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到市民,还要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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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出生的一刻起，我的身份就与你有了天壤之别，因为我只能报农村户口，而你是城市户口……”三年前，麦子的这篇《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和你一起喝咖啡》使整个社会陷入了对身份符号的反思。

2010年，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26个村中的22个步入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拆迁进程，此次拆迁征地面积约为2.6万亩，涉及6700多户村民。2011年，这群守望都市的边缘人，是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呢?

如何理财，让“拆迁款”成为“养老钱”，这是拆迁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前不久，刘姨所在的东一村为了配合“城南计划”的实施进行了拆迁，她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那片土地，住进了楼房。回想起自己住在平房的那段日子，刘姨说：“我们这一代人，有太多你们无法理解的怀旧情结，闲了，约上几个老姐妹，去以前住的地方看看，真想再摸摸村头的那棵老槐树……”

上了楼，刘姨发现原本和谧的村庄却出现了一团团怪象，老实巴交的老李学会了赌博：后院的小伙儿开着轿车打扫卫生；还有一部分用光了拆迁款的村民开始变得茫然不知所措……同时，前不久镇里就各村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村里40、50岁渴望有一份稳定工作的人，出现了人多岗少的“真空地带”：而村里20、30岁那拨儿年轻人，出现了岗多人少的“富贵病”。究其原因，刘姨觉得都是这笔拆迁款惹的祸，村里人以前挣的都是辛苦钱、血汗钱，而现在大家竞在一夜间拿到了50、60万的拆迁款。这个数字对于村里人来说，以前想都不敢想。

如何使这笔拆迁款保值、增值?成了刘姨的心事。本想着把它存起来，但前不久的一件尴尬事却彻底改变了她的想法。“最近，突然想起3年前自己曾在银行里存了100元钱。到银行支取才发现，因为扣小额账户费等费用，存款没多反倒少了!”

而镇里最近组织的理财课让刘姨觉得简直就是一场“及时雨”，独具特色的“百姓大课堂”，让各个村体验到了“点菜”的欣喜!“100万，定期存款利息两万二，国债收益两万六，理财产品四万元……”，着实让刘姨开了眼界，看来“钱生钱”之道并非那么高深。

让刘姨格外感慨的是镇里组织多次的爱心行动：镇里的领导让广大村民集思广益对村里残障人员的拆迁款进行规划。在刘姨看来，“这笔一辈子的‘保命钱’，可不能被人骗了……”为此，村民们也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40、50岁人员的就业问题同样是困扰着拆迁农民的一块心病

“我50岁，老伴48岁，儿子今年22岁。如果不是为了儿子，我和老伴就留在老房子里了。”刘清贺的房子是民国时期保留下来的祖业产，这种情况在瀛海镇西二村并不多见。“以前，听祖上说，我们家是从果子巷搬到这儿的，到我这一代还在从事一产。”对刘清贺来说，上楼后的生活还需要不断磨合。因为，搬上楼后，和以往一样，刘清贺仍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一产上，他在自家的地里建起大棚种上反季节蔬菜。与以前住平房相比，上了楼搞一产，多少有些不方便的地方。但是刘清贺又放不下自己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的一产。

这样的操劳和奔波，对刘清贺来说是值得的。但是，最近朋友的一个小道消息，着实让这个朴实的庄户人上火了。朋友告诉老刘，他种大棚的那片地有可能被征用。本来，2010年上涨的物价，就让老刘心里憋了一股暗火，“咱们庄户人的钱都是鸡毛掸子似的凑出来的。就说我这大棚吧，本以为自己弄出了个样，但如今生活成本太高了，水呀，电呀，农药呀……啥不是钱呀!”

当一产的背影逐渐退出大家的视线时，刘清贺也琢磨起如何转型的问题。所谓的转型，在他看来就是能否靠其他的方式解决生计问题。

此前，他曾做过两次尝试，第一次是没拆迁前，利用自家富余的房屋进行出租，也就是城里人所说的“瓦片经济”，这是他的第一笔非一产的额外收入。但是，上楼后，没了闲置房自然也没有出租收入了。

虽说刘清贺大半辈子都是在田间度过的，自由惯了。但面对日益升高的生活成本，他还是进行了第二次尝试，打算找份像看大门这样的清闲活来维持生计。最近，他一直在镇里每周四举行的招聘会上碰运气。用工单位给出的“年龄大，这儿不需要人……”的“借口”，让刘清贺陷入了从未有的迷茫之中。无奈之余，刘清贺觉得“50岁就是豆腐渣，啥也干不了。”“但我又不能歇着，还得想办法奔饭吃!”

镇里最近的一项新规定再次燃起了刘清贺对未来的信心，“听说，企业占地后要给一定比例的当地人员解决就业问题。并且镇里已经把集体经营这项决议提上日程：给村民留10％的土地，让他们集体经营。”一听有了土地，压在刘清贺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感觉自己今后又有了奔头。

“农二代”最根本的问题是找不准自己的定位。无论是缓解心理压力，还是加强技能培训，都需要政府伸出援助之手

“我就是个小包工头，平时搞搞建筑装修。这称得上从农民到市民的成功转型吗?”在转型这个问题上，瀛海镇西一村的村民小王认为，自己是村里创业比较早的那拨人。

创业初期的艰辛令他至今记忆犹新，“没有头绪，什么都得自己摸索。”然而，亲戚们的帮助，点燃了小王的创业激情，支撑他一路走来，如今他的事业发展已初具规模。

但是，作为“农村企业家”的小王也有自己的烦心事：

提起这事，还得从对自己有恩的姑姑说起，在小王最困难的时候，姑姑二话没说把启动资金借给了小王。最近，姑姑家拿到了几十万的拆迁款和三套拆迁后补偿的房子。家里有了钱、有了房后，表弟的惰性立刻“原形毕露”。“上了楼，表弟的进取心却下降了，找工作的要求是‘累了不干、晒了不干、严了不干、钱少了不干’，有了这几个‘不干’，结果就是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啃老族，高中毕业后就呆在家里，也不去找点正经营生干。”小王不无感慨地说，“社会竞争太激烈了。虽然咱们镇上每周四都有招聘会，但应聘这些职位也要有看家本事，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

对表弟的伤心之余，小王也开始了对像表弟这样的“农二代”的思索。他认为，“农二代”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找不准自己的定位。

听说镇里正在筹划如何提高青年的技能培训一事，小王觉得“农二代”的自立之旅必须要从掌握生存技能开始。“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要有能够活命的本事，这样才能闯南走北。”

2011年，新生代农民工在简易房里翻唱的《春天里》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网友。中国这一代“移民”正在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告诉大家：农民到市民这种身份符号，以前可能体现在血液里，但现在更多的体现在人们观念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