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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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必须要有约束机制，迫使政府能够制定出一致的、持续的、着眼于未来的、具有前瞻性的政策。
最近，有“央行的央行”之称的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年度报告指出，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面临三大风险：过低的生产率增速、处于历史高位的全球债务水平、政策回旋空间显著收窄。
当前，美国仍深陷经济衰退的泥潭，日本“安倍经济学”走到了尽头，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人意料，新兴市场遭受冲击，地缘政治动荡，全球债务占GDP的比例节节攀升，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分化加剧等因素，令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对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经济周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研究等方面都有所建树。日前，基德兰德就全球经济形势、政策不确定性的挑战、最优经济政策以及中国经济增长与政策等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报告》记者的采访。
基德兰德解释称，他的理论展示了如何在经济模型和政策框架中引入人的因素。“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了相关研究，当时的宏观模型中主要考虑的变量是消费和投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等等。现在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理性人的前瞻性决策。”
经济周期是基德兰德分析的基点。他认为，市场无法预测外部冲击的变动与出现，也无法自发地迅速做出反应，导致经济运行会出现周期性波动。因此，长期政策的设计比短期政策更重要，但是，政府要通过一定方法避免“时间不一致性”。他表示，“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已经足够多了，额外的政策不确定性会雪上加霜。”
所谓“时间不一致性”，即私人部门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会影响政府当期决策。基德兰德表示，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不得不考虑诸多要素的冲击以及各种市场主体的偏好，只有个体预期政府未来的政策正好是政府当期的最优政策时，经济政策才是时间一致的。因此，政策要具有前瞻性。
基德兰德还强调，经济周期的本质是经济基本趋势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着基本趋势波动。在他看来，人们对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已经有了广泛认识，但对经济周期的理解还不够。
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凸显
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以来，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停滞，美国仍无法摆脱经济衰退的泥潭，欧洲和日本处于负利率时代。这些经济体为什么至今仍未走出危机？
芬恩・基德兰德：我们看到全球经济到处都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政府能做什么，都还不清楚，因而产生了大量风险。这种风险可能造成很多重要大国出现经济持续低增长的情况。比如即便美国现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但由于看不到任何经济发展的确定性，所以整个经济依然停滞不前。我想说的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可能就会面对这样一种风险――进入一个长期停滞期。
中国经济报告：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你认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紧迫性的问题是什么？
芬恩・基德兰德：世界上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困难，有些人认为，这些困难主要是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我的观点可能有所不同。最紧迫的问题是政府经济政策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很多不确定性，由政府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大家都知道总生产函数，这是宏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理念。在总生产函数中，实际产出是资本、劳动和技术的函数。但一国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是有限的，因此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和技术。政府政策对于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这两个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在做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决策时，通常都是具有前瞻性的，面临非常高的成本和风险。政府出台的税收、监管等政策将会对企业决策产生长期影响，这可能是积极影响，也可能是消极影响。
政府决策者为了实现目标函数而选择不同政策，但很多政策计划不是今年或明年要执行，而是将来要执行的。这里存在一个难点：假设政府现在出台了一项政策，一切按照政策计划展开实施，但到2020年政府重新计算目标函数，又会出全不一样的政策。现在的政策可能是不错的，但由于这些政策很难考虑到将来的状况，最终的政策效应会有所改变。
政策的不确定性会给经济社会带来非常糟糕的影响。比如，突然增加资本税收会导致一些工厂因负担加重而关掉，或者一些刚性兑付的政府负债出现违约可能会造成非预期的通货膨胀。在实践中，一些政策往往忽视了未来，不具有前瞻性，但我们必须要有约束机制，迫使政府能够制定出一致的、持续的、着眼于未来的、具有前瞻性的政策。
宏观政策应避免“时间不一致”
中国经济报告：能否举几个具体例子来说明时间不一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芬恩・基德兰德：爱尔兰和阿根廷是我研究一致性政策的两个案例。
阿根廷是反面案例。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经济面临很多问题，人均GDP下降了20%，被称为“迷失的一代”。直到90年代末，阿根廷经济才恢复了增长，但后来又出现了严重下滑。我认为阿根廷的政策在一致性上出了问题。之前阿根廷面临恶性通货膨胀、汇率贬值、存款冻结等问题，政府的承诺无法兑现，投资者对政府失去信任，资本持续流出，技术进步停滞不前，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爱尔兰则是相对比较好的正面案例。它当初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90年时爱尔兰的人均GDP排在欧洲的末位。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爱尔兰实现了经济腾飞，现在被誉为“欧洲的硅谷”。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爱尔兰政府实施的确定性税率政策。不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爱尔兰投资，都可以明确知道未来几年的税率，税率保持不变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企业寿命。这项政策的长期一致性与确定性使得爱尔兰的政策环境可预测，令海内外投资者信心稳定，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让人惊叹的影响。可见投资者对政府的信心十分重要。一旦政府政策具有前瞻性，并保持长期一致性，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会潜力巨大。
但不幸的是，这种靠外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从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后来爱尔兰在银行业监管方面的政策不是很明智。2000年以来爱尔兰的银行借出了大量抵押贷款，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银行面临破产风险。于是政府决定花纳税人的钱为银行提供财政救助，但这对纳税人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从政策一致性角度来看，如果你要给某个行业提供救助，最好要对这个行业进行监管，以防止政府救助不会被滥用，显然爱尔兰政府给银行部门提供了不良的激励机制。
约束机制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建立对政府的约束机制，来解决政策不确定性的问题？
芬恩・基德兰德：关于政府自我约束机制，过去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金本位制度，虽然从20世纪30年代就不再使用了，但在此之前都是非常有效的政府自我约束机制。
独立中央银行是最成功的机制。德国央行、美联储、英格兰银行都是长期一致的典范，展示出政府良好的自我约束机制。一般来讲，央行负责人的任期长于央行选举期限，比国会议员的任期更长，这也是独立央行的好处。
我经常用阿根廷的案例解释短视的政策，不一致的政策通常是短视的。阿根廷央行是典型的受中央政府控制的非独立性银行。在过去60年，阿根廷央行共有50多任负责人。之前阿根廷政府对央行储备金进行干预，央行行长拒绝了这一政策，但结果就是行长被换掉。
中国经济报告：在财政政策方面如何降低不确定性？
芬恩・基德兰德：相对于央行的货币政策，从长期增长角度而言，财政政策更加重要。同时财政政策更难处理，尤其是怎样对政府进行约束，以确保政府制定长期一致性的财政政策，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在经济理论中得到答案。
中国经济报告：有没有好的机制可以解决跨期或跨政府任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芬恩・基德兰德：我可以介绍一个挪威石油基金的例子。挪威的石油储备巨大，而1998年设立的石油基金是为了满足子孙后代的需求。也就是说，这些石油基金不会被动用为现在的人提供安全保障。基于这个原则，石油基金每年会制定预算，确定能花多少比例的基金来满足未来的需求。当然，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压力，希望石油基金增加每年的支出，比如建幼儿园和医院。但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没有染指石油基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政策是有一致性的。
类似的经验还有智利的铜稳定基金。智利的政府也没有动用铜稳定基金，如果这个基金放在阿根廷，可能过两年就没有了。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机制可以保持稳健的政策，而其他国家不行，我想也许是宪法因素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经济政策与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新常态，从过去10%以上的增速下降到7%左右。你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会呈现什么走势？
芬恩・基德兰德：明智的经济学家通常不会做这样的预测。如果你看机构的预测，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是比较悲观的，除非一些改革措施得以推进，否则经济下行趋势难以改变。
作为经济学家，我所能做的预测是，中国要确保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做出一定调整，如果不做出调整，可能会导致增长不会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从长期来看，虽然中国经济增速远高于一些国家，但人均收入相对较低，所以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利用了相当多的资源，实现了高速增长，如果进一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将有利于结构调整，经济增速有可能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
芬恩・基德兰德：在我研究的理论模型中，技术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与投资，总供给曲线会随之上移，而宏观经济波动取决于供给方面，经济周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的波动。因此，在我看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创新与技术变革。而创新创业的真正主体是中小民营企业，是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企业驱动着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政府和企业而言，应该把政策、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资源投入到那些代表了未来方向、具有必然需求的领域中去。
中国经济报告：你提到中小企业驱动经济增长，那么你如何看待中国国有企业所扮演的角色？
芬恩・基德兰德：我对于国有企业并没有太多的信任，我并不觉得这些国有企业知道怎样最好地利用资源。无论国有企业如何改革，只要它们还在整个经济体中占有较大比重，资源的有效配置就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因为不可能依赖国有企业采取行动，使资源配置到中小企业当中。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采取另外的更加灵活的政策，促进充分竞争，从而为中小企业带来更大的活力和便利。
中国经济报告：你觉得中国的经济政策在时间一致性方面是否存在问题？
芬恩・基德兰德：中国在政策方面的一致性看起来比较高，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但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我们看到，中国大部分银行都是政府所有，银行偏向大国企，导致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信贷。这些问题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政府应该解决监管方面的约束或者不足。有学者认为，除非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行业，引入更多竞争，否则中国可能长期陷入困境。但是这有可能影响银行业的稳健发展，甚至影响短期经济增长。
过去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20世纪80年代，智利和墨西哥面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两个国家对银行业采取了不同行动，带来了不同后果。在智利，政府接管了一部分有长期前景的银行，并在两三年后进行再私有化，同时推进利率自由化。当然最初的成本比较高，在最初的两年里智利实际GDP下降了20%，但由于银行资源能够更好地进行分配，很快智利经济就起飞了。而在墨西哥，政府对于银行私有化非常谨慎，政府控制着银行并决定贷款的分配。但问题是政府官员并不一定擅长资源分配，大部分贷款投向了大国企，墨西哥实际GDP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是停滞不前的。
从墨西哥和智利的例子可以看出，长期要比短期更重要，好的政策着眼于长久。只要基本面还是稳健的，即便短期会有放缓和不足，但从长久的绩效来讲表现还是良好的。在调整结构和转型升级的道路上，政策的制定更应注重前瞻性，需从更长周期的角度来把握。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评论中国央行的前瞻性指引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在美联储、英格兰银行等央行，通过未来货币政策信息，可以引导市场预期。但在中国，我们看到前瞻性指引反而加剧了市场震荡。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芬恩・基德兰德：在美国，过去有一种看法是，你不应该去预测央行将要做什么，因为央行希望对接下来的决策加以保密。一些聪明的经济学家说，这种做法十分荒谬，因此应该对央行决策进行预测。正是因为如此，你们可以看到，美联储现在会在议息会议结束后的几分钟内就讨论结果。我觉得美联储的政策制定有越来越透明的趋势。我想来自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学家应该会推荐这种做法。
中国经济报告：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宏观调控中，相机抉择政策的自由度加大。考虑到时间一致性，你认为相机抉择的宏观政策是好的政策吗？
芬恩・基德兰德：宏观政策应拒绝相机抉择。当个人预期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时，以往动态决策的分析思路是有问题的。如果政府实施的政策与最初公布的政策不一致，政府再做出类似的约束性承诺时就会遭遇信任危机，从而导致政策失效。因此，政策制定应该基于规则而不是基于凯恩斯式的相机抉择。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政策一直试图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你如何看中国的稳增长措施？一些刺激政策，比如2008年推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对经济造成了诸多结构性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芬恩・基德兰德：我并不相信刺激政策。美国在2008年也出台了刺激政策，这类政策没有提前缜密构思，对提高生产率无益，产生了不必要的成本和税收负担。可以看到，临时的政策措施并没有带来生产潜力的提高。刺激政策可能会让房地产这类企业受益，但这是短期的，不可能令经济长期平稳增长。我听说中国地方政府被鼓励多做一些事情来稳定经济，我不认为地方政府会出台促进整个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
关于结构改革，肯定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和成本，我希望政策制定者愿意接受某些短期的下滑，情况会在中长期有所好转。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地方政府通常从本地实际问题出发，更多考虑的是短期利益，对其有没有好的约束机制？
芬恩・基德兰德：当我们在讨论政策制定者的偏好时，显然保持政策一致性是一个理想状态。而且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让政策制定者打破原来的承诺。这不仅仅是在中国，其他国家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至于你所提到的中国地方政府的例子，我想，中国政策制定者有约束政策不一致的远见。刚才我讲了智利和阿根廷的案例，智利在政策一致性方面做得比阿根廷好。我也讲了挪威在保持政策一致性方面的做法。中国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对这几个国家的机制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