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音乐与人生》中译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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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我书桌上的是一部北京大学刘小龙博士的译著：列维斯·洛克伍德的《贝多芬：音乐与人生》中译本的清晰、整洁的电子文本。这部不久即将付梓的译著对我国音乐学界的贝多芬研究、乃至我国对整个西方音乐研究，无疑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西方古典音乐传入中国始于上个世纪初叶，而贝多芬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音乐家，说他是中国人接触最早、最受敬仰、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西方音乐大师，是绝不为过的。去年完成的中央音乐学院张乐心博士的学位论文《贝多芬在中国——20世纪贝多芬在中国(大陆)的接受问题研究》，在当代艺术接受理论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仔细的梳理和研究，使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概括的了解和认识。

在贝多芬尚在世时便已出现了对贝多芬音乐的评论，待逝世后一百多年来西方音乐学界对贝多芬的研究，就其数量、成果和水平来说，一直居于首位，相关著作、论文浩如烟海。然而，其中最有分量的、经典性的著述，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的却并不多。所以我对列维斯·洛克伍德这部贝多芬专著的中译本即将出版感到异常的期待和欣喜。对中国的音乐学家来说，如何展开对西方音乐大师的研究，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实践，但是，在方法论上却一直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粗读刘小龙博士该书的中译电子文本，我深切地感受到列维斯·洛克伍德的这部著作中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认识和处理作曲家传记和他的音乐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作品和人生的关系问题。这两个范畴之间究竟有无真正融合和交织的必要和可能，西方音乐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直存在对立和分歧。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两位具有重要影响的贝多芬专著的作者唐纳德·弗朗西斯·托维(D.F.Tovey)和卡尔·达尔豪斯(C.Dahlhaus)，前者声称“研究大艺术家的人生经常会成为理解他们的作品的明显障碍”，而后者则认为：“传记叙述应当游离于对作品的解释之外，而绝不介入其中”。

从洛克伍德的这部著作中，我感受到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是有充分认识的：音乐与其它艺术不同，解释一位作曲家的人生和他的作品之间的直接联系是异常困难的，尤其是像贝多芬这样一位以创作纯器乐为主，极少谈到其作品的具体所指和内涵的作曲家，就更加困难；特别是当你试图用词语来表述纯器乐作品的确切含义时，就会面临极大的困惑。尽管如此，洛克伍德在传记与音乐，人生与作品之间关系这个重要问题上是与上面提到的两位“大家”的理论立场是不同的。

洛克伍德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比较辩证。一方面，他感受到贝多芬的作品常常是超越外部因素的，具有强烈的个人独立特性和意义；但另一方面，他同时关注贝多芬经历的社会历史事件同他不同时期的创作之间的或隐或现的联系，他甚至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贝多芬的一些伟大作品反映着他所处时代最为深刻的美学、科学和政治思潮。贝多芬虽然很少谈到自己作品的创作意图和对作品本身的具体阐释，但是，人们还是可以从他的大量的信件、日记、谈话录里透露出来的有关他所处的时代、现实、生活、艺术的思想情感中，去领悟他的音乐中潜藏着的某种意义和内涵。

洛克伍德的这部著作中，几乎涉及到贝多芬最重要的绝大部分作品。从对其中的一些重要作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领悟到他在处理作曲家的传记人生与其音乐作品之间关系的基本理念。其中关于《第九交响曲(合唱)》的论述就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范例。从其长达两万五千字(中译文)的篇幅中，作者详细交代了这部作品创作的政治背景、创作观念的变迁、并通过逐个乐章的具体分析来概括整部作品的艺术特征。这里既有对乐曲的技法、结构的专业性描述，又贯穿着对作品感情世界和精神内涵的阐释。最后，洛克伍德将对贝多芬的这部经典作品的感悟做了如下表述：“通过借用席勒的‘颂歌’直接向大众宣扬人性，贝多芬号召个人和群体凭借从不幸走向理想的经验以各自的方式展开斗争，并把人类的手足情谊作为一种观念持久保存，去迎接黑暗。”洛克伍德将贝多芬的这部作品正确地称之为“启蒙陈述的最后产物”，是“对一种逝去的理想主义的复兴”。我们知道，贝多芬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欧洲已处在黑暗的复辟时期，新的革命高潮尚未来临，在这个后拿破仑时代，启蒙主义思想光辉已经频于熄灭。

洛克伍德的这部著作出版于2003年。西方音乐学术界上世纪80年代就已兴起的“新音乐学”潮流方兴未艾，而长期主宰音乐史学界和音乐美学界的实证主义和自律论潮流，已遭到质疑和批判。应该说，洛克伍德的这部著作，其主导学术思想是与“新音乐学”思潮合流的，它在这部贝多芬研究著作中得到了反映。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作者在这部著作的序言中，对托维、达尔豪斯等人在传记人生与音乐作品之间关系应该绝对分离这个问题上，写下了如下一段批判性话语：“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问题，绝对分离的理论也只会弄巧成拙，无法立足。作品并非凭空而生。它们总是被人创造出来，用以实现特殊的表现目的；它们不是由抽象的程序和编码创作产生的。因此，我们能够承认，那些潜伏在个体品格、视觉角落、演说习惯、人际关系，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中的根源性因素，在艺术家的许多作品中产生共鸣。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被塑造成作家们所说的艺术家的‘创作特征’，这种内在的特征以一种看似清晰明了的方式在作品中留下印记，即使我们不能详细地定义它。”

诚然，在今天，贝多芬的音乐毕竟已经成为历史，作曲家自然不会再按贝多芬音乐的风格、语言去谱写乐曲，而音乐学家对贝多芬音乐的研究中也必然体现着当今时代的理念。然而，贝多芬的音乐作为人类音乐文化的珍贵遗产，却仍然活在今天，为人们提供无法替代的音乐审美体验。特别是当今我国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当经典已经很难引起一些研究者们的兴趣和敬畏之心，而对当代西方音乐种种新颖技法的描述已经成为某种学术时尚甚至趋之若骛的今天，我相信，阅读洛克伍德的这部著作是会带给我们许多珍贵启示的。再以《第九交响曲》为例，书中不乏技法方面的专业性分析，但这种分析却不是完全游离于作品“主旨”之外的单纯的技法描述。请允许我在这里再引述一段作者的话，它会加深我们对作者治学的方法论上的理解：“那些寻求在意识形态之外立足的研究者们，要么将自身寓于针对作品结构的分析之中，要么深入历史，不再把第九交响曲视为脱离于具体时空的艺术产物，而把它当做一位艺术家在特定时期和语境中创作的作品。对于一位作曲家投入一部作品的个人意图，我们能够通过不断积累的线索对它加以重构，以期了解他的创作轨迹。于是，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努力在一部作品的原初语境中理解它，而是为了尽可能切近地理解它，最大限度地降低内容的失实和缺失，赋予它深远的价值含义。”

本书作者列维斯·洛克伍德(Lewis Lockwood，1930-)是当代美国著名音乐学家，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80年代曾担任美国音乐学协会主席。这部出版于2003年的专著《贝多芬——音乐与人生》荣获了当年的美国普利策传记大奖。美国“新音乐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一书的作者约瑟夫·克尔曼(JosephKerman)将洛克伍德评价为“美国杰出的贝多芬权威”，可见这位已进入耄耋之年却至今仍活跃在音乐学术前沿的学者在当今美国的学术威望。

作为本书的译者，刘小龙值得我们称赞。他在中央音乐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赴北京大学任教，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殚精竭力地投入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由于他在学院接受过多年的正规严格的音乐学专业训练，具备良好的外语水平，特别是他的博士论文即是以贝多芬的音乐创作为研究课题的，这就使他具备了能出色地完成这部译著的充分条件。刘小龙的译文认真，语言表述清晰流畅，作为他的第一部长篇译著，委实是难能可贵的。

应译者作序之邀，写下了上面一席话，与其说是序言，还不如说是感言。我为刘小龙能出色地完成这部有相当难度的译著而感到异常欣慰，它使我们中国的读者有机会更容易地研读这部贝多芬研究的杰作。学海无涯，殷切地期望并相信译者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不懈地努力，向更高的学术境界攀登。

于润洋　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