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的文艺美学思想及其现代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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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国维独特的文艺美学思想充分的体现在《宋元戏曲史》中,从其遭遇“现代”误读这一线索,可以发现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中蕴含着对真正艺术精神的发掘,只是它既不像《红楼梦评论》那样对某单个理念的置入,也不如《人间词话》那样热切地要从民族主流文化资源中发掘建构人类生命和艺术的理想世界,而是以其深沉的历史眼光,尝试从另一角度发掘最为时代需要的是作为一种生命与文化的艺术所成长和坚强起来的原动力。
关键词:戏曲美学思想;艺术精神;艺术时代性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6)03-0112-06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②在他整个学术思想研究中的地位是特殊的。它是王国维最早受到学术界重视③,但其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也最为受到忽略的著作。就文艺批评界来说,《宋元戏曲史》在文学史写作上的价值和成就一向获得首肯,研究者们对其“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批评方法上的开创性,以及作为中国第一部戏曲史写作的贡献等方面论述都比较充分;但至于其它方面的探讨便似乎显得有些无话可说。因为《宋元戏曲史》在文学批评上并未提出一个更新的美学理论,它对元曲美学价值的强调仍旧无外乎王国维曾经在《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以及其它文学批评著作中反复提出的那几点:自然、意境和悲剧精神。这就使得注重文学内部规律批评和美学批评的学者很容易将其看作文艺批评之外的史学著作。《宋元戏曲史》常常被定位为王国维学术研究由哲学、美学向经史之学的转换,或者说由“形上学”向“实学”的转型之作。许多文艺、美学批评专著(如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等)在论述上几乎都不予涉及;即便稍有提及,也只是简单地将之归结为上述个别理论的补充和重申而一笔带过。而在以“实学”精神为指导的史学界,史学家们同样在推重这部中国戏曲史开山之作的同时,不断考证着其于“史实”上的缺憾与得失。
史学家们质疑的一个焦点就是:王国维治戏曲史,却是缺乏全史观的――他独独推尊元曲,既不符合戏曲史发展的史实,也应该非史家的做法。青木正儿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为宗,认为中国戏曲史的发展“在唐以前殆无足论,至宋稍见发达,至元勃兴,至明清益盛”④,因此决意要继述王国维只作了一段的“戏曲史”,考究明清戏曲流变,写成了著名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但他却始终不解王国维这位他最尊重的戏曲史学家,治了《曲录》(1908)、《戏曲考源》(1909)、《录鬼簿校注》(1909)、《优语录》(1909)、《唐宋大曲考》(1909)、《录曲余谈》(1910)、《古剧脚色考》(1911)、《宋元戏曲考》,却“仅爱读曲,不爱观剧,于音律更无所顾”,且已“将趋金石古史,渐倦于戏曲”①,更不明白他何以会对一个治中国戏曲史的异邦友好盛志青年大泼冷水,“冷然”对曰:“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②因为,在青木正儿看来:“明清之曲为先生所唾弃,然谈戏曲者,岂可缺之哉!况今歌场中,元曲既灭,明清之曲尚行,则元曲为死剧,而明清为活剧也。”③另一位戏曲史家任半塘的批评则更劲直凛冽:“王氏于我国戏曲之源,穷搜冥索,全从歌辞方面体验,而忽于戏剧之其它种种;又存在‘无剧本便无戏剧’之心理,结果乃断定我国戏剧演进之关键,最早在有宋一代。殊不知不言文辞则已,若言文辞,宋之孕育力与滋长力,远不及唐,……举世并无人否认宋元音乐之因于唐乐也,宋元舞蹈之因于唐舞也……若宋元之文与唐文之关系,宋元之诗与唐诗之关系,乃至宋元书画、雕塑诸艺,与唐代诸艺之关系,亦从来无人否认也,……今独截然否认宋元之戏剧与唐戏剧间,必然之启承渊源,而另将此项关系,泛系于宋说书、宋傀儡、宋影戏与梵剧等,直于戏剧一段,单独割断唐与宋元间之历史关系也,可乎?”④正因此,他以上、下两册《唐戏弄》为蓬勃发展的唐代戏剧进行辩护,意在纠“近来学者,都不免为王考所囿,于唐五代戏剧误会之甚”
史学家们对《宋元戏曲史》的不解和质疑以及文学批评家们对《宋元戏曲史》的忽略似乎都很有道理。事实上,仅拿王国维与同时代的专业戏曲家和戏曲理论家吴梅相比,就可看出显然的不同。吴梅有着深厚的传统曲学、戏剧学知识,精于审音定律、度曲演剧,不仅曾作有杂剧9种,传奇4种,而且撰有《奢摩他室曲话》(1907)、《顾曲麈谈》(1914)、《曲海目疏证》(1914)、《中国戏曲概论》(1926)、《元剧研究》(1929)、《瞿安读曲记》(1932)、《曲学通论》(原名《词学通论》1932)、《南北词简谱》(1931)等著作,他一生从事“曲”的本体论研究,考述曲的特性、构成、演唱以及宋金元明清以来“曲”(散曲、戏曲)的发展史。吴梅可以说是以“曲”为生,内行人谈“曲”;而王国维,正如青木正儿所指出的那样,则并非对戏曲有专门爱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外行人论“曲”。或许,我们就此可大胆设问:王国维“曲考”之意并非全意在“曲”?
一、王国维“戏曲”研究的比较文学视野
在中国戏曲史学研究上,王国维首次正式运用“戏曲”这一“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的艺术形式来称呼中国固有之“戏剧”。最早为《宋元戏曲史》作评论的傅斯年写道:“书中善言,不遑悉举……皆极精之言,且具世界眼光者也。”[9]应该说,王国维对中国戏曲的研究是立基在一个很清晰的比较文学视野上的:“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5](《三十自序二》)。但如果就此推断,王国维有感西洋戏剧之发达,而立志进行中国戏曲研究的目的意在推崇西方戏剧,或引导后人以西方戏剧标准来衡量中国戏剧,这种惯常的“现代化”解读则是相当不妥的。
我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现代戏曲研究者对《宋元戏曲史》的误读,与此种认识关系甚大。我们知道,吴文祺最早推尊王国维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在发表于1927年的《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一文中,他提出王国维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家众多“不谋而合”之处的观点⑥。现在看来,这些“不谋而合”则不得不说都是一个大误会。胡适等人持文化进化论观点对“白话”的重视和“文学的实验主义”倾向以及中国新文化革命征途形成的愈演愈烈的“西化”迷信,与王国维对“俗语”和中西文学的清醒认识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的。
但吴文祺虽譬比偏颇,实则用心良苦,他有斥新文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