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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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北京颁布了一项给农民“有效保障”的新法律（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希望通过“标准化”的仲裁程序使他们的土地权利得到尊重。这明确承认了农村的不安定仍然是严重的问题。

但中国农村问题不是立法问题而是执行问题。无论通过多少的新法律和程序，都无法改善执法力度。事实上，如果好的新法律得不到执行，反而可能加剧农村的不安定，而不是安抚失望的农民。

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2005年中国有8.7万起“”，而1990年代中期只有数千起。几个总部设在香港的人权组织认为，这一数字几倍上升。由于这是一个表明问题恶化的不良信号，北京不再最近几年的数据。

中国农村发生的抗议活动大多与土地有关。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们保守估计，过去10年中已有超过上千万起地方官员非法征用土地事件，每年还在不断增加。

地方官员依靠非法手段同开发商达成交易，将最好的地块固定征用，农民只能得到可冷的补偿金。此外，由于过于强调城市发展而非农村发展，2000年以来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实际上在恶化。过去10年，尽管中国经济规模翻了一番，但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上亿家庭纯收入却下降了。

新颁布的法规本质上应该是扯平农村家庭和地方官员及其伙伴（比如开发商）之间的地位。但是如果党不放松对某些权力的掌控，执行乏力的状况不会得到改观。这有两个原因。

首先，尽管中央政府花数千万美元来培训司法官员。提高他们的能力，但是各级法院的权力还是有被搁置不用的现象，法院还是受党监督。

其次。中国是个庞大的国家组织，地方官员需要法外收入来源来保持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北京则需要这些地方官员的支持。给地方官员更多的权力最终意味着稀释北京的权威。

农民需要实际的正义，而不是那些不会被执行的但写得更漂亮的法律和程序。（By John Lee，译：曹静）（《卫报》，7月4日）

中国劳资纠纷激增

据一份劳工权利组织的研究报告，过去一年中国劳资纠纷激增，工人们走上街头，要求改善工作状况。香港人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Bu lletin）说，去年的抗议事件数量从2005年的8.7万起增加到大约12.7万起，政府上一次公布此类数据是在2005年。最近的数据是根据已公布的报告得出的。研究报告援引政府数据称，去年劳动仲裁案数量上升至69.3万桩，2007年为35万桩。

工厂所发生的纠纷有时会成为全国性事件的导火线。中国新疆的暴力骚乱就凸显了这一点。这场骚乱的起因据信是广东省一家玩具厂的事件。这家工厂的管理人员招募了数百名维吾尔族工人，这些工人的薪水比之前进厂的汉族工人低。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克罗塞尔（Geoffrey Crothall）说，这给管理层敲响了警钟：他们不能走这样的捷径了。

该组织将纠纷猛增的状况部分归因于中国的新劳动法。这部法律去年生效，赋予工人们集体谈判权。驻纽约劳工问题专家李强（音）说，虽然许多规定形同虚设，但它增强了工人们的意识。李强说，新法得到了很多宣传，许多工人以前都不知道自己的权利。

研究报告显示，纠纷剧增的另一个原因是，工人们没有有效的申诉渠道。克罗塞尔说，应当有可靠的工会来表达担忧和不满，目前，形势完全由管理层控制，工人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抗议。中国经济繁荣时，工人们可以轻易辞职另找工作，但现在几乎不可能了。

（《华尔街日报》，7月10日） 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们保守估计，过去10年中已有超过上干万起地方官员非法征用土地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