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白可能我曾经真的很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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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一白先生的谈话从下午延续至傍晚，进入尾声时，他提示记者留意窗外愈来愈浓郁的天色。黄昏来了。这是一个对他而言具有别样意义的时刻，当他还是一个青年人的时候，每当黄昏降临，他都会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他记得念大学的时候，暮色时分，他坐在操场上，看着那么多热闹的人们，感觉魂不守舍，“你就希望去爱或者被爱，去喜欢一个人或者被喜欢。但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其实那就陷入更深更深的、更大更大的孤独，你会趴在窗台上看着她那辆自行车回没回来。”

这种“黄昏恐惧症”直到他53岁的现在仍然没有根除，他只是找到了某种逃避的方法，“特别简单，他妈就到点就约人吃饭，一定要在天黑之前先把饭去约了！啊，这时候坐在那里，你‘咔’一坐，你就吃饭，‘咔咔咔’，直到天黑了，心里就踏实了。”

对于周边环境和情绪的极度敏感反映在他的电影里，他提起了好几次黄昏时分的创作。最近的一次，是在他拍摄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时，此时故事的情绪已从欢乐转向悲伤，在重庆的戏有一个收尾，是男主人公陈末的一场哭戏。按照原计划，他打算让陈末回到家中，在阳台上哭。刚好某天在天台拍戏，那时太阳快要完全地沉没，“阳光将要收尽最后那一下的时候”，他突然觉得“那个光也挺好”，他立刻喊邓超，“来来来，陈末，把那个面具戴着，你就站在那个楼顶上，哭！”

“天还没黑下来时候逆着那种光，是让人特别有一种情绪，那种情绪我得赶紧拍下来。”张一白说，他特别“high这种即兴的东西”，“这个东西它不是剧本提供的，它就是你在看景中间和具体的、实际的境界中，它会激发起你的想象，激发你的一种构思和你的一种艺术，去（进行）你的处理。”

拍《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主要取景地是重庆，今年四五月份的重庆有着一种不同以往的诡异天气，阴晴不定，或者是雨后初晴，或者是雾气散去后天光全开。张一白不将之看作一种阻碍拍戏节奏按计划进行的困扰，反而视作某种助力。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感官的张开。

“你得等待着那一瞬间”，他说。他能数出电影里好多的瞬间：小容打着透明雨伞走向电台的瞬间，剧本里本来没下雨，可那天下雨了，拍出来，别有一番气氛；幺鸡在阳台上翻跟斗那场戏，是在太阳从云层出来的那一瞬间决定要拍的，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立刻把机器调过来，升高，拍了一个大全景；拍陈末在便利店外打着伞看涂鸦的戏，那天剧组做了人工降雨，结果发现停了之后，雨还在下，还打着雷，老天爷本来就在下一场滂沱大雨。

张一白说，他自己就是被瞬间打动的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改编自张嘉佳的同名小说，在张一白看来，张嘉佳写的从来就不是经典的爱情故事，“在一个很短的篇幅里，它总是有触动你柔软的内心和柔软的情感的那一瞬间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他的牛逼之处。”最初看到张嘉佳写的剧本时，他注意到的其实是陈末和母亲坐在狭窄的楼梯上，儿子哄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吃饭的场景，那时候片中所有的爱情故事都还没有进展，这只是一个描绘亲情的片段，可是张一白被打动了，“我觉得这个一定（可以拍）”。

“他的故事是从中间开始的，当然我的电影基本都是从中间开始的。”这是张一白从一篇学界分析自己导演风格的文章中看到的，他发现自己和张嘉佳很相似，讲的故事很少老老实实地起承转合，常常一开始就建立了某种断裂处。“对于我来说，怎么认识或者怎么开始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最动人的点在哪儿，触动人心的那一瞬间是在哪儿。”

这说起来有些不合常理，张一白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但他的作品并不以文学见长，而是以影像见长。这也使得他常常面临批评，“拍得跟MV一样”。

1992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不久的张一白以一支MV开启了自己的事业，他为田震拍摄的《好大一棵树》获得了当年中央电视台音乐电视大奖赛的银奖。

那是他最早期的影像训练，“音乐和歌其实不是叙事的，它是情绪的……你要拍这种情绪的时候，你是要跟歌词或者那个旋律给你带来的那种通感来形成一种（共鸣）。”

他把拍摄MV当做谋生的手段，也当做一种训练。要练习水下摄影，“就恨不得把演员、歌手都扔到水里边去，就翻来覆去拍”；要练习战争场面，就构思有哪些歌适合在战争场景下展现；还有雨戏、夜戏。“你拍MV嘛，它有时候就需要你对周围环境的那种敏感把握，因为你的歌手他不是演T，所以你一定要通过光线啊、气氛的营造，来帮助这个歌手达到他的抒情或者叙事的目的和效果。”

后来拍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将爱情进行到底》，整个剧组没有人拍过电视剧，要么是拍广告的，要么只拍过电影，投资人谢雨欣是个甩手掌柜，不干扰剧组的创作。他后来知道电视剧主要靠对话支撑，“你看现在电视剧都是走两步，或者假装有个开头，走两步，反正要么就站定，要么就坐下，就开始说，你一句我一句，然后一场戏就完了。”但张一白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中形成了自己注重情绪的影像风格，“得有调度，人得少说话，得有状态”。他由拍摄MV和广告的经验而来，场景要精致漂亮，用光要雕琢，要有音乐的渲染，在一次和电影学者李迅的对话中，他谈到，他想要“更多地去抓取年轻人的生活形态，而不是那种离奇的戏剧冲突”。

因此他要拍雨滴，拍风，拍光影，拍破旧的厂房。近几年，因为要减重，他开始在朝阳公园跑步或者快走，长年在城市生活让人变得麻木，他重新在公园里找到对于时间和自然的感知，他看到秋叶先是绿色的，然后变黄了，然后越来越黄，然后呈现出某种极致的灿烂。或者是清早的光线，如何微妙地发生变化。

他每天给自己定一个目标，6.66公里，7.77公里，8.88公里，像是某一种信念，“就如同你是在祈祷一样”，他在这过程中感觉到一种安定。

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那些角色也总是在奔跑，茅十八被荔枝追着跑，猪头追着燕子远去的出租车跑……这是他由生命中得来的体验，“只有在奔跑的过程中间，我觉得人，他的情感可以得到一种释放……对我来说（奔跑）还是一种确定性，说明他是一种存在的……因为人是渴望飞翔的，那种奔跑的姿势中间我觉得是有一种飞的那种感觉。”

在朝阳公园，他最常看到的情景是拍婚纱照的人们，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10点以后，就一堆一堆的人拍婚纱照……那个个不都是普通人嘛，他们那么认真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其实也不管自己长得高矮胖瘦，特别认真在那儿拍……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拍婚纱照？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主角；你再坐到不同的地方，那儿又有一对，拖着那个裙子，地上拖着，你穿婚纱怎么着也穿个高跟鞋，还穿双破球鞋在那儿“丁丁咣”那个，但你都会被这种感动，你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诗意。”

很多时候，张一白被称作“青春片教父”，他常常纠正这个谬误，他拍过的青春片只有两部半，《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电视剧版、《匆匆那年》以及和台北、日本两地导演联合执导的《恋爱地图》。他拍得更多的是爱情，人到中年之后，总有人问他为什么还在拍爱情，他感到不悦，“为什么不能拍呢？……生活已经很乏味、很无聊，人们为什么进到电影院？见到电影，他希望能得到慰藉，得到温暖，给他一种不一样的生活的感受……普通的人只有在爱情中间才能有一种超脱于同类的那种东西，只有在那个过程中，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生活才能有一种飞一样的感觉……能让你自己飞翔在这种和奔跑在这种乏味的生活之外的东西。”

这也使得他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截至目前国产爱情电影的票房冠军，此前他的诸多电影也取得了数字上的成功。他用那些精心布置的场景，用每一个充满情感的瞬间，用精心炮制的音乐，让观众进入一个温暖的梦境之中，“商业片，它最大的特点其实是给观众、给普通人一种，这才是我应该活的生活，或者这才是我应该有的一种生命、人生。我觉得所谓的艺术片嘛……它在电影里给人就是，这就是你本来的生活……你就该过这样的生活或者你就是这么一个（命运）。”

很多时候，他把自己掩饰得很好。他阅读量很大，但很少在外界谈起，几经询问，他才说起自己在做红四军历史的课题研究，只是为了兴趣。《人物》记者见到他的那天，他穿的是绿色的阿迪达斯外套，绿色的球鞋，不是军绿，也不是墨绿，是你所能见到的最鲜艳的那种绿色，袜子也是绿的。另外一些场合，他要么穿着一身红色，要么是一身黄色，甚至，一身紫色。像一个玩笑。他倒是经常谈起自己这么做的原因，他相信星座，每天按照星座的幸运色穿衣，如果出差，他会请研究星座的好友闹闹提前把下一周的幸运色告诉自己，他好打包衣服。他说自己最像金牛座的一点是“贪财好色”，而几乎只在都市拍片的原因是“好逸恶劳”。

他在外表和言行上忠诚地履行着自己作为一个热热闹闹的商业片导演的职责―绝不深刻。

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大学的时候，和孟京辉、蔡尚君、刁亦男、张杨组织了一个名为“鸿鹄创作集团”的小团体，他们宣称自己的创作是“为了我们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存在”。他总是穿着军绿色的大衣，踩着大靴子，他看《资本论》，去走三峡，一站一站地去采风，收集民俗、歌谣，研究人类学和文化学。

他自己的出身并不优渥。他出生在重庆一个普通家庭，中专毕业后，被分配至煤矿教书。在那里的四年是张一白痛恨又难以忘怀的岁月，“在一个周围都是坟堆的山坡上，独立立着一个楼，前面一个小坝子，对面远处的山就是贵州，半夜起来撒尿都能听见杜鹃的叫声。”

他形容那里是“最脏、最黑暗的地方”，“那里边那种人性的东西，说实在话，那可真是裸的、淋漓尽致的。”他靠阅读抵抗这一切，挣的钱先打了个书柜，又买了个卡式机，那时候经常听一盘英文歌磁带，《中国第一女中音―_天婵》，后来考上中戏和张有待做室友，听他给自己放，才知道那些歌的原唱是披头士。

当他拍完第一部电影《开往春天的地铁》时，有一个朋友，“拉着我眼含泪水，真的饱含着泪水就说，我还以为是被电影感动了呢，一看他跟我说……你为什么不把你内心的苦难给拍出来？我说，操！当时把我弄拧巴了。于是我就花两三年时间在想，我应该拍什么样的电影呢？”

“我就花了两三年，也想做做这样的剧本，但是做着做着我就觉得特别没意思，就有点，就有点把自己，你就像斗私批修一样，你都恨不得把自己……展示自己的疮疤，展示自己的那个一样。”

后来他在很多场合说过，他更愿意为那些只看一遍电影的观众来拍电影，他的电影里有一些脱离现实生活的浪漫情调，非常直接地引领人们去想“人其实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因为“我自己希望我的生活能够不一样一些嘛，因为我也是长期在底层啊，那么过过来的”。

当年“鸿鹄创作集团”的几个好友大多还在搞艺术片，张一白走着和他们不一样的道路，为什么？张一白沉默了一会儿说：“可能我曾经真的很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