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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生活离不开饮食,这恐怕是我们最富有情节的故事了。近代以来,一些西方生活方式传入中国沿海城市,其中经历了从缓慢认识到急速发展的过程。随着洋人和洋货的增多,上流社会的买办富商们一边泡在茶馆,一边开始尝试接受洋气的新奇刺激,他们进而推崇甚至盲目崇拜的消费行为也影响到普通市民,成为流行与时尚。
圣诞甜蜜
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电影镜头,在“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的酒廊,在新世界百货公司的高乐歌场,酒绿灯红的色彩流动在衬衫、领结和瘦身旗袍上,或曼妙或欢快的曲子里,派对的时尚男女手中的高脚杯不时碰撞出清脆的声响,“你好,圣诞快乐!”近代西方文明率先影响着上海、天津等城市中成功阶层的市民,他们一点点在脱离旧的生活轨迹,生活与娱乐方式随着都市化的推进变得崭新。
老上海、老天津的洋商人是节日经济的导演。上世纪40年代初的惠特曼牌巧克力就很会煽情:“没有惠特曼巧克力的圣诞节就不是圣诞节。”广告词恰恰契合了当时年轻人崇尚时髦的心理。另外的小字副标题又说:“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忘记一个记得她的男人。”试想,哪位时尚先生愿意他挚爱的人心冷呢?
1944年岁末,上海国际饭店的圣诞晚餐会是那么浪漫,从第一口果汁“鲜果名杯”到最末一杯“清香咖啡”,足以满足宾客们舌尖的奢侈。大菜中的“国际烤鸡”与法兰克福的新鲜出炉没有什么两样,油亮金黄的吊人胃口。虽然现在已很难说清“寒梅凝霜”那道菜的细节,但如此东方诗韵般的雅致与微启的朱唇,理应是时尚的格调,对面一定还有男子爱的目光。国际饭店为餐会设计了漂亮的请柬,“恭祝圣诞”的红色篆字印章下方开列了800元高昂的价格。
让人搭载快乐的还有威士忌、番茄色拉和香烟等,酒中的柑橘与草莓和时下酒吧所见别无二致;圣诞老人在大番茄上忙碌是童话的国度;一包包香烟飞到了圣诞树上,这一切无不催化着节日的浓情。
时髦的汽水
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一种充满二氧化碳的洋饮料――汽水已迅速融入沿海发达城市的消闲生活,成为酬宾待客的时尚。
汽水,可称得上是时尚的“古董”,因为它早在1850年前后就出现在了上海,当时是由英国人开办的一家药房附设的汽水厂生产的。穿着长袍马褂的男子、足不出户的大小姐,最初喝下几口这甜丝丝的凉水,忽然从胃里冒出气来,他们险些被吓到。上海滩的青年们接受新生事物就是快,随着汽水市场的逐渐兴起,稍后的英商老德记药房出品的荷兰水(汽水)更为活跃。老德记汽水可谓系出名门,生产设备直接进口,从洗瓶、蒸馏、灌装、封口等很早就实现了自动化。
正广和汽水的前身是1892年由英商创办的泌乐汽水公司出品的。泌乐公司拥有当时在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先进设备,加之贴心的宣传,汽水一面世便受到普遍欢迎,供不应求。1923年新厂建成并更名为正广和汽水厂后,汽水的质量更上一级。正广和汽水洁净卫生,泡沫细腻持久,口感清爽顺畅。沁人心脾,许多人认为喝正广和汽水是一种时髦的表现。恰如正广和的广告所云:“愿情侣之相爱,比斯水之精纯。”
可口可乐自1886年在美国发明以来,一直领跑世界时尚饮料的步伐,充满了阳光与活力。您知道吗?在中国,天津人1918年就率先尝到了原汁原味的可口可乐。
清末民初的天津城是北方最繁华的开埠城市,紧随世界脉搏的新生活风气与上海、广州交相辉映。吃喝穿戴当然讲究。就说喝,1900年天津就有了本土的饮料厂――山海关汽水公司,但“山海关”哪里晓得,它的问世为可口可乐在十几年后进入中国提前搭好了平台。
1917年的时候,可口可乐公司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发达城市的时尚一族,并翻译了好听的中文名字。当时,天津《大公报》上的一则消息很引人,可口可乐出口贸易公司的董事长访问天津时对记者说:天津市民现在每天都有美国香烟可吸,到明年夏季之前便有美国汽水可口可乐喝了。是天津活跃的市场前景和新潮生活吸引了可口可乐。山海关汽水公司销售可口可乐后,促销之势铺天盖地,猜谜、抽奖、广告接二连三。厂商在一些价廉物美的文具、日用小商品上面印上可口可乐的标志,赠送给顾客。新奇刺激的口味和小恩小惠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天津人享受到了洋饮料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味觉。
在并不缺乏汽水解渴的老天津、老上海,洋汽水很快被年轻人接受,被时尚认可,销量与日俱增,成为了一种流行饮料。
西菜情调
吃了几千年中餐的国人,当他们最初看到洋人烧制的“番菜”,听到刀叉相触的声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1840年以前,在广州从事贸易的外国人已将西式餐饮带到了这座城市,但那只是金发碧眼们自己的事。近代中国开埠以后就大不一样了,19世纪中后期,亨白花园和海天春西餐馆就开在了上海街头。清人宜寰在1868年的日记中写道:“再至徐家汇,畅游外国花园(亨白花园),吃香槟酒,极沁心脾。”就像西服领带比拼长袍马褂,高跟鞋叫板绣花鞋一样,城市人的嘴巴与胃口受到的刺激和挑战前所未有。清末民初,以上海、天津为先的城市里,特别是在中上流的富人中涌动着追求奢华、享受新生活的风潮,如此作用下的西餐文化得以根植和发展,吃西菜、品香槟成为民国时代最洋气的时尚生活。
西菜在当时被称之为“大菜”。1909年的《图画日报》上图文并茂地描述了在上海西餐馆请客的热闹场面,其中说:“各省人士之至沪者,往往不喜中国菜而喜大菜,故各大菜馆之生意,皆非常兴盛。”此后,在上海注册登记的西餐馆已达20多家,可谓门庭若市。尽管如此,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吃西菜更多地带有作秀的成分,或许只是时髦一族显示身价的小生活,个中缘由除中西口味的巨大差异外,价格因素也注定了它始终的“高调感”。
看看20世纪初的一份西菜单就明白了。以1人份为例:每套上等大菜4元(银元)、中等大菜1.5元。另如乳油汤3角、水鱼汤2角、番茄汤1.5角、牛乳汤1.5角,红酒烩鸭3角、烧牛肉1 5角、牛油布丁1角、杏仁布丁1角、白兰地布丁1角、面包免费。但在当时,一个纱厂女工作30天的月收入仅为三四元,一个壮劳力的月收入为6元左右。他们如何吃得起西菜呢。1923年7月的《晨报》针对北京市民刊登了一份民意调查表,对于吃中餐还是吃西餐的问题,有77%的人回答爱吃中餐,23%的人认为可以接受西餐或改良中餐。
百多年来,西餐依旧是很绅士很浪漫的样子,吃西菜对中国食客来说,更多的是异国情调的享受,一种时髦生活方式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