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院里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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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也忘不了每周总有一两天,趁着天还没有黑透,四点左右来到歌剧院后面,一边做考试模拟题一边等票;散戏之后随着人流走出灯火通明的剧院,凛冽的寒气让人瞬间精神一振。

在维也纳,无处不见学生的身影,马路上总见踩着脚踏车的年轻身影呼啸而过;多瑙河边天气一好,常常看见学生在河边的草坪上野餐,兴致一到就在不通航的河道里游泳,水中的身体如同矫捷的鱼类;国家图书馆后面的大草坪上,也常常坐着出来晒太阳说笑的学生,或坐或躺,说不尽的潇洒和快活;遍布街头的大小咖啡馆、博物馆、剧院、音乐厅,更是从来少不了学生们的足迹。

维也纳对学生素来慷慨,有这么一条规矩:各大音乐厅和剧院开演前半个小时,凭有效的学生证,可以用半价购下还在出售的任何演出票。无论是300欧元的歌剧票,还是30欧元的剧场票,都一视同仁。

我不懂德语,没有在维也纳买过戏票,倒是和朋友一起买过几场音乐会的门票,演出的质量和付出的票钱,至今一想起就恨不得胁生两翼再飞回去。但给我的穷学生生涯带来最美好回忆的地方,是位于市政公园边上的国家歌剧院。

staatsoper,对德语一窍不通的我,发出这个单词,始终觉得有一种甜美感。歌剧院初建于19世纪中叶,二战中被炸得面目全非,但是当1945年战争结束,维也纳人很快决定,用盟国提供的援建资金,修复歌剧院。战后的奥地利满目疮痍,但重建歌剧院对他们来说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举动――援建资金的用途里明确规定:此援金需用于民生等必须事项。对维也纳人来说,音乐何时不是他们的民生必须?就在这样清苦而浪漫的理想支撑下,维修重建的工作坚持了十年,1955年奥地利结束四国共占,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也就是这一年,歌剧院重新对公众开放,首演的第一出剧目是贝多芬唯一一出歌剧作品《费德里奥》。

第一次去国家歌剧院是朋友的生日。朋友是只待半年的交换生,在咖啡馆里泡了大半个下午,说希望能够在维也纳看一场歌剧,算是了自己一个梦想。但是歌剧票价格外棘手,稍好一些的场次加好一些的座位就是大半个月的房租,就算是生日愿望,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其实也够奢侈了。

但后来一想,长这么大还没听过现场,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抢到最后的学生票。于是我们一行三人就这么冲去几条街外的歌剧院票房问票。

那天说不巧也巧,演的是《托斯卡》,所以票早早卖空了。朋友难免露出失望之色,票务却说:“你们去排站票吧。”

于是我们就按照她的指点来到歌剧院的另一侧,果不其然,看到了一溜的人龙。

原来维也纳歌剧院还出售当天演出的站票,大厅票3.5欧元,顶楼票两欧元,一天加起来出售不到三百张,不预留,先到先得。

这是多么体贴的举动。

我们就这样用一张地铁票的钱,趴在顶楼的栏杆上听完了生命里的第一场歌剧。她在圣诞节前回到加拿大,我则一再地重访此地。

歌剧院的演出大多七点或者七点半开始,为了能保证买到大厅的站票――大厅的站票正对舞台,在所谓“凯撒包厢”的正下方,无论音效还是视觉效果都非常好――差不多四点就要开始排队。排队的人群构成很丰富:互相扶持的老人最多,经验丰富的带着折叠椅,看书或者织毛衣,还带上茶水和点心;然后是下班的白领,站着读《金融时报》:我这样的学生,听音乐或是看闲书;然后就是外地的游客,互相闲聊消遣时光。我曾经在排队的时候遇见一个奥地利的老人,兴致勃勃和我谈了一路,他做学生时候在歌剧院门口排了三天队,只为求一张卡拉扬重返国家歌剧院指挥的票。我记得那一天我们等的是《费加罗的婚礼》,散戏之后他匆匆离去,说是要开车去米兰,看第二天晚上斯卡拉的演出。

在国家歌剧院的后门等站票的日子,陪我挨过奥地利冬天那漫长的夜晚,怎么也忘不了每周总有一两天,趁着天还没有黑透,四点左右来到歌剧院后面,一边做考试模拟题一边等票;散戏之后随着人流走出灯火通明的剧院,凛冽的寒气让人瞬间精神一振。然后走过市政公园,走过新凯旋门,走过人民公园,四下几乎没有别的行人,一直到车站,搭有轨电车慢慢地晃回去。上车前远远望一眼同样灯火通明的国会,巨大的雅典娜雕塑轮廓清晰可见,电车开过也是刚下戏的人民剧院,开过李奥波德博物馆,最终驶进维也纳寻常的街巷,把一个个晚归的人送回家。

原来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城市,只是她太好,我甚至害怕想起。

付艳艳摘自《课堂内外・高中版》

2009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