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诗意栖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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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法国当代作家勒克莱齐奥的小说《乌拉尼亚》与中国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进行比较阅读，探讨这两部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种族、不同作家的乌托邦著作所表现出来的相似和差异。并通过对比介绍其异同，最终回归到探讨“乌托邦”这一穿越彼此隔阂的人类共同理念。

关键词：乌拉尼亚；桃花源记；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诗意的安居，这是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坎波斯”和“桃花源”是对这种美好愿望的不同表达。在《桃花源记》中，陶渊明以优美闲适的笔触为读者构建出一座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时隔千年之后，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其小说《乌拉尼亚》中营造了一个同样令人向往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王国。同样是具有乌托邦情节的《桃花源记》和《乌拉尼亚》两部作品，虽然产生于不同时代，但它们似乎穿越了时间和种族的限制，用两种不同的文字构建了关于中外乌托邦产生发展直至消亡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战争背景中的乌托邦世界

《桃花源记》和《乌拉尼亚》二者的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作者不同，在诞生的背景上却极其相似，它们都产生在战争的间歇，刚刚经历过战争的苦难，新的战争危险正在逼近，对战争的恐惧和对宁静的向往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诉求，陶渊明和勒克莱齐奥用不同的语言表现了对社会黑暗的抵抗和逃避，并在抵抗和逃避中彰显了进步的意义，即人类不能没有梦想，这种梦想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更是对战争、主流文明、道德沦丧、贪婪等社会丑恶、人性弱点的批判与警醒。

陶渊明生活于东晋分裂崩亡时期和晋末的换代之际，他目睹了动荡时局中的血腥杀戮。桃花源里那些“避秦时乱”的人们，就是被战争驱赶到这里的。桃花源是战火纷飞之外的美丽家园，也是用以避世的精神家园。而勒克莱齐奥书中的坎波斯居民，也是来自世界各地避难的人。他们的遭际几乎代表了世界上所有的苦难。而战争，是追寻坎波斯的“我”，即达尼埃尔心中最大的痛。小说以达尼埃尔的视角进行讲述，童年的达尼埃尔就生活在战争的阴霾下，在第一章他就用古希腊神话故事中听到的词汇，创造了一个能够让他对抗战争、派遣忧郁情绪的想象中的国度――乌拉尼亚。这是孩子的梦境，而小说接下来的叙述，似乎都是围绕这孩子般的梦境，从开始到幻灭，美好而纯真。

人类建设乌托邦的目的与孩子想象美丽国度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抵抗他们无力承受的苦难。虽然创作的背景都是战争，但《桃花源记》和《乌拉尼亚》也存在区别。“先世避秦时乱”，道出了人们归隐桃花源的原因是战争，却也暗含了陶渊明隐居的动机，即躲避政治战争。陶渊明也曾期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现实社会中一切打着崇高正义幌子的卑污阴谋，让秉性真淳的他难以忍受。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挣扎中，“爱丘山”的生平夙愿终究压倒了“逸四海”的鸿途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出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无法与社会现实调和的结果，他只好选择遁入桃花源。而对于勒克莱齐奥来说，两次世界大战、对未来世界的隐忧，无疑是他创作《乌拉尼亚》的两个原动力。在小说中，建立坎波斯的安东尼.马尔丹参加过美国对日本广岛的战争，“他在广岛的荒岛上一藏就是几个月，连战争结束了都不知道”，之后他被当成疯子关进医院，在那里看到失去胳膊、腿，还有和他一样失去理智的人。他逃出医院，躲进山里，与大自然野兽生活在一起。“与禽兽居”的生活让他逐渐恢复了健康，他回到家乡娶妻生子，企图过平静的生活，但不幸后来妻子出了车祸，于是他离开家乡，“去做死前必须完成的任务”，因为“世上还有其他孩子需要他的照顾”，于是他到了南方，到了坎波斯并留了下来，收留那些迷路的人，建造了一个存在与文明社会之外的乌托邦世界。

正如勒克莱齐奥小说中人物所说“美好的生命不能活，丑陋的生命很快活”，净土之外，是随时而来的丑陋现实的侵蚀。乌拉尼亚也好，桃花源也好，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梦。但是人们却不能没有这样的梦，陶渊明说桃花源只是找不到路了，勒克莱齐奥也让成年的达尼埃尔在遥望大海回忆恍如梦境的一切时，相信“乌拉尼亚真的存在，我们曾经是它的见证人。”桃花源和乌拉尼亚也许真的存在过，或许未来也将继续存在，为生活在现代物质文明中经历种种有形无形战争的疲惫的现代人提供一个避难所，一个精神的诗意栖居地。这也是陶渊明和勒克莱齐奥留给我们的希望。

二、回归自然原始的人间乐土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读者描述了一个远离尘嚣的仙境，在那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和《桃花源记》相同的是，《乌拉尼亚》也为读者描绘了一个有着相似环境的乌托邦，即理想王国“坎波斯”。这里的人都是来自全世界的流浪者，在这里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和阶级，人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孩子们的天性没有被压抑，他们不用上学，他们需要学习的是自由和真理，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坎尔门语”，他们通过仰望星空，感悟人生。

无论是在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里，还是在《乌拉尼亚》里的理想国度里，都描绘了一种人与万物多元共存，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崇尚自由和天然的景象，坎波斯对“我”这个外来人具有包容性，桃花源也对闯入者“渔人”以礼相待，这里的人们过着的都是自然朴素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虽然两者时间上相隔较远，但坎波斯表现的是一种同“桃花源”一样原生态的自然美以及原始化的人性人情美，人们都过着一种自然原始的生活。陶渊明描绘的桃花源生活是“带有东方色彩的乡土乐园”：男耕女织，丰衣足食，怡然自得。这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小社会，它避开了外世的纷扰与喧嚣。而在相隔千年之后的当今社会，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笔下的乌托邦仍然有着深深的原始与自然的烙印。坎波斯的人们生活在山谷中完全自给自足，勒克莱齐奥甚至详细的列出在坎波斯的土地上应种植的植物清单，蔬菜、香料和药草等。他想象中的坎波斯是一个平等自由的村庄，全世界无家可归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庇护，这里没有贫富和阶级。人们享受自己劳动和收获的乐趣，孩子们也不需要上学，他们只需要学习生活和真理，而他们认知世界的重要手段就是将自己融入其中，就像“仰望星空”的节日，人们以这种隆重而具有神圣意味的仪式认识天空与星象，参悟人生的真谛。相对于现实社会中节日的狂欢，它更强调精神方面的皈依。美丽的乐园，快乐的生活，这就是勒克莱齐奥笔下的坎波斯，承载了作者对原始文明的信仰和对自由存在的渴望。也许是因为现实社会屡屡带给人失望，所以作家们用一种返璞归真的方式来抵制周遭的混沌，以实现人类“诗意栖居”的理想。

桃花源和坎波斯象征的幸福生活显而易见，陶渊明和勒克莱齐奥都愿意把天堂描绘成大自然的模样。陶渊明展现了中古时代农业文明下的田园诗意图，勒克莱齐奥也为绘制了一个南美洲的田园图画。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勒克莱齐奥和陶渊明之间毕竟远隔着一千五百多年的时空，勒克莱齐奥的人间乐土已有了现代文明的浸染。陶渊明描绘的桃花源，由于时代限制，较为单纯，故事的起因和结果更加童话式“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就像是作家自己的臆想，而对理想处所的设置则以自然为主：“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相比于坎波斯更像是人间仙境。而坎波斯不同，它与桃花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不仅与外世隔绝而且具有升华的思想，不仅环境宜人，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人民更加注重对人类自由和真理的追寻。

除了这点，坎波斯与桃花源的不同还在于并未与外界真正地失去联系。“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是桃花源中的人们与世隔绝的后果，没有人知晓他们的存在，这使桃花源对于常人来说更加具有隐约的诱惑力。相反，坎波斯是一个与现实联系仍然较为密切的小社会。它只不过被作者安插在了文明世界的夹缝中，这个文明世界充满了掠夺和战争，在深知社会变革的情况下，他们试图以自己追求美好事物的至高理想来抵制罪恶，但在与政府的正面冲突中，却以失败告终。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显得更为虚幻缥缈，是一个不能踏入的圣地，而勒克莱齐奥的坎波斯则更多表现了这样一个艰难发展的理想国怎样与现实对抗和怎样在现实中求得生存。

三、理想蜃景消逝之后的希望

现实终究是残酷的，“世界”之暗从未触及过“存在”之光。《桃花源记》和《乌拉尼亚》都以一种理想终结的方式结束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充满了浓浓的诗意，是中国千古文人梦寐以求的精神圣地和伊甸园。一千六百多年来，历代文人一直梦想着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人间仙境。他们沿袭着陶渊明千年不变的想象，也沿袭了“不复得路”和寻找终“未果”的结局。而勒克莱齐奥的田园也有了轰鸣汽车的驶入，有了人类社会的侵入与围攻。坎波斯抵御不了现代文明人的进攻，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坎波斯彩虹一样美好的梦想被击碎了，并且碎得一败涂地。坎波斯经历的战争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静悄悄的。它可以远离枪炮，却无论如何也远离不了人类的贪欲，坎波斯的美好梦想是被人类的欲望撕碎了。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希望能够远离主流文明的束缚和压制，但却也总找不到一块不受打扰的人间净土。尽管，一直寻找，一直迷失，人类却从未放弃过寻找乌托邦的努力。

陶渊明参照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创建出一个小型的社会，憧憬着一种没有君主、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劳动，民风淳朴、平等自由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这是陶渊明依据自己的社会理想所做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他把自己的进步理想寄托在桃花源式的社会里，从而描绘出了一个形象、生动、艺术化了的农村生活境界。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礼崩乐坏、战乱纷争的魏晋时代，他需要用文学想象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从而拆解他生存的真实世界，重建自己和当时大部分文人的隐逸精神家园。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桃花源式的社会在当时完全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乌托邦是要质疑现实的，而主流意识形态恰恰要维护和保护现实。武陵渔人只过了三日的神仙般生活，其后“外人”遍寻桃花源入口而不得，都说明了桃花源的乌托邦性质，这只是作者想象中避世的理想之地，是不为统治者和主流文明所容的，因而它最终落得了“后遂无人问津”的结局。《乌拉尼亚》中，坎波斯的消逝显得更加悲壮。它因不敌主流世界的罪恶和围攻，在外力的腐蚀下解散、消失了。“坎波斯”的设计无疑参考了原始部落的形式，其中自然居于主导地位，人依附于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正如作者所说的，它就是一个现实版的乌托邦。勒克莱齐奥在20世纪法国文学视野中拥有独特的地位，反抗现代文明社会、返璞归真、自然原始的生活状态一直是他的不懈追求。《乌拉尼亚》问世时人类已进入21世纪，新世纪开端并没有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变得宁静，相反文明的污染愈演愈烈，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成为危及人类自身的重大挑战。在这一大背景下，人们对自然、宁静、秩序的向往空前强烈，《乌拉尼亚》应运而生。在这个物质文明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勒克莱齐奥和他笔下的人物都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的极端厌弃，他们无法平静地身处这个物质文明发达的现代社会，在他们眼中，充斥着工业文明发达的现实社会是丑陋的、非人的，因为它早已被物化，超出了人的感情范围。面对这样一个社会，勒克莱齐奥笔下的人物首先能做的就是逃避，远离这个非人的、物化的世界。离群索居成了他们的第一选择，在“坎波斯”一切世俗社会的规矩都被打破，学校教育被抛弃，人们自由劳动和学习，天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和发挥。在坎波斯，积累了数千年的文明被彻底解构，一切都回到了人的灵性尚未被物质和文明玷污的混沌之初，这是一个无所禁忌和原始自由的国度。然而，这个自由的幻城同样没能摆脱消逝的命运。

事实上，无论是在物质条件还是在精神信仰方面，“坎波斯”都是一个操作性更强、更具有现代性的乌托邦。勒克莱齐奥笔下的“坎波斯”与陶渊明笔下老子小国寡民式的乌托邦理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南美洲的桃花源。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社会模式，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是一个人性自由、清净无为的社会，甚至连时间也失去了其标志。“坎波斯”是一个“既不知何日，也不知何时”的域外之境，但是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相比，“坎波斯”在物质和理念上更加现实、更加具体、也更加明确，它是一份设计周密的蓝图，而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理想。它并没有完全与世隔绝，其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与外界的贸易，更加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仍然保留了一条通往外界的道路，而且规定到了一定年龄的青少年必须外出游历。既远离外界纷扰，又与外界相通，既远离尘世，又不乏现实性，可以说，坎波斯是立足现实社会、接近自然理想的一次大胆尝试与实践。而它所保留的通往外界的道路，就是联系现实与理想的纽带。

但不可否认的是，“乌托邦”毕竟只是一种虚幻的理想，这种虚幻性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不管是桃花源这座“孤岛”，还是与外界保持着种种联系的坎波斯，都不能掩盖其虚幻性，因为这样的理想在一个充满欲望、黑暗和纷争的现实社会中是注定要走向消亡的。陶渊明和勒克莱齐奥都描绘了属于自己心中的乌托邦，他们都是在为人类的终极理想而构建，虽然“桃花源”和“坎波斯”最终都没能存留下来，但两位作家却不约而同的在惋惜之余带给了我们前方的希望：桃花源是否真的不复存在，或许寻求未果只是为后人再度寻找这方乐土拉开了序幕，而坎波斯的人民同样没有悲观消沉，作者明确的写了他们即使面临死亡、分裂乃至背叛，也始终抱有理想，“在苦难中寻找希望”，会再次踏上寻找理想国的征程。这种不放弃的精神，正体现了人类对诗意栖居地孜孜不倦的追求，也同样是乌托邦虚幻背后的现实意义。

分别出自两个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之手的《桃花源记》和《乌拉尼亚》，却有着令人惊叹的相似和差异。尽管科技文明一直在进步，社会一直在发展，但人类远离文明进程、回归自然、寻找诗意栖居地的努力也一直没有放弃过。这种努力超越时间，从遥远的古代到抵达当今，这种努力也没有空间限制，从东方到西方，似乎是人类永远的精神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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