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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奖情节毁了中国文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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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1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冯小刚执导的《夜宴》虽在宣传造势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并未引起太多重视,最终空手而归。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句话,还是夹在哪些影片获奖的报道中,顺带提出来的。看在自己人的面子上,用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语:空手而归。

获奖不获奖,其实并不代表什么。一部电影也好,一部小说也好,只要你质量好,能赢得观众认同,愿意花钱买个乐子,也许就是你最大的成功了。作家莫言的小说《檀香型》在国内连个茅盾文学奖也没有获上,说来相当令人失望的,但他不是在国外拿大奖了吗?

是什么毁了我们的文化艺术界?我们想走出去的却找不到门路,而出去之后回来,相当于回娘家串门,又一副骄横霸道地要改变中国文化的凶残面目,这到底为了什么?

不妨看看近几年国内文化艺术风气,动不动都想跑国外拿奖,以此证明自己的实力和大气魄。反过来说,一些人在国外待几天,喝几口洋墨水,会两句洋文,懂两个英文单词,认识几个外国鬼子,泡上个外国妞,拿个外国奖,就意味着先进啦,文明啦,长知识啦,智慧啦?回到国内以老大自居,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似的,这不好,那不好,这不行,那不行,好像听他们的就该把中国本土的民族文化,全部丢到垃圾篓去。正如李国文先生说的:“我们一些作家,出国两趟,喝两杯速溶咖啡,认识两个外国鬼子就以为与世界接轨。其实,文明、文化、知识、学问、人格、品德、风度、教养,不是艾滋病,扎一针就能传染上的。”不正是当下文艺界一股崇洋的风气吗?这些不是现实吗?我想无论出去的或者回来的,都要客观、现实地看待我们国内的文化。因为风土民情、人文生活、地域差别等等这些客观因素,不是说什么就什么,谁都有说话的权利,但是绝对要有个度,有个衡量的标准和原则。

想出去的则拼命去讨好外国观众,拼命去迎合外国观众,拼命去投机取巧于外国观众的心理。而在国内表现如何呢?我想大都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东西一旦在公众面前出来,就会被观众给否定了,甚而被国内观众给大骂连连,连喊花冤枉钱去看了部垃圾电影。从近年来看,凡是一味取媚、巴结外国观众的,巴结外国评委心理的影视,无一不是遭遇国内观众的口水,这些不也都是事实吗?

结果还被那些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人物反驳道:国内观众太没有品位,太没有欣赏水准,太不具备鉴赏力。以期打压国内观众的“无知”,提高自己的品位和档次,实则是一种的愤慨,是一种行为过激的伎俩。套一句名导的话:人不能到这个地步。

获得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就患上一种“诺贝尔奖综合症”,家里不断接到祝贺电话,门外的记者也不停地摁门铃要求采访,而批评家、记者也开始挖掘他的方方面面经历进行报道,包括他的政治倾向及中年时的一段婚外恋情等。而他本人则说他从没想到自己能获这个奖,“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选择我的依据是什么”。并说他已经在考虑在颁奖典礼上说些什么,“也许我应该强调世界的现状,表达我对这个世界各种问题的观点”。也不知道这讽刺了谁?我们古典文学作品中也有类似的例子,譬如范进中举之后,却突然疯掉,我想与此差不多同有一种精神性病变的内在联系。

这让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来,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当代作家中,我特别喜欢山西作家李锐。因为李锐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写法,他的语言是中国其他作家中没有的。”他解释说,李锐在吕梁山插队期间,学会了大量当地的方言,并成功地把这些最有生活原汁原味的语言运用到了小说中。从这些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真正想创作出好作品,就要依赖我们的生活、我们自有的文化、我们自身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取悦西方读者、取悦评委心理的,就是好作品,就是好玩意儿。那样最后不但会丢掉大奖,连自己身边的读者观众,以及自己的人格也丢失掉了。那样的作品,最多属于文学史小丑一类的角色,做个下脚料和垫背的材料,甚至连下脚料也挤兑不上,说不定还得不偿失、遗臭万年呢?这个问题不好说。但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我想这一点是绝对不会错的。我们民族的有国画、有书法、有汉字、有京剧……哪一个不是绝对称得上中国独一无二的东西?

谈到中国文学的未来,马悦然说,中国现在宽松的环境与气候非常有利于作家的成长。他说,他希望中国喜欢文学的年轻人要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写真话”;要勇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绝不要故意去学某个大家!”当问及中国人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诺贝尔文学奖时,马悦然直截了当地说:“不要太看重!”不也是说给那些不说真话、只说外国人爱听的话、只说外国评委爱听的话,而且看大奖比亲娘老子都亲的行为伎俩吗?

若要真正流芳千古,在文学史上,或者电影史上记下一笔,只有遵循文化发展原则,地地道道地做事,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走出自我,走向世界。若要患上大奖情节综合症,患上诺贝尔奖综合症,患上范进中举综合症,那么肯定误入歧途,进而产生精神病变,结果呢,导致竹篮打水一场空。

由此看来,说大奖、大奖情结毁了中国文艺界,也并非言过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