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与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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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滕懿慧，女，1990年生，辽宁海城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摘 要：郭素娥与曹七巧，这两个女性形象，虽然出自不同的作家之手，但是却有一定的相似性，本文从两位女性形象本身、女性形象周围的意象和两位女性周围的男性三个视角出发，对这两个典型人物进行对比分析。

关键词：郭素娥 曹七巧 意象 男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的文本中出现了两个女性形象，她们就是分别出自于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中的郭素娥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们虽然出自不同的作家之笔、有着自己的宿命，但是仔细品读，却发现有某些的一致性。

一、郭素娥与曹七巧的自身形象

郭素娥的形象，笔者认为她是一个精神层面和肉体层面双重饥饿的人，但她有生命的气息的，可以在读者的意识中勾勒出肌肉的线条，这种气息是作为一种大地之子所该具有的力量，但是不幸的是，当她在“怎么绕也绕不出这丛山”的绝望后，被一个比她大二十四岁的大烟鬼刘寿春捡了回来，做了大烟鬼的女人，这也是为什么郭素娥用她强悍的力量挣脱她的宿命，填补她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饥饿的原因。同样，曹七巧，也可以说是一个精神层面和肉体层面双重饥饿的人，她也同样的嫁给了一个患骨痨的丈夫，这样一个不能尽正常男人应尽的义务的男人给女人带来的是命运悲哀。虽然她比郭素娥多那么一点金钱，但是这个金钱却成了枷锁，困住了她的一生，困住了她对爱与自我的追求，最后，带着她的枷锁“沉”下去了。两位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构建在一个畸形的、男性与女性发生不了二元对立的结构的家庭里面，他们都对以男权为中心的父系家庭进行了解构，而突出女性想要冲出这种“精神贫瘠”家庭的自省意识，但笔者认为，两位作者却同时指向了一种悲剧主题：他们不相信女性与男性能形成平等的话语权，所以才对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结构进行解构，这或许是对五四女性解放的主题的否定。从而导致了这两个女性形象人格弱点的暴露：她们虽然具有一定冲破藩篱的自省意识，如果她们冲出，她们会再次跳到另一个藩篱当中去，女性早已不再是具有独立利益的群体，而是依附于男性庇护的女性。“也许她用的是她自己的钱，可是无论如何是由男子的袋里掏出来的。”[1]

两位女性形象也有不同，郭素娥虽然从字面意义上死了，但仍然具有生命力。她死后，魏海清因为她，突破了自己，谴责黄毛害死郭素娥，因斗不过黄毛，与郭素娥一样，惨死在张飞庙外。这同样是对在私有制出现后，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父权时代的解构，由郭素娥的死去影响魏海清的行为，并激起了魏海清“生”的欲望。但是在《金锁记》中，曹七巧虽然还活着，但是却已经死了，虽然通过了她的“鞭策”，她的女儿长安成为了下一个曹七巧、他的儿子长白也不敢再娶，她的生命“延续”了下来，但却沉下去了。

二、形象周围的意象

在郭素娥与曹七巧的周围有许多的意象，尤其是在她们身上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

1.月亮。

在《饥饿的郭素娥》中第一章的开篇：

在铁工房的平坦的屋脊上，白汽从蒸汽锤机的上了锈的白铁管里猛烈地发着尖锐的断声喷出来：夜快深的时候一切都寂静了，只有那大铁锤的急速而沉重的敲击声传得很远。深秋的月亮在山洼里沉静地照耀着。

这段文字的最后一句话“深秋的月亮在山洼里寂静地照耀着”显得与铁工房、蒸汽锤机是那样的格格不入，的确，在这里，月亮的静谧与机械的喧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暗喻着张振山与郭素娥的矛盾，张振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郭素娥的“饥饿”，但是却还是没有改变郭素娥的悲剧命运。那些“机械的喧嚣”泛指向这个文本中的男性，他们精神世界的黑暗与郭素娥对生活的希冀、精神的美好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金锁记》的结尾处：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

这里的月亮同样指向故事的女主人公曹七巧，曹七巧对她的命运再怎么挣扎，其实她已在三十年前、踏入季家的那一刻就已注定，在三十年前她的命运就已经沉陷，虽然经过了三十年，她用她的“枷锁”，改变了更多人的命运，只会更悲凉，使那些人的命运同她一样的沉下去。

2.乌鸦与鸽子

乌鸦的意象出现在《饥饿的郭素娥》这个小说即将要进入高潮之前，在小说的第九章中：

但她失望了。两只乌鸦掠过她的头顶，作着低旋，向扁柏林里栖去，它们的突发的尖叫把她惊醒。显然的，张振山在晚餐以前没有来的希望了。但刘寿春今天一整天到哪里了呢？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骗钱用呢？

这里的乌鸦或许是要引出将要发生的悲剧；两只乌鸦在她的头顶，作着低旋，向扁柏林里栖去，或许也指向张振山和刘寿春。刘寿春带来黄毛将她用火铲烙她、被黄毛，这些对于郭素娥而言是痛苦的，但是，更痛苦的是张振山没有带她走出这丛山，是“生”的破灭。张振山以“仓皇逃走”的状态离开，更是作者对于这个男性人物形象的讽刺，也暗示郭素娥把她对美好生活的希冀投射在这样的一个男人身上的注定的悲剧。这里的乌鸦意象的运用在叙事上也体现出一定的意义。“把叙述人的入木三分的透视与某一特定人物的透视难以察觉地融为一体（虽然第三人称叙述模式并未废弃），从而显得情景似乎是从人物视角来观察的。从人物的内心声音变成了叙述人的声音。”[2]这里通过对乌鸦形象的描写来推迟对事件叙述，从而造成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声音与叙述者声音的混合。

在《金锁记》中出现了鸽子的意象，这个意象出现在小说高潮的尾声处：

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在弄他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这个意向暗喻的是曹七巧的内心世界，她的这份“近不得身”的爱情在今天来了，但又被她骂走了，她的爱就这样随着白鸽子飘飘的拍着翅子，就这样飞走了，稍稍点燃的爱意再次并永远凉掉了。在这里，白鸽子这个意象同样也表达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三、郭素娥与曹七巧周围的男性

张振山与季泽都是曾经有希望带给她们另一种生活的男性，他们却都走出了这两位女人的世界，但两位作者给予了这两位男性不一样的意义。张振山是能满足郭素娥的经济需求、精神需求，所以郭素娥把她的希望寄托在张振山身上，但张振山是一个充满了力与冲突的流浪汉的跳跃形象，这也预示了悲剧的结局。但张振山意识到郭素娥是那样的真实，“能够坦白地怨恨和希冀，能够裸地使用权威，决不是，是明明白白的事。”这一点是与张振山一样的，郭素娥也是“冲突矛盾”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张振山想带走这个真实的女人的原因。但是，郭素娥的故事没有曹七巧的故事那样凄凉是因为郭素娥与张振山都有着与自己命运抗争的一面，而且还有魏海清这个人物作为补充，为郭素娥而死。而《金锁记》中的男人与女人都是陷在自我给自我设置的枷锁中，想挣脱这层枷锁，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对自我设定的枷锁的反抗，反而更加沉沦下去。季泽是否真的爱曹七巧都无从考证，更何况是改变曹七巧的命运。

出自男性作家笔下的郭素娥和出自女性作家笔下的曹七巧，无论她们的人生轨道是如何，她们都走向了属于她们自己的不同的悲剧当中，但似乎路翎笔下的郭素娥给人以一种希望与力量，而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却给人以一种悲凉，这或许与作者的风格相关，与这两位女性的性格相关，更与她们的生存的典型环境相关。

注解及参考文献：

[1] 张爱玲，《张爱玲精品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63页。

[2] 邓腾克文、张达译，《路翎的文学技巧：中的神话和象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0年精编：作家作品研究卷，1993年第3期：第37―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