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当下底层文学中的底层男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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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男性形象从古至今一直在文学作品中占据着主导的位置，在“逻各斯中心”下男性形象更是充满着夸张、唯美的神化色彩。但在当下的底层文学中底层男性形象却颠覆了以往任何文学史阶段的男性形象特征，在被现代化文明定格成“劳动工具化的人”的压抑困顿中，底层文学中的男性生命群像却越发鲜活、丰富起来。
男性形象从古至今一直在文学作品中占据着主导的位置，在“逻各斯中心”下男性形象更是充满着夸张、唯美的神化色彩。但在当下的底层文学中底层男性形象却颠覆了以往任何文学史阶段的男性形象特征，在被现代化文明定格成“劳动工具化的人”的压抑困顿中，底层文学中的男性生命群像却越发鲜活、丰富起来。
一.心灵受伤的少年形象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的鼓舞中国少年奋发向上、自强爱国的话语直到现在仍然在被千千万万的中国少年儿童所背诵，但在当下底层文学中底层少年儿童却已经几乎无法走进课堂从容地接受完义务教育，无法去壮志满怀地畅想自己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能做到的只是按着父辈的命运轨迹前行。当现实摆在他们的面前时，他们那仍然稚嫩需要呵护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刘庆邦《神木》中塑造的中学生元凤鸣和陈应松《星空下的火车》中的少年姜队伍就是对人生满怀憧憬，但在遭遇现实时身体和心灵都受到重创的少年形象。元凤鸣的爸爸外出打工遇到了“靠做点子发财”的两个挖煤工人并被残忍杀害，元家里人并不知道元清平已经死去，由于元凤鸣没有交齐学费学校不让读书，他决心替母亲分忧边打工挣钱供妹妹上学，边打听他父亲的消息。不幸的是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他又遇到了杀害他父亲的两个凶手，并单纯真诚地相信他们都是好人，也成为了“点子”。在经历了被“开壶”和井下假冒顶的血腥凶杀事件后，元凤鸣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在荒路茫茫的土路上他身无分文的犹豫、彷徨地走着，何处是这个少年的归途呢？少年姜队伍是陈应松《星空下的火车》中的主人公。他没有告知父母，偷偷地从学校跑出来并饿着肚子，想要去广州找他由于父亲受伤，家里穷困辍学去广州打工16岁的姐姐姜小燕。在姜队伍南下的旅途中，他身无分文只能偷偷爬到运煤的火车上，在经历了一路的艰辛和人情冷暖后，姜队伍终于到了广州。当他打开姐姐寄给县妇联地址写着“内详”的信时，并没有姐姐被拐卖地的详细地址，只有“在苦海中的人：姜小燕”的落款，此时少年的心被伤感和茫然所浸泡着，少年的情怀已经变成了一种苍凉的啜泣，乘火车去广州寻找姐姐的种种噩梦般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击碎了那个在心里眺望外面世界的毛茸茸的憧憬。故事戛然而止，但作者所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却异常阔大，少年那受伤的心灵是谁之过？该如何安抚那脆弱而质朴的心灵？这颗颗纯真的心灵是否会因所经历的残酷现实而变得不再纯真？丧失了纯真之心的少年将来会成长为一个怎样的青年？这样的青年又将会回馈给当下社会和生活以什么？2006年底，中国首部反映农民工子女生命历程的长篇小说《草根儿：中国首部农民工子女生命备忘录小说》出版，全书以20多万字的篇幅，通过农村孩子张草根（小名叫蚂蚱）随父母一起到城里打工所遇到的悲苦曲折的感人故事，反映了转型期间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二元矛盾。作者曹保印希望利用文学艺术这种形式使广大农民工子女的命运，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呼吁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呼唤社会的责任与公众的爱心。
国家一直在说“少年是祖国的栋梁，民族的希望！”，但广大底层的少年儿童的境遇使他们无法成为栋梁和希望。在祖祖辈辈如梦魇般的命运轮回中，他们只能是低素质的复制品，无书可读，虽然他们非常热爱读书；无学可上，虽然他们非常向往校园生活；无路可走，虽然他们非常渴盼自食其力；无可依托，虽然他们曾经非常相信所有人都是善良人。身体受伤随着时间的流逝伤口可以痊愈，但幼小心灵的伤痕有可能会成为扭曲人性的图腾。底层作家非常敏锐地关注到了底层少年儿童的生活际遇和心灵际遇，在越来越多的底层文本中为读者展现在现实面前充溢着美好的想象和憧憬破碎时心灵受伤的底层少年形象。
二.温情仁义的男青年形象
男青年是底层小说中主要表现的对象，青年是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底层的男青年更是具有超人的耐力、韧性。在这里我特别注意到的是底层小说中具有淳朴、仁义的人性温情的男青年形象，他们都向往爱情，努力地付出劳动期冀摆脱贫困生活，对于所有人都怀着深沉的同情心不遗余力地付出帮助，这些人物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通过他们的形象让读者看到了底层的希望。
葛水平《喜神》中的张保红是一个瘸了一条腿的会修表并且乐于助人的西乙村青年。他从来不计较钱财的得失，真心地爱着寡妇秋香并帮助她分担着重担，在同村李庆怀的儿子毛伲因用锥子挑核桃仁吃而伤了眼睛这件事情上，本没有责任的张保红却毅然承担起了筹集医药费这件棘手的事情。他不计较李庆怀的误解和憎恨，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但钱不够，他四处奔走借钱但处处碰壁，乡村家家的贫困使得他们也无钱可资助急需手术费的毛伲，张保红只得去最富的村委主任卢成员家借，正在陪县领导打牌的卢成员经不住张保红的软磨硬泡，在发现被打扰的县领导们露出不悦时无奈之下借了六百元。风尘仆仆地来回奔走于医院与乡间的张保红不在乎家人的不理解和村民们嘲笑他是“憨娃”，最终他的仁义之心受到了全村人民的肯定，在大年初一农村的“迎喜神”的仪式中他被推选为领头人。“西乙村的村民们觉得虽然张保红年龄不大但做的事情细想起来还是够大，大年节的，乡下人相信，磨难会在五畜六禽中激起残忍，而人的心间就应该唤醒良善，良善是人活下去的光明。”
罗伟章《最后一课》中的南山小学代课教师王安同样是一个内心充满良善的男青年形象，他得过小儿麻痹症无法出去打工，与老母亲相依为命，高中毕业后成为了“哪怕是我的仇人我也不忍心让他去住”这样鬼地方的代课教师，后来成为了南山小学仅剩的一名教师。王安悉心地照顾着捡来的弃婴女儿银珠并因此没人愿意与他结婚，他认真地教导每一个学生，并为那些由于学费问题而纷纷辍学的学生痛心不已但又无能为力，他为学生们不顾身体疼痛奔走于镇里和南山村，最终校舍等学校物资被村民们抢夺，24名学生去了泽光镇中心校住读，王安失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农人。与王安把全部热忱和爱心扑在学生和农村教育事业上相比，那些没有了农业提留税可收的镇领导们整天只忙活着去县城购房、拉关系或者到茶馆打牌，根本不关心农村的教育问题，像王安这样的年轻人的人性温情更显得弥足珍贵。
当所有人都越发关心个人一己私利而忽视周遭人的悲欢离合时，特别是处于最底层的人与人之间也越发地丧失了彼此关爱的温情之时，底层作家塑造的一群充满人性温情的男青年形象让人心倍感温暖，温暖之余作家也在昭示着底层之间的互助，全社会的互爱。
三.忍辱负重的中老年男人形象
忍辱负重的特征成为了底层中老年男性形象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底层小说中他们是家庭的顶梁柱，曾经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到而今的去城里干最脏最累的活，在这条人生的路上他们饱受着艰辛和磨难，在面对一切困苦之时他们保持着“颔首”的姿态，默然地忍耐承受着一切。
孙惠芬的《民工》中父亲鞠广大体味着进城民工在城里和女人在家乡的双重屈辱的生活。鞠广大把彻底改变生活的希望曾经寄托在儿子的高考上，儿子没有考上大学使得他成为了村里人的笑柄。从乡下走向城里当民工，父子俩都不愿意同行，鞠广大无法面对子承父业的宿命，他在工地辛苦的工作同时又默默地关心着儿子的生活，城市中他们只是民工根本得不到一丝的尊重，只能委屈地忍受城市人的白眼。鞠广大妻子柳金香40多岁脑溢血去世，因奔丧回家没有干满一年而没有拿到一分工钱白干了六个月，在城市的辛劳付诸东流后接着回乡又面对另一个屈辱：妻子在生活处境不利的时候与帮助她的郭长义和威逼利诱她的刘村长犯下的不贞的罪孽。如此黯然而没有生意的生活填充着鞠广大的生命阶段：奔波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始终忍辱负重。
葛水平《浮生》中70年代曾经是制造炸药劳模的唐大熊全家生活在干旱缺水的西白兔村，由于他常年在各地传授制造炸药技术，家里只有妻子秋凤操持，生存环境的艰难使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变得脆弱，总是轻而易举地被践踏，他的妻子为了两桶水和一斗谷和村会计李顺起进了洋芋地，唐大熊的大儿子唐要发实际上是李顺起的儿子。2005年的西白兔村仍然缺水干旱，村民们开始炸石头挣钱，观察了两年后的唐大熊终于决定炒炸药炸石头挣钱为儿媳水仙买台缝纫机开店，结果唐大熊和唐要发父子俩都被炸死，唐大熊忍辱负重的一生也就此结束。
相较于上层少年儿童的娇宠幸福、青年人的享乐叛逆、中老年男人的地位尊严的形象特征，底层男人的群象特征就更加富有意味，作家们试图通过人物的塑造来整体关照底层男性少为人知的真实生命状态。底层男性的形象是丰富而复杂的，他们不是只知道劳作的耕牛型人物，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也有着对富裕生活的渴盼，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对脱离贫困的期冀，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善恶一念之间的挣扎，越是底层人心灵就被裸的现实挤压得越低，很多时候他们仿佛麻木、呆滞、无息，充满了阿Q精神，其实他们的心声仍然在低低倾诉，只可惜愿意倾听者寥寥，在被压抑与自我压抑中，底层男性群体陷入了“失语”的状态。
刘慧，黑龙江技师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