道德风尚，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