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诗文集成书及其书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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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大历时期江左诗僧辈出，释皎然是其中之翘楚。在皎然尚在世时，朝廷即下诏征编其诗文集入藏内阁书府，使他不仅成为大历诗僧群中唯一有完整文集传世者，更是历史上唯一一位受朝廷之命征编文集的僧徒。本文从编纂经过、成书原因两方面考述皎然诗文集的成书情况，同时，分析此书的编次特点，并考诸载籍及传本，疏证其书名最初为《吴兴昼上人集》，后世流传中漫称《杼山集》、《皎然集》等。

关键词：皎然诗文集；编纂经过；成书原因；书名

释皎然，俗姓谢，字清昼，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是大历、贞元年间江南文坛上一位相当活跃的诗僧。皎然诗名卓著，在创作上享有“词多芳泽”、“律尚清壮”的美誉。他深谙诗道，曾协助颜真卿修纂音韵类书《韵海镜源》，又自撰《诗式》，论述作诗之法，对当时及后世的诗歌创作理论、艺术技巧、思维方式及批评方法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目前所知有诗学理论专著的第二位唐代诗人。贞元八年，唐德宗下诏征编其诗文集入藏内阁书府。于是，皎然诗文作品得以较为完整地编辑、保存与流传。目前，学界于皎然的关注多聚焦在《诗式》上，探讨其诗学理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厚，而对于皎然集的研究则相对较为薄弱。皎然集是如何结集成书的？皎然何以能得到朝廷诏令征编文集？此书的成书原因究竟何在？它有着什么样的编纂特点？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时，由于在后世流传中，此书的书名出现了《吴兴昼上人集》、《昼上人集》、《杼山集》、《皎然集》、《皎然诗文集》等多种异称，因而。对各书名作一疏证，弄清其中的流变情况，亦是非常必要的。

一、皎然集的编纂经过

关于皎然集的编纂经过，于頔所作集序中有较为清晰的讲述：

贞元壬申岁，余分刺吴兴之明年，集贤殿御书院有命征其文集，余遂采而编之，得诗笔五百四十六首，分为十卷，纳于延阁书府。上入以余尝著诗述论前代之诗，遂托余以集序，辞不获已，略志其变。

由此序文可以了解到：

第一，皎然集的编纂时间是贞元壬申岁，即贞元八年。据贾晋华《皎然年谱》考证，皎然生于开元八年，卒于贞元九年至十四年之间。至贞元八年他已年逾七旬，其生平的主体创作基本完成。

第二，此项编纂任务乃于頔受命承担。于頔自贞元七年至十年任湖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期间与皎然有过诗交。于崾到任之初即作五言诗《郡斋卧疾赠昼上人》寄赠皎然，诗中称皎然为“我禅伯”和“方外友”，礼赞其“光明性不染”。皎然随即作《五言奉酬于中丞使君郡斋卧病见示一首》酬和，并以“若非禅中侣，君为雷次宗”、“若作诗中友，君为谢康乐”等语称扬对方。此二诗一并收录于本集卷一之首。

第三，采编该文集时，皎然是知情的，并且是他亲自嘱托于頔为集作序。故而。于顿序记言：“上人……托余以集序，辞不获已”。

第四，于螟辑得皎然所作“诗笔”五百四十六首，分编为十卷。唐人一般用“诗笔”一词来表达诗和文的区别，如赵磷《因话录》卷三云：“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又如殷瑶《河岳英灵集》卷上云：“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在白居易自编《白氏长庆集》之集后序中，自居易亦自述收录“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可知，十卷皎然集中收录有诗亦有文。

第五，皎然集乃奉集贤殿御书院敕牒之命征集，成书之后纳藏于延阁书府。传世的《昼上人集》卷首还载有当时的敕牒，牒文表明，皎然集是因库内阙，而被指名敕命浙西观察使“速写送”御书院。何谓“敕牒”？《唐六典》卷九“中书省”条载：“凡王言之制有七。……七曰敕牒，随事承旨，不易旧典则用之。”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云：“承旨而行者曰敕牒。”可见，敕牒的使用场合是“承旨”，即上承皇帝旨意而行用。因此，通俗来讲，皎然集乃受钦点编就而成。

在皇命敕牒敦促下，刺史于頔在下诏当年便迅速完成了皎然集的编采工作，并纳藏延阁书府。《新唐书》、《宋高僧传》、《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等史志对此事皆有记载。

关于皎然集成书过程，南宋释本觉《释氏通鉴》卷九有另一番记述：

释皎然……耻以文章名世。尝叹曰：“使有宣尼之博识，胥臣之多闻。终曰目前，矜道侈义，适足以扰真性。岂若松岩云月，禅坐相偶，无言而道合，至静而性同。吾将入杼山矣。”于是，裒所著诗文火之。后中丞李洪刺湖州，枉驾访昼，请及诗文。曰：“贫道役笔砚二十余年，一无所得。冥搜物累，徒起我人，今弃之久矣。”洪搜之民间，仅得十卷。昼没，相国于頔序之进于朝，德宗诏藏秘阁。与前述于頔序文之记载相较，《释氏通鉴》的记述在皎然集的编纂者、成书时间及成书过程等方面均有较大出入。依《释氏通鉴》之说，皎然曾“耻以文章名世”，已将所著诗文烧毁而全心礼佛，后由湖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洪从民间搜访得十卷。皎然过世之后，由时任宰相的于頔将其进奉给朝廷，德宗遂下诏入藏秘阁。《吴兴掌故集》、《浙江通志》、《乌程县志》等史志中亦有相似记载。

笔者认为于頔序文的记载更为可信。理由如下：其一，于頔与皎然为同时代人。且有过诗交关系，而释本觉相距皎然有近四百年，前者之言理应较后者更贴近事实。其二，于崾与释本觉均谈到皎然集的成书是与德宗诏令有关，且本集卷首亦录有御书院于贞元八年正月十曰所下牒文。那么，在朝廷敕牒之下，于頔不可能冒着犯欺君之罪的危险在序文中妄作虚言。其三，佛家史籍为突显释氏的荣耀，作些夸张性甚至乖离事实的记述也是常有之事。《释氏通鉴》对皎然集成书过程添补皎然烧毁诗文、李洪民间搜访等这些颇具曲折故事性的记述，不仅可突出皎然的诗才，更可彰显身为名僧的皎然其礼佛心之诚。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释氏通鉴》中所述皎然为静心修道而废弃笔砚及李洪搜访诗文之事，并非完全凭空捏造。皎然本人曾在《诗式》卷一记载：

贞元初，予与二三子居东溪草堂，每相谓曰：世事喧喧，非禅者之意。假使有宣尼之博识，胥臣之多闻，终朝目前，矜道侈义，适足以扰我真性。……吾将深入杼峰，与松云为侣。所著《诗式》及诸文笔，并寝而不纪。因顾笔砚笑而曰：“我疲尔役，尔困我愚。数十年间，了无所得。况尔是外物，何累于我哉？……”遂命弟子黜焉。至五年夏五月，会前御史中丞李洪自河北负谴，遇恩再移为湖州长史。……他曰言及《诗式》，具陈以宿昔之志。公曰：“不然。”固命门人检出草本，一览而叹曰：“……奈何学小乘褊见，以夙志为辞邪？”再三顾予，敢不唯命！遂举邑中辞人吴季德，梁常侍均之后，其文有家风，予器而重之。……因请吴生相与编录。有不当者，公乃点而窜之，不使琅讦与斌块参列。

由此可知，贞元初年，皎然的确曾因觉诗为外物，会扰乱真性，“非禅者之意”，已经决意废黜笔砚，屏息诗道，并将《诗式》连同所有昔曰创作的诗文都收藏起来，不欲其流传于世。至贞元五年夏五月，时任湖州刺史的李洪劝服他勿“学小乘褊见”，命其门人翻检出昔曰草本，并与吴兴文士吴季德一道整理包括《诗式》在内的诸诗笔。

皎然在收藏起诸诗笔之外是否真的烧毁过旧作，李洪是否曾在民间搜访过皎然诗文。目前没有任何确证。不过，据前引《诗式》所言，在皎然已决意放弃所有文稿的情形下，若非李洪的极力劝说，以及李、吴二人对皎然旧作的抢救性整理，于頔恐怕很难在下诏当年即把五百四十六首诗笔搜齐，圆满完成皎然集的编纂工作。因此，在皎然集编纂的功绩上，李洪和吴季德也应记上一笔。此十卷内府藏本遂成为后世流传的皎然诗文集各版本的祖本。

二、皎然集的成书原因

一位江南僧人能够得到朝廷诏令征集整理其诗文入藏御书院，这绝非等闲之事。翻查各朝史籍，以国家名义征集一位僧徒的诗文集，也仅见此一例。皎然何以能获得如此殊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来讲，主要有内外两重因素。

一方面，皎然本人的家世、诗才及其在中唐前期江南文坛的声望是重要的内在因由。

于頔序云：“有唐吴兴开士释皎然，字清昼，即康乐之十世孙。得诗人之奥旨，传乃祖之菁华，江南词人莫不楷范。极于缘情绮靡，故词多芳泽；师古兴制，故律尚清壮。”于氏以“缘情绮靡”、“清壮”称赏皎然诗才，并誉其得益于先祖谢灵运。此序既受皎然嘱托而作，“康乐之十世孙”之说当出自皎然本人。虽然据后人考证，皎然的直系祖实为谢安，而非谢灵运。然而，在当时，皎然为谢灵运后裔的身份是得到了广泛认可和称美的。皎然亦曾在诗中屡称己为南朝谢氏后人，本集卷二《七言述祖德赠湖上诸沈》云：“我祖文章有盛名，千年海内重嘉声。雪飞梁苑操奇赋（原注：梁苑出惠连公《雪赋》），春发池塘得佳句（原注：康乐云《池上楼》诗，梦惠连方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世业相传及我身，风流自谓过时人。初看甲乙矜言语，对客偏能鸲鹆舞（原注：尚公少年善焉）。……昔时轩盖金陵下，何处不传沈与谢（原注：田公与约俱是西邸八友）。绵绵芳籍至今闻，眷眷通家有数公。”卷六《五言赋得谢墅送王长史》，题下自注云：“其墅即昼七代祖吴兴守旧居。”诗云：“世业西山墅，移家长我身。”又卷十《冬曰建安寺西院喜昼公自吴兴至联句》中，祠部郎中兼侍御史王遘预联二句赞皎然世系云：“宗系传康乐，精修学远公。”唐代的风习仍以炫耀门户、标榜阀阅为荣，而谢灵运是唐人最推崇的南朝诗人之一，出身谢氏南朝文学世族，这无疑为皎然在文坛的活动添加了不少助力，也为他延展了声望。历任湖州刺史崔论、卢幼平、颜真卿、袁高、陆长源、李洪、于頔等，也都对他极其礼重，且频繁唱酬往来。检皎然集，仅与颜真卿就有22首酬赠诗和20首联句。可以说，皎然的诗文创作是大历时期江南一带诗风和文学观念的代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江南诗风的嬗变，并影响了不少后辈。孟郊、刘禹锡这两位中唐文坛的大将在早年也都曾是皎然的崇拜者和追随者。

皎然于兴元元年作《赠包中丞书》，向时任御史中丞的包估推荐灵澈：“今之驰疏，实有所荐。有会稽沙门灵澈，年三十有六……故秘书郎严维、随州刺史刘长卿、前殿中侍御史皇甫曾常所称耳。及上人自浙右来湖上见存，并示制作，观其风裁，味其情致，不下古手，不傍古人，则向之严、刘、皇甫所许，畴今所觌，三君之言犹未尽上人之美。”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亦记此事：“皎然以书荐于词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书致于李侍郎纾。是时，以文章风韵主盟于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扬，如云得风。”包佶是大历后期诗坛的盟主，皎然言之“今海内诗，以中丞为龙门”。皎然能向当时的文坛盟主举荐才人，正从侧面说明了他在当时文坛上具有相当的说话权。

虽然皎然在中年以后的活动范围基本不出江南，但他所交游的士大夫中。有不少人在京官和地方官之间往来任职。如颜真卿、严维、包佶、李洪、权德舆等这些官员，有的在湖州任职后又入京任职，有些原本就是京官或京官外任。随着他们的入京，皎然的声名必然也被带到京城文坛，甚至以他为代表的江南诗风亦对京城诗坛产生一定吸引力，终而仰达宸听。

另一方面，李唐王朝当政者的文治理念和尚佛倾向是不可忽略的外部机缘。

征皎然集的集贤殿书院是开元十三年唐玄宗由集仙殿丽正书院改名而置。《唐六典》卷九“集贤殿书院”条记载：“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之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经则考最于外。”“古今之经籍”、“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皆被纳入集贤殿书院的征求之列，当朝文人的文集自然也成为征集的重要对象，而且征集之用力，令后世惊叹。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二七赞叹：“唐人诗集，多出人主下诏编进。如王右丞、卢允言诸人之在朝籍者无论，吴兴昼公，一释子耳，亦下敕征其诗集置延阁。更可异者，骆宾王、上官婉儿，身既见法，仍诏撰其集传后，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诗人如此，诗道安得不昌？”无论是朝中大臣还是普通文士、释子，甚至连已经伏法的政敌，只要有诗歌才华的，均有被下诏征撰文集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朝历代君王对文学的高度重视，以及其文化政策的极度开明。

下敕征皎然集在贞元八年，时值德宗朝。德宗李适极喜好文学，他本人亦善属文，常于宫中唱和，且亲自品评次第。李肇《翰林志》记载：“德宗雅尚文学，注意是选。……尝召对于浴堂，移院于金銮殿，对御起草，诗赋唱和，或旬曰不出。”《唐诗纪事》亦载：“帝善为文，尤长于篇什，每与学士言诗于浴堂殿，夜分不寐。”德宗对诗文的热衷，由此可见一斑。到了晚年他更是“绝嗜欲，尤工诗句”。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德宗好为诗”条评曰：“唐诸帝能诗者甚多，如太宗、玄宗、文宗、宣宗皆有御制流传于后，而尤以德宗为最。”贞元之后，各地战乱基本平复，时局渐人中兴，德宗作为本就崇奖文词的君主，更是在文治方面加大力度。陈寅恪先生谓之“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

客观来讲，皎然虽是当时文坛上较为活跃的人物，但在那个大家辈出的时代，他的诗才与其他名家相比，还不能算得上是顶级人物，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评：“今观所作，……在中唐作者之间，可厕末席。”他之所以能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还有一层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他的佛徒身份。唐代是佛教昌盛的朝代，唐德宗也是一位喜佛学谙释典的帝王。《册府元龟》卷五十一《帝王部·崇释氏》中有不少关于德宗“崇释氏”的记载。尤其在贞元二年削藩战争失利之后，德宗更是成为一位非常虔信佛教的皇帝。他曾撰写《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序》吹捧佛教；贞元五年又下诏，强调佛寺的神圣性，禁止俗人用作客栈，并在大臣陪同下频频造访寺院。贞元六年元月。即征召皎然集的两年前，德宗还举行了盛大的迎法门寺佛指骨仪式，将佛骨“送于京师佛寺，倾都瞻拜，施财物累巨万”，可见其对佛教护佑之重。不仅如此，德宗还是唐代最后一位以奢侈的规模来支持译经与其他文学事业的帝王。皎然，这位善写诗，又通内典的诗僧，恰好处在文学与佛教的结合点上，因此，受到德宗朝廷的关注和赏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此外，大历年间有大批诗僧涌现，刘禹锡在《澈上人文集纪》中云：“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韵，瞥人耳目，非大乐之音。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由此可知，诗僧们虽然文学成就普遍不高，但是已经作为一个醒目的诗歌创作群体活跃在当时的江南文坛，他们频繁往来于公卿士大夫之间，也成为普遍现象。据当代学者蒋寅统计，现存大历诗中作为交游唱酬对象出现的僧人有130人之多。德宗应该与刘禹锡一样，也注意到了这一群体的存在，故而敕诏征其中之佼佼者——“能备众体”的皎然文集。笔者忖度德宗此举，可能有让《昼上人集》作为江左诗僧群创作成果的代表，以备当朝文坛之众流，彰显大唐诗风之繁茂的意图。皎然也就因此成为大历诗僧中唯一有完整文集传世者，其诗名亦随之在客观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升。从这一角度来看，皎然可算是一位幸运儿。

无论如何，由朝廷下诏征集一位诗僧的文集入藏内府秘阁，可谓空前绝后。无怪乎清初学者王士稹在览读皎然集之后写下跋文感慨道：“当时一衲子之集，至下敕观察使牒本州写送，其于文事可谓勤矣。后世如此等事。岂可易得？”

三、皎然集的编次特点与书名疏证

贞元八年人藏内府的皎然集共有十卷。贞元八年的内府原本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现今存世的十卷本皎然集明清传本共计有十四种，以四部丛刊本《昼上人集》十卷和四库全书本《杼山集》十卷补遗一卷为代表。以此二本为代表的十四种皎然集十卷本，虽然在诗文数量、部分异文等方面存在一些版本差异，但诸本全集的主体编次基本一致：采用先诗后笔的编排方式，把诗和文前后分开加以编辑，卷一至七收诗，卷八、九收文，联句则置于卷十。不过，诗文各卷内部的编次上则基本没有更明确、更细致的编排规则。七卷诗中，从体裁来看，除将七言歌行集中编于卷七中。其余各卷均不规则地杂录五、七言古、近体诗。从内容来看，各卷中也是酬赠、送行、宴集、感怀等诸题材交错置放。从创作时间来看，亦是各时期作品在诸卷交错相呈。较诗而言，二卷文的编排相对整饬些：十六篇“赞”集中于卷八，三篇“书”集中置于卷九，全集均独有一篇的“记”、“传”、“偈”置卷九末。然而，十一篇塔（碑）铭却分置于卷八和卷九。皎然集如此粗略的编次状态，与当时于頔编纂时间较为短促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唐人编纂诗文别集的共同特点，即分类、分体意识不强。恰如近代学者万曼在《唐集叙录》中所言：“大抵唐人诗集率不分类，也不分体。宋人编定唐集，喜欢分类，等于明人刊行唐集，喜欢分体一样，都不是唐人文集原来的面目。”同时，此亦可反证，这十四种的十卷本皎然集传本虽有部分诗文在传抄中发生更异，但全集的主体仍源自贞元八年的集贤殿诏录本。换句话说，它们基本保留了“唐人文集原来的面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集中卷七收录了三十三首七言歌行（此卷总计收诗三十七首），这是十卷本皎然集中唯一依诗体编排的一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盛唐诗》对此有如下论述：“这一诗体在集子中的位置，与韦应物集及十才子中的较年轻诗人的一些集子相应。这可能反映了八世纪后期的诗体分类观念：七言歌行被放在最后，是由于它看来是最新的和最不正统的诗体。在诗集的安排上。有着诗体评价的重要成分，而不同时期赋与各种诗体的价值是独立于其真实历史的。”概而言之，十卷本皎然集的编次方式正体现了唐代中期文坛的诗体观以及当时别集的编纂风尚。

关于皎然集的书名，于頔序文之中并未明言。关于皎然集的史籍记载，始见《新唐书·艺文志》，其中作“《皎然诗集》十卷”，而后的典籍所载尚有众多其它异称。综考宋、元、明、清历代书目，皎然集共计有七种书名：

第一，称《皎然诗集》者，首见《新唐书-艺文志》，另有《通志》、《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

第二，称《杼山集》者，首见南宋《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另有《文献通考》、《百川书志》、《脉望馆书目》、《红雨楼书目》、《近古堂书目》、《绛云楼书目》、《汲古阁校刻书目》、《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季沧苇藏书目》、《吟香仙馆书目》、《稽瑞楼书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鄙亭知见传本书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八千卷楼书目》。

第三，称《吴兴集》者，首见南宋《直斋书录解题》。

第四，称《昼上人集》者，首见明代《湖录经籍考》，另有《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结一庐书目》、《别本结一庐书目》、《双鉴楼善本书目》、《木犀轩藏书书录》。

第五，称《吴兴昼上人集》者，首见明代《也是园藏书目十卷》，另有《丹铅精舍目录》。

第六，称《皎然集》者，首见明代《国史经籍志》，另有《澹生堂藏书目》。

第七，称《皎然诗文集》者，首见明代《吴兴掌故集》。

在上列著录中，题名《皎然诗集》出现时间最早，题名《杼山集》则出现频率最高，其次为《昼上人集》和《吴兴昼上人集》。

又，考察十四种十卷本皎然集传本，书名冠《杼山集》者有七种，冠《昼上人集》者有六种，冠《皎然集》者有一种。书名《昼上人集》者，其卷首于頔序均题为《吴兴昼上人集序》；书名《杼山集》者，于頔序题《吴兴昼上人杼山集序》者有五种，题《杼山集序》者有二种；书名《皎然集》者，于頔序则题《吴兴昼上人杼山集序》。

清代藏书家、版本学家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对皎然集的书名做了一番辨正：

《吴兴昼上人集》十卷，贞元壬申岁，于頔分刺吴兴之明年，集贤殿御书院有命征皎然文集，頔采而编之，得诗笔五百四十六首，分为十卷，纳于延阁书府，即此本是也。今漫称《杼山集》，乃后人所题，非原书矣，识者辨之。

综上，笔者认为《吴兴昼上人集》应是皎然集的最初书名，《杼山集》等则是在后世流传中出现的漫称。皎然，字清昼，时人尊称他为“昼上人”，又籍贯湖州长城县，唐代天宝元年湖州曾改称吴兴郡，《吴兴昼上人集》即因此得名。后世常简称为《昼上人集》。又因皎然于大历年后定居湖州西南的杼山妙喜寺，古人常以居所称名，故而皎然集又常为后人冠以《杼山集》，亦或直称《皎然集》、《皎然诗文集》、《皎然诗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