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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北大
拉格拉尔・鲍德松先生早在30多年前就已与中国结缘,而这条纽带的开端,正是北京大学。
少年时期的鲍德松便对“神秘”的东方怀有极大的热情。当他还在冰岛读高中的时候,便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产生了好奇,他天天坐在课桌前,遐想着8000公里外中国的图景。这种求知的期待越来越浓烈,鲍德松决定亲身前往中国。很快,成绩优秀、能力突出的他申请到了冰岛国家奖学金,开始了在遥远国度的全新旅程。他与北大的不解情缘也就此展开。
一开始,鲍德松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思想。在当时,这些是哲学系的主修课程,于是他选择了相对深奥难懂的哲学系。“我认为现在的系主任王博教授说得很对:‘哲学也许不会让人一见钟情,却可以使人受用终生’。”至今,鲍德松仍然为自己当时做出的正确选择而自豪。“推开北大的这扇哲学门,便展开了一个更深远、更广阔的新世界。”那时正值“”后期,北大生活条件很艰苦,想洗个澡都不容易。鲍德松作为一个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学生,对用“搓衣板”洗衣服这样的经历都感到十分惊奇,以至于现在仍把它作为当时生活中的一大“趣事”。他也是一个“文艺青年”,常常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内游玩,领略古都风貌。海淀在他的记忆里是块大荒地,“以前的北大周围都是农村,我骑自行车到天安门,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农田。”
湖光塔影里4年的学习与生活,使鲍德松对北大产生了极其深厚的感情。“在我的心目中,北大很美,很自由,是一个创造思想、让学生塑造理想的大学,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当时普遍来说中国思想比较保守,我来的时候又是‘’后期,但是北京大学却一直保持比较自由的校风,这让我很敬佩。现在我回到北京大学,看到学校仍旧秉持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伟大精神,我感到非常高兴。”
鲍德松参加了北大哲学系的一百周年庆祝活动,他对朱善璐书记的讲话非常认同:“近几年的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危机,更是思想上的危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更应成为一个提高我们思想认识、帮助我们坚定理想的圣地。”
中国文学:终身的挚爱
在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思想系统性地学习中,鲍德松渐渐发现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社会。中国人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西方不太一样,他认为“中国式阐释”的马列主义离不开中国传统,理想才是中国革命的情感维系。
于是,这位“文艺青年”不再满足于枯燥的理论学习,他渐渐对中国的传统思想产生了兴趣,并在其中发现了真正的快乐。鲍德松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传统经典《论语》《道德经》,那时这些书籍还属于敏感的内部藏书,不准学生随意借阅,直到1977年“”结束后才被正式允许借阅。“他彻夜读这些古书的热情,堪比当年别的男生读武侠小说的那股劲儿。”鲍德松的好友、北大中文系77级校友黄怒波回忆道。《论语》《道德经》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尚难以读懂,但是这位充满激情和好奇心的冰岛人却充满了信心,他不断地查字典、询问同学和老师,终于逐字逐句地读懂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在他看来,这些传统哲学,正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人们复杂的行为都可以在传统文化中找寻源头。于是,鲍德松开始把《论语》翻译成冰岛文,先介绍基本概念,然后翻译全文,把古老中国的文明传向了遥远的冰火之岛。“我翻译《论语》《道德经》,不仅是为了向冰岛人民介绍中国的传统思想,同时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增强对中国社会的了解。”翻译着这些古老而睿智的文字,鲍德松觉得,中国古代先人的智慧滋润着自己的心灵,增强了自己内心的力量。“不过在《论语》方面,我还是个学生。”他孩子气地笑了笑,谦虚地说。
鲍德松也对当代中国文学充满热情。他热爱诗歌,并一直在创作诗歌。他也为莫言获诺贝尔奖而掀起的“中国文学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随着社会的变化,文化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加国际化了。但是,它仍然脱离不了浓重的中国色彩。我想,日后中国文学决不会完全西化,作家们会更加重视、传承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源远流长,虽然文学会不断地变化,但其核心的中国特色是不会丢失的。”
管鲍之交
在北大简单快乐的日子里,好学且热情的鲍德松结交了许多朋友,更与当时正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学生、现在的著名诗人、企业家黄怒波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时留学生数量很少,他们也和中国同学住在一起。鲍德松没有和黄怒波住在一个寝室,但同住一个宿舍楼,彼此又都爱好文学,一来二去渐渐熟识了。1977年,中国刚刚恢复高考,大学新生多数没有上过高中,很多都是知青和“工农兵”学员,曾经下过乡做过一线劳动,也当过教师、干部、生产队长,虽然阅历丰富,但是基础知识水平并不高。而在鲍德松看来,黄怒波却是一个例外。“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突出、很优秀的学生,不仅个子很高,而且学问也很高。他入学时就已经在文学上有了很高的造诣。”黄怒波在谈到两人的友谊时,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冰岛盛产羊毛,每次鲍德松的妈妈给他织毛衣的时候,也会给我织一件,穿在身上,暖在心里。”两个人的友谊就在这样的惺惺相惜和“有福同享”中不断加深。
30年后,一个是冰岛驻华公使,一个是著名诗人、企业家、慈善家,旧时延续至今的情谊又有了很多新的内涵――黄怒波曾投资百万美元建立中冰文化基金,从事中国和冰岛的文学译介,鲍德松在筹建准备中帮了很大的忙。前几年黄怒波还筹划在冰岛租赁300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发绿色生态旅游,鲍德松也帮他前后奔波。为了分享他俩共同的爱好,鲍德松也常常出席黄怒波的探险专题展览、新书研讨会。冰雪覆盖的童话王国和黄土覆盖的文明古国,似乎又因两个北大人的友谊而增添了更深的牵绊。
公益:一个“富有理想的概念”
鲍德松本人十分热衷于公益事业。2010年,在鲍德松及其夫人的倡议下,冰岛驻华使馆在四川凉山援建了“冰华希望小学”,鲍德松也时常去凉山看望小学里可爱的孩子们,希望他们“长大后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有机会来冰岛看看。”
北京大学第九届国际文化节以“公益前行――世界梦想传递”为主题,让鲍德松先生大为赞赏。“公益,它与北京大学所秉承的‘理想’传统相吻合。我非常欣赏北大人为追求理想而生活,他们的奋斗以自己的理想为准则。这样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蔡元培先生做北京大学校长的年代,蔡元培先生本人不仅以教育作为理想,而且他也会说世界语,以国际和平友好作为终身的奋斗目标。假使蔡元培先生能够活到今天,看到现在的北大有着每年一度的国际文化节,又以‘公益’这样富有理想的概念为主题,他一定会十分高兴和欣慰的。”
鲍德松用儒家学说做了进一步阐释:“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在《论语・里仁》篇中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做公益事业的目的,就是培养出更多的君子,让更多的人以道德为其价值判断的准则。”他还介绍了冰岛公益的发展状况。冰岛作为一个只有30多万人的小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亲密,所以他们对公益事业比较敏感和热情。而且冰岛位于板块交界处,时常有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人们对自然灾害有种“与生俱来”的真切感受。“冰岛的老百姓会为受灾地区的人民迅速提供经济援助。即使是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国外发生了自然灾害,例如汶川地震,虽然和冰岛人没有什么关系,但他们还是会筹款帮助那些在灾害中蒙受苦难的人们。”
鲍德松认为,当今中国的公益事业做得还远远不够,中国社会非常需要公益事业,规模也有待进一步扩大。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人们只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入自身发展,很少有机会把视线投向更远的地方。“城市人住在自己相对封闭的空间中,对外界事物不甚关心,对他人也缺乏理解,总体来说,我认为他们是缺乏理想的,人们只关注自己的利益,极少考虑集体、社会的利益,更不会想到去帮助别人。其实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鲍德松希望中冰两国在公益上也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交流。
鲍德松已是“知天命”的年纪,而他生命中的大半时间,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好像一个技艺精湛的裁缝,用一根根丝线把冰雪与黄土的国度拉得更紧、更亲密。他常常提及“理想”,他说,如果把金钱利益与理想放于天平的两边,金钱、利益体积庞大,占据着很多人的心灵,然而天平必将向“理想”一端倾斜,因为理想中有生命的黄金。他就是这样不计利益得失地践行着自己的理想。冰火之岛的来客,留给我们冰的坚韧执着、火的激情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