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监督募捐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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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将5月19日至21日定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很多人认为，这是广大网友强烈呼吁的结果，事实上，此前，一些机构和专业人士已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呼吁下半旗志哀，以悼念在地震中遇难的逝者、抚慰生还者。
北京市安金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资深律师江波，就是其中的呼吁者之一。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江波向《财经文摘》展示了他在5月16日就提交给国务院的一份建议书：《建议国务院为汶川大地震罹难者降半旗》。与普通网友的呼吁有些不同，江波援引法律条文，严谨地论述了“降半旗志哀”的法律依据。
江波告诉《财经文摘》，其实对于此次灾难，他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此事。为此，本刊对其进行了专访。
募捐款的使用缺乏执行力
《财经文摘》：地震发生后，作为律师，您比较关注哪方面问题？
江波：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从更深层次去思考，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帮助灾区人民、帮助灾区重建。钱肯定是要捐的，但政府政策和制度的改变，比募捐款的效用更大。
我想，对于社会募捐款的科学、合理、有效使用，是下一阶段全国关注的重点，也是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和考验。
《财经文摘》：国家没有这方面的政策规定吗？
江波：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募捐款专款、专用、专账的规定和要求，但缺乏执行力，遑论监督和审计。在现行的行政体系下，很容易上下联手套空募捐款。什么款都可以截留，这在中国曾经有非常不好的记录。
《财经文摘》：您认为该如何保证？
江波：身为律师，我们对此非常关心。这些爱心款，毕竟体现出的是手足之情、同胞之情和关爱之情，如何善待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这份爱心，非常重要。
我个人认为，在大的政治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要坚持专款、专用、专账原则，力争公开、透明、公正、公平。具体来说，政府出台政策，以如何利用这次募捐款为契机，制定募集、使用、发放和申请捐款的规范流程，普及公开、透明操作原则，保证募捐款的流向清晰，并辅以严格的社会监查和审计。
可以考虑以一个点为契机来带动面，这意味着，以汶川地震来推动以后的赈灾救灾模式。
推动民间监督和审计
《财经文摘》：在募捐款方面，现在有社会监督机制吗？
江波：目前，中国媒体和社会监督的管制尚未放开，无法发挥监督作用，只能靠体制内监督。而中国是一个缺乏权力制衡的国家，体制内监督很难，力量和效果都不行。募捐款是从上到下发放，社会审计也是从上到下，缺少独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
《财经文摘》：您认为应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江波：可以考虑组建由社会知名人士，包括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等，组建民间专业审计委员会，受聘于红十字会或政府机构，对募捐款的流向和使用，进行完全公开、透明的审计和监督，这样才能够取信于社会。
很多人现在不愿意捐款，就是因为对募捐款的流向持怀疑态度。比如说摩根大通，就直接采购矿泉水资助灾区，矿泉水你总不能挪用、贪污了吧？
现在，捐款的来源也趋向多元化，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民政部、抗震救灾指挥部，多头多门。如果来源是单元化的，一个机构就可以操作，而多元化的捐款来源，如何协调和分配，是下一步必须考虑的问题。
《财经文摘》：在捐款来源多元化的背景下，要确保每个部门的捐款使用科学、合理，恐怕要面临很多问题。
江波：应该让会计师协会、审计师协会、律师协会都参与进来，可以打乱人员分组，分别受聘于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民政部和抗震救灾指挥部。
如果政府不这样做，下一阶段，肯定或多或少会出现救灾款被截留或者被挪用的现象。现阶段的抗震救灾模范英雄，很可能过几天摇身一变，成为挪用救灾款的贪污犯典型，“非典”中就出现过这样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腐败发生最集中的领域，是政府发包、工程采购。而灾区重建的任务这么重、工程量这么大，政府有何能力去保证每笔款项的落实？
一旦有贪污挪用的事情发生，政府的压力会很大。因此，减轻政府压力的一项主要措施，就是鼓励社会参与，借助民间专业力量去解决专业问题。
慈善机构应采取公司治理模式
《财经文摘》：据您了解，灾害发生后，国外募捐款的使用一般是怎么运作的？
江波：国外跟国内有很大不同。在政府拨款方面，主流欧美国家的政府体制相对公开、透明，政治体制本身就有合理制衡的监督体制，能够确保有效使用直拨款项。
从社会募捐方面来讲，主要是通过红十字会，但国外红十字会是民间机构，采用公司治理模式，其自身体制能确保募捐款有效而合理地使用。
《财经文摘》：一般认为，中国红十字会是官方机构。
江波：确实如此，中国的红十字会是官方性质，其总会有正式编制70名，其中40多名是公务员编制，20多名是事业单位编制。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存在官本位思想，没有人能确保红十字会就会合理、有效地使用救灾款。
事实上，不只红十字会，现在的募捐组织基本上都是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级别很高，在民政部注册的以“中”或者“中华”开头的，都是副部级单位。这种机构都是政府模式运作，带有很大惰性，如果不按照公司模式治理，就没有办法监督。
培育非政府组织
《财经文摘》：作为研究非政府组织的专家，您如何看待这次抗震救灾中非政府组织的表现？
江波：政府和军队毫无疑问是抗震救灾的核心力量。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但真正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数量和程度，都非常有限。
这与国外恰恰相反。国外的民间组织和社团是救灾的重要力量，军队反而是辅助力量。
《财经文摘》：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不同？
江波：中国骨子里是行政主导一切的国家，不相信民间机构。中国红十字会由于其官方背景，每次大灾后都是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一员，但其他民间团体则缺乏合作通道和协调机制。
其实，这主要还在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不健全，政府对社会控制较严，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相应缺乏成长的土壤。
《财经文摘》：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江波：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基本理顺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经济开始变得生机勃勃，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但是另一方面，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却一直模糊不清。
滞后的政治改革，并没有拉开政府与社会的距离，政府还在通过庞大的行政机构及具有官方背景的协会，继续艰难却牢牢地控制着社会。
尽管有《民间机构登记条例》，法律上也承认民间机构的存在，但政府通过严格的核准登记制度，限制了非政府组织的注册和存在。
非政府组织毕竟代表了一部分群众，可以起到平衡稳定的作用。因此，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给非政府组织一个可以存活的土壤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