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鉴湖与绍兴水城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古代鉴湖与绍兴水城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绍兴建城至今已有2500年，在世界历史上，像这样历史悠久、且城址至今未变的城市并不多见。

绍兴城市发展与水利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春秋之前，会稽山以北是一片咸潮直薄的沼泽之地。公元前7世纪，齐国名相管仲曾来到越国,他所见到的越地“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是一片荒蛮而愚昧的景象。约二百年后，越王勾践施行“省赋敛，劝农桑”的政策，“饥馑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以范蠡为主组织实施了一批水利工程，形成了与“山―原―海”台阶式地形相适应的越国水利；又在若耶溪下游西缘，以今卧龙山为中心之地建立都城，初步奠定了绍兴水城水系之大格局。

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会稽太守马臻发动郡民在原有堤塘、湖泊的基础上，纳山会平原以南的稽北丘陵三十六源之水，兴建了鉴湖。鉴湖是会稽人民对山会平原自然环境的一次系统性改造，因其人、水、地关系的完美与和谐，让绍兴水城成为繁荣富强、人才辈出、闻名海内外的历史名城。

鉴湖又称庆湖、镜湖、长湖、大湖，位于会稽郡山阴县境内（属今绍兴县、越城区、上虞市），南界是稽北丘陵，北界是人工修筑的湖堤。堤以会稽郡城为中心，分东西两段。东段自城东五云门至今上虞市蒿坝附近；西段自常禧门至今绍兴县钱清镇境内，总长56.5公里。除去湖中岛屿，面积约为172.7平方公里。正常蓄水量在2.68亿立方米左右。

鉴湖的兴建，带来的效益十分显著。第一是防洪、灌溉效益。鉴湖的水利效益首先依赖于科学的规划设计，马臻巧妙地利用了山―原―海的地形，筑堤蓄水后使鉴湖南岸靠近会稽山脉，纳三十六源之溪水；湖北则是广阔的山会平原，顺着自然地势启放湖水灌田；再北则是三江口、后海，利用海塘和斗门蓄水、排涝、挡潮。鉴湖调蓄了上游会稽山419平方公里集雨面积的径流，基本消除了山洪对北部平原的威胁。鉴湖蓄水2.68亿立方米，由于鉴湖水面高于北部平原，便为九千余顷土地的灌溉，提供了自流式的丰沛水资源。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称：“筑塘蓄水，高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开（应为闭）湖泄田中水入海……溉田九千余顷。”整个鉴湖灌区，蓄、排、灌、挡有了高标准的水利保障。

第二是加快了山会地区的综合开发与发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会稽一带“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惰嬴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砦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之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是经济相对贫困之地。而在鉴湖水利兴盛、北部农田得以较大规模开发之际，正是我国北方地区战火连绵、兵荒马乱之时。于是朝廷南迁，有大量人口涌入山阴，这里安定的社会环境、肥沃富饶的土地、秀美的山川，还有浩大的鉴湖，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生活环境。迁入会稽的不但有王羲之、谢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显要大族，也有众多平民百姓。因此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开发，手工业、交通运输业、酿酒业、养殖业都得到了较快发展。由此带来了经济增长、城市繁荣、人口增多。孔灵符在《会稽记》中形容：今绍兴一带当年已是村落遥相连接、境内无荒废之田、田无旱涝之忧的富庶地区。《宋书》作者沈约（441~513年）在《孔季恭传中》更详尽描绘了这里经济发达情况：“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户、杜之间不能比也。”

第三是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改造。山会平原由于鉴湖兴建，上游之水得以拦蓄，四季可补充北部河网，海塘和玉山斗门建成使后海水也难为潮汐之患。于是这里变得山水宜人，五谷丰登，鱼虾无尽。王羲之所写《兰亭序》中的山麓交界地兰亭“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在鉴湖之畔的感觉是“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顾长康所见会稽，“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笔下的山阴道上则是“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鉴湖是和今安徽寿县的芍陂和河南息县以北的鸿隙陂齐名的我国古代最大的灌溉陂塘之一，在中国水利史上有着卓越的地位，在绍兴更是“境绝利溥，莫如鉴湖”，泽被千秋万代。但鉴湖的缔造者马臻因造湖得罪权贵，终遭诬陷而被朝廷处死，成为千古奇冤，然“太守功德在人，虽远益彰”，人们永远怀念和铭记他的恩德。

由于水环境变好，人口增多及人的素质提高，各行各业的加快发展及领先外地，经济总量的提升，使山阴城市到东晋和南北朝时出现了一个发展高峰，呈现了《晋书・诸葛恢传》中“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欣欣向荣的局面。《宋书・顾恺之传》中山阴已号称“民户三万，海内剧邑”。刘宋孝建元年（454年），浙东的会稽、东阳、永泰、临海、新安五郡置东扬州，州治就设在会稽。山阴县城成为五郡之首府，刘宋大明三年（459年），竟一度把扬州州治从建康迁到会稽。会稽城从梁代初年起，又被升格为东扬州。随着城市繁荣扩大，行政管理上就有了新的要求，《南齐书・沈宪传》中就记载了早在南北朝齐代时有人提出了把山阴分成山、会两县的建议。到了不久后的陈代（557~558年），山会分治终于成为现实，以绍兴城中心南北向的府河为界，分西部为山阴县，东部为会稽县。

隋开皇年间（581~600年），绍兴有了自从越王勾践建城以来第一次有记载的大规模城市修建。这一次扩建以后，绍兴城的总体轮廓基本上已经确定，其基址与今日环城公路已经大体吻合了。

那么，绍兴城水系与鉴湖、西兴运河是什么关系呢？

其一，鉴湖水位高于城中之水。“又以湖水较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 据考证，鉴湖水位高程约为4.5~5米，城内当时水位高程在3.5米左右，绍兴城地面高程多为4.5~5米，为防鉴湖水侵入，在鉴湖与绍兴城西南面的城墙之间还留着“城南近湖，去湖百余步”的开阔防洪地。又在原水城门外设埭阻水，既防壅堤使高的湖水对城市威胁，又兼顾适度引水和一般小船只过坝通航。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所描述舟行鉴湖中所见的越州城和舟中观景，正是鉴湖水位高于城池的感受。其二，绍兴城主要靠引鉴湖水入城补充水量，由于绍兴地形东部略高于西部，故鉴湖以郡城东南从稽山门到禹陵全长6公里的驿路作为分湖堤，根据地理位置分东西两湖，东湖水位一般较西湖高0.5~1米。鉴于此水位差及西湖之水又高于平原及城内河流水位的实际，为满足城内水源和航运需要，故将都泗门改建为都泗堰；东郭门改成东郭堰、东郭闸，以调节城内水位（主要是东北部），更换水体。城市南部水体补充的另一办法是通过堰引水和凿城引湖水的办法。吕祖谦《入越录》中记载有：“凿城引鉴湖为小溪，穿岩下，键以横闸，激浪怒鸣，过闸遂为曲水。”其三，鉴湖、西兴运河航道通过绍兴城贯通东西。鉴湖建成后，以北平原的河道，特别是晋以后西兴运河的船舶，必须通过西郭门等过州城，然后从都泗堰或东郭堰拖牵而过堰闸，才能进入鉴湖。而从曹娥江过东鉴湖到西鉴湖或西兴运河，也必须通过都泗堰或东郭堰过州城才能到达。其四，城北门为城市主要排涝通道。城市防洪及引入水体更换主要由北门排泄。

唐代绍兴北部海塘进一步完善，标准提高，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将原鉴湖灌区的枢纽工程玉山斗门二孔斗门扩建为八孔闸门，使这一地区的蓄泄能力增强。其中的九千顷土地灌排因之得到更好保障，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更快提高，百业因之而更发达。在隋炀帝时越州已以耀花绫品质优异著名，唐代越州丝绸更闻名全国。陆羽在《茶经》中评价当时全国瓷器，认为其中的盘和瓯以越州产品为第一。

由于鉴湖和西兴运河的交通便利，使甬江和钱塘江通过浙东运河的交通运输业快速发展，绍兴城成为浙东航运的中心枢纽城市，不但与国内各地加强了商贸交易，又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明州设置后，与日本、朝鲜及南洋诸国家的商来客往更加频繁，并且其运输大多自明州沿浙东运河过绍兴再过钱塘江北上及往返，亦即“故海商舶船，畏避沙，不由大江，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天宝七年（748年）鉴真和尚第五次赴日，就是从绍兴出发沿此道东渡。浙东运河樯橹相接，船舶如梭，商旅不息，因此也促进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唐天复三年（903年）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在其《地理志》中，把中国的陶瓷、丝绸、灯列为三大名牌货。当时越州城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商贸繁荣，风景优美。

《新唐书・地理志》载：“山阴县北五里有新河，西北十里有运道塘，皆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开。”又《嘉泰会稽志》：“新河在府城西北二里，唐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所浚。”一说新河是相对老河而名，原来运河经城河道是由西郭经光相桥、鲤鱼桥、水澄桥到小江桥河沿的，由于运河商旅增多，孟简又开一条由西郭直通大江桥与小江桥相连的“新河”，缩短航线，避免壅塞，促进沿岸商贸。“运道塘”应是孟简对西兴运河塘路的改造，将一些主要河岸的泥塘路改为石砌或铺石路段。

乾宁四年（897年），吴越王钱H定杭州为吴越国西府，越州为吴越国东府、吴越国行都。并且钱H先后于乾宁四年、天复元年（908年）、后梁开平三年（909年）数度驻节越州，在绍兴城市、水利建设上颇多建树。钱H不但组织了对鉴湖的疏浚，还制定了鉴湖水利的管理办法，“钱H之法最详，至今尚多传于人者”。加强水土之政，不允许豪强随意围垦，为害水利，史称“富豪上户，美言不能乱其法，财货不能动其心”。

北宋是鉴湖水利全盛晚期，绍兴水城也彰显其繁华盛况，地位非同一般，北宋嘉v五年至六年（1060~1061年）任越州太守的刁约在《望海亭记》中记有客曰：“东南之邦，佳山水，侈台榭，丽于城邑者多矣，如其岚山献千屏，烟波数带，漕帆商楫，往还于前，赤页糊百雉，云屋万家，鸳刹虬檐，照映于下者，未见其比……”写尽了水城繁荣气象，又把绍兴城以卧龙山为中心，比作盘踞在泽国之上的一条巨龙：“越冠浙江东，号都督府。府据卧龙山，为形胜处，山之南，亘东西鉴湖也；山之北，连属江与海也。周遭数里，盘屈于江湖之上，状卧龙也。龙之腹，府宅也；龙之口，府东门也；龙之尾，西园也；龙之脊，望海亭也。”

北宋日本僧人成寻（1011~1081年）于1072年4月~1073年7月在中国巡礼求法著有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其中有沿运河过绍兴城的记载：“迎恩门如日本朱雀门，大五间，左右有廊。扉有间迹通水料欤。过五里，有都督大殿，如杭州府。过五里，有都泗门，以牛二头令牵过船。都泗二阶门楼五间，如迎恩门。”所见迎恩门，都督殿、都泗门均为当时大城市之建筑，同时也记载了运河入城过堰情况。

鉴湖湮废集中在宋代，其成因是：人口增多，人们与水争地，尤为豪族大户的侵湖掠夺；生产力发展，开垦种植技术的提高；政府在水利科学调控决策上的不当、管理上的不力；上游山区水土流失造成鉴湖的部分淤浅，以及水利条件的改变；唐以后海塘建设标准提高，鉴湖以北地区蓄淡御潮能力提高，农业自提灌溉水平也提高；鉴湖堤坝及涵闸设施管理、运行、维修上的困难，以及鉴湖与北部河网航运沟通上的限制；地方政府为增加赋税、进贡取幸等。

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开始围垦鉴湖，据《宋史・河渠志》记载：“政和元年十月，诏苏、湖、秀三州治水，创立圩岸，其工费许给越州鉴湖租赋。”这就加速了对鉴湖的围垦。宋室南渡后，“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大量移民涌入，山会两县人口猛增。“人口越是膨胀，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相克则越是扩大，酿成的问题就更加深刻”，人口增加的必然结果是对水土资源需求的扩大和占有，于是垦湖为田日趋加剧，虽有几任官员和文人学士力主复湖，引起强烈的废复湖之争，但终究不可阻止废湖之势。

至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二月二十四日，诏绍兴府开浚鉴湖。除放生池水面外，其余听从民便，逐时放水，以旧耕种”。之后鉴湖堤上水利设施基本堙弃，改闸为桥，废堰通河，南北水位持平，留下河网和一批湖泊，水体北移。鉴湖的水体北移是山会平原水利的重大变迁，这是在尚未完成新的调整情况下，一次有较大盲动性和放任性的变迁，一定程度满足了当时人对土地的要求，却对后世水利和生态环境、资源的需要构成危害和造成不利，带来的影响巨大，给后人以极其深刻的教训。

宋朝廷于绍兴二年（1132年）初开始迁往临安。之后，绍兴虽退居为府治，但朝廷仍规定临安以外的全国大邑四十处,山阴名列其首。陆游在《嘉泰会稽志・序》中称：“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

南宋是绍兴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自东汉鉴湖建成以来，绍兴渐成富庶之地、鱼米之乡，在全国城市中有着杰出的地位。北宋南宋之交，虽是鉴湖的围垦期，但鉴湖创造的效益正是空前展现之时。

南宋初年，由于鉴湖围垦规模不断扩大，最后垦出湖田两千多顷，客观上使山会平原增加了1/4的耕地面积，也产生了农业生产规模扩大的效益。南宋都临安，浙东运河是其通向南、北、东三条水运干道之一，绍兴、明州、台州成了临安的主要后方，也是通向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因之政府全面加强了对运河的管理、维修，河道畅达，地位、作用更显重要，浙东运河呈现了航运的黄金时代。南宋状元王十朋在《会稽风俗赋》中写鉴湖“有八百里之回环，灌九千顷之膏腴”。在这一时期，由于宋室南迁，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毗邻的绍兴产生重大影响。绍兴两度成为南宋的临时首都，宋高宗赵构于建炎三年（1129年）从杭州渡钱塘江来到越州，驻跸州廨，越州第一次成为南宋的临时首都。建炎四年（1130年）初，南宋朝廷又以州治为行宫，越州第二次作为南宋的临时首都，为时达一年零八个月之久。

鉴湖主体水域被围垦后，原绍兴城东南城门外使湖水不入城之埭堰被废去，也就又形成了水偏门、植利门、东郭门、都泗门、昌安门、西郭门等六座水门，平原水网与城内河道合为一体。嘉定十四年到十七年（1221~1224年），郡守汪纲等对罗城及水陆城门和城内路、渠、桥等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修建，绍兴城内建成了“一河一街”、“一河两街”、“有河无街”水城格局，并形成以南北向府河为主干，以东西向河道为支流，河、池、尽⒏圩莺峤淮淼乃系网络。城内主要衢路“经画有条”、“坦夷如砥”。经过这次大规模的修建，绍兴城内的厢坊设置、街衢布局、河渠分布、规模范围等，基本已成定局。此后到清末以至民国都没有大的变化。

由于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变迁等诸多原因，鉴湖水体在南宋短期内产生了重大改变，这一变化使山会平原优越的水环境和良好的水利条件产生了变化，于是水旱灾害频发。据统计，北宋的166年中，绍兴有记载的水灾共有7次，旱灾1次；而在南宋的143年中，水灾多至28次，旱灾竟有16次。

南宋时期，鉴湖虽有大部被围垦，但鉴湖主体水域仍有原来的1/3，山―原―海的基本地形，上游三十六源及河网的基本格局未变，绍兴平原河网水系只是在南宋之后进行了新的调整，总的趋势是水体北移。因之我们仍可把南宋之后直至今天的平原河网水系称之为鉴湖水系，包括了上游三十六源之水，以及海塘之内的河网。这一水系调整完成有一个较长过程。由于平原河湖的深浅及耕地高低不一，农田灌溉、水产养殖、航运对水位都有不同要求，因未能统一管理，出现了较多的用水矛盾和纠纷，加重了山会平原的水旱灾害。一直到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绍兴知府戴琥在实地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创建山会水则（水位尺）和山会水则碑，置于贯通山会平原河网的绍兴城内佑圣观河中。按《水则碑》观测“水则”，管理十多公里以外的玉山闸启闭，可以调节整个山会平原河网高、中、低田的灌溉和航运，这是山会平原河网得到系统管理的标志，也是绍兴水利史上的一个杰出创造，其中也反映了城内河道在山会水利中的地位。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绍兴知府汤绍恩主持建成三江闸，钱清江从此成为内河。建闸后，又在闸两侧筑海塘四百余丈，使一百余公里萧绍海塘稳固连成一体。至此，绍兴平原河网新的鉴湖水系调整基本完成，三江闸成为山会平原排涝、蓄淡的水利总枢纽，最大泄流量384立方米每秒，正常泄流量280立方米每秒，拦蓄平原河网4亿余立方米水量。“水无复却行之患，民无决塘筑塘之苦矣。闸之内，去海渐远，潮汐为闸所遏不得上，渐可得良田万余亩。”三江闸发挥效益近450年，直至1981年绍兴又在三江闸北2.5公里处建成流量为528立方米每秒的大型水闸――新三江闸，三江闸遂完成其为民造福的历史使命。

宋以后，浙东沿海的明州和浙南沿海的温州由于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更由于绍兴地域范围的限制，明州和温州先后超过了绍兴。但是绍兴在浙江省仍居第四大城市之位，行政上一直是府治，并且以一个历史悠久、富庶的典型江南水乡城市而闻名。

经过明清两代城河整治，绍兴城河体系更趋完善，“越郡城河，从鉴湖南入，直进江桥，分流别浍，号为七弦，固四达交通，发祥毓秀，为合郡利益也”。此为清代绍兴知府俞卿在《禁造城河水阁碑》中对绍兴城河之评述。据清光绪十八年（1893年）《绍兴府城衢路图》记载：在全城7.4平方公里范围，有大小河道33条，总长约60公里。另有港、径啻Γ大小湖池27处，总水面约占全城面积30%。有桥229座，城中每0.03平方公里就有一座。“跨山会界，其纵者自江桥南至植利门，北至昌安门；其横者自都泗至西郭门，中间支河甚多，皆通舟楫。”民谚云：“大善塔，塔顶尖，尖如笔，写尽五湖四海；小江桥，桥洞圆，圆如镜，照见山会两县。”水城之景观特色，由此可见一斑。我国著名古代建筑史研究专家张驭寰先生在《中国城池史》中认为：“在城内形成一个水网，如苏州、绍兴城等等，那是规划比较整齐的。一条水为河街，一条水为水巷，南北东西相交，水网整齐。除这之外的一般城池的水网都比较简明扼要，并不像苏州、绍兴城那样全城成为水网，水系也不那样多。”

绍兴水城各功能区划分也与水道密切相关：在卧龙山及县西桥一带，河道水域较宽广，是当时的府治、县治行政中心；城南飞来山周边，地势高燥，河道畅达，上承南门之活水，多世家大户的台门院落；城北则河道密布，众水汇入，是处商肆繁华，为贸易之地；城东蕺山周边，街巷深重，水道弯曲，也就多锡箔等手工作坊。这种因河而产生城市格局，也是绍兴城市的一大特色。康熙年间《会稽县志》的《府城图》中，其图标文中在“绍兴府”右侧便为“水利厅”之政府办事机构，也可见水利在绍兴之重要地位。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一行由北京永定门出发，经陆路南行至宿迁，然后乘舟沿运河南下，进入江南，又在杭州登岸，过钱塘江，再沿浙东运河到绍兴城，又祭禹。回京后，由王等著名画家绘制《康熙南巡图》，其中不但描绘了浙东运河山水风光，还浓墨重彩勾绘了绍兴水城“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的奇丽景观。乾隆六下江南，亦留下了《乾隆南巡图》，其中有多幅绍兴水城的精彩画卷，这些都是绍兴城在全国地位和特色的反映。更值得一提的是，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前后朝廷为加强运河漕运管理，绘制了大运河全图（《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其中绘制了从绍兴府经杭州直到京城的大运河，这不但足证绍兴是中国大运河的南端，浙东运河是国家级的运河，也表明了绍兴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

绍兴城最早的环城河位于勾践小城之东，即南北向凤仪桥至宝珠桥的环山河。今日所指的环城河与人工开挖的护城河是基本不重合的，环城河多为自然河流且在护城河之外，以资城市之行洪排涝、航运、景观等作用，此亦为绍兴水城之一大特色。

自绍兴建城以来，绍兴人民经历了沧海桑田之变迁，肩负了对越地这片“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水环境代代不息的改造，建成了著名的绍兴水乡和水城，创造了卓越的绍兴水文化，可谓没有水利，就没有今日之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