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青铜时代和古代青铜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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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因为颜色青灰，故名。青铜的发明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大奇迹。考古学上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称为青铜时代。它代表了人类告别了使用石器的原始状态，进入到文明时代。

我国的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21世纪，止于公元前4世纪，经历约1600年，大体上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的时间相当。我国在春秋中晚期出现铁器后，青铜器的使用仍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到秦汉时，铁器在生产中广泛使用，漆器、陶瓷器在生活用具中成为主流，青铜器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但在装饰艺术方面仍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 我国的青铜时代

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我们的祖先在寻找石料制造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了自然铜，叫作红铜，也叫纯铜。红铜具有金属光泽和延展性，因而很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利用。开始人们用红铜做成小型工具或装饰品之类。后来，在烧窑制陶的过程中，人们又发现从孔雀石中可以冶炼出铜，冶铜业开始出现。但是，用天然铜或冶炼出纯铜加工成的工具，都具有一个弱点，就是质地较软，还不能代替石器。经过长期实践，人们又掌握了在冶炼过程中加入适量的锡，可以降低铜的熔点，增加铜的硬度，从而炼出了青铜，青铜铸造性好，耐磨并且性质稳定，用来做成的工具在各方面的性能都超过石器。但是，由于受原料、技术的限制，青铜器出现以后，还不能立刻把石器赶下历史舞台，经过一段相当长的铜石并用时代，我国才进入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已经发明和制作了青铜器，运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代。青铜时代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可称为青铜文化。我国夏商周时代是青铜文化的光辉时期。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物，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这些器物制作精巧，造型优美，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是我国古代金属艺术的珍品，也是研究古代社会的珍贵文物。

我国古代青铜器的冶炼始于何时，目前尚难做出判断，不过在古史传说中可做出一些推断。《拾遗记》记黄帝战蚩尤时，“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黄帝晚年“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大禹晚年，“收九州之金（青铜）铸九鼎而象万物”。黄帝、大禹铸铜的传说在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这些可能包含历史真实的碎片的传说，为研究青铜器的起源提供了文字资料。

在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方面，时代最早的青铜器是1957年甘肃马家窑和马厂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它说明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我国就有了青铜器制品。其后，青铜器还在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年代相当于夏代的遗址中发现。在那里出土了青铜小道、爵、锥、铃等。这些青铜器多是仿照同时期的石、蚌、骨陶器制成的，其胎质很薄，铸造得比较粗糙，带有一定的原始性。这说明夏代的青铜器还处于初级阶段。

商代是高度发达的青铜器时代，这时已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字。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郑州商城遗址、湖北盘龙城遗址发现了这时期的铸铜作坊，说明商代青铜器制造业已具有相当规模。这时期青铜器的适用范围也很广，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武器、生活用具都已应有尽有。此时，青铜器种类增多，制作精巧，造型准确，器身上还出现了粗疏的动物纹或几何纹，常见的有饕餮、夔龙、凤鸟、螭虺、虎、人等纹样。商代后期、青铜器制作水平达到了高峰，表现为器类繁多，造型庄重，花纹繁d细密，纹饰中出现了鸟纹、蝉纹、蚕纹等新的花纹。商代后期，青铜铸造业不仅规模大，而且质量高。大量的青铜器上常常铸出三重花纹，衬地用云雷纹，上面凸起兽面纹，主纹之上又加几何纹等。器内有时还铸出字数不等的铭文，颇具时代特征。

西周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的鼎盛时期，西周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又有新的发展。这时期青铜器的突出特点是，器物上的铭文长，有的多达三四百字。铭文字体优美奔放，铭文内容丰富，既有祭祀祖先，又有征伐、记功、册命和赏赐等记载。它生动具体地补充了西周文献记载之不足，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时期。青铜器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但青铜器的使用仍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二、 高超的青铜制作工艺

青铜时代远离我们已经有三千多年了，但那个时代的青铜器的精巧工艺与优美雄伟的造型至今仍有巨大的魅力。这些令人赞叹不已的精美青铜器是如何铸造出来的呢？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许多青铜器冶铸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又发现不少有关铸造青铜器的原料和工具。其中，安阳的铸铜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用陶制成的“将军盔”，即炼铜用的钳锅，还发现铸范和铜渣，经过仪器的测量和分析，推断当时的青铜器的炼铜原料是孔雀石，燃料是木炭，青铜器的铸造方法是陶范法。

陶范一般由外范、内范组成，在制范前，首先做模子，即所造器物的初胎。模子做好后，就可以制作外范，外范可雕铸花纹或铭文。将分割成几块的外范合起来，成为器物的外腔，这也称合范。内范是外范小的范芯，制作器物时，用外范包住内范，在内外范之间，灌注铜液，凝固后取出器物，再经过打磨加工，就成为一件完好的器物了。

我国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是商代的后母戊鼎。后母戊鼎结构复杂，是用合范法铸成的，即耳、身、足分别铸成后，再合铸成一个整体。鼎四周有盘龙纹和饕餮纹。腹内刻有“后母戊”三字。大鼎带耳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考古专家分析，这种大鼎需要二三百人用七八十斤重的将军盔协同合作才能制成。这种大规模的生产和复杂的工艺过程，说明我国青铜冶铸业早在商代就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商代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大，而且质量高。著名的商代四羊方尊，便是这高超铸造技术的物证。四羊方尊高58.3厘米，重34.5公斤，是现存商器中最大的方尊。尊的颈部铸有蕉叶，蕉叶上的花纹叫夔形纹。蕉叶的底部饰有兽面纹，肩部有四条龙蟠缠在四周，尊的腹部分别铸有四只大卷羊角，突出尊外。羊的背部及胸部饰有鱼鳞花纹。两只前腿和尊的底部铸在一起，上面也铸有夔形花纹。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中间合范的地方，都铸有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遮蔽合范时可能产生对合不正的纹饰，从而增强了造型的气势，使方尊的形象在宁静中有威严感。全器上下的细雷纹为地，线条光洁刚劲。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如果没有高超的合范技术，就很难达到整个器物浑然一体的效果。

大约在春秋晚期，我国青铜铸造出现了失蜡法新工艺。这是一种精密铸造的方法，是用蜂蜡做成铸件模型，再用别的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成外范。加热烘烤后，蜡模熔化流失，铸件模型成为空壳，再往内浇灌青铜溶液，铸成器物。以失蜡法铸造的器物玲珑剔透，有缕空的效果。河南浙川出土的战国青铜禁，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尊盘，就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用失蜡法铸成的青铜器。

商周时期青铜器冶炼及其铸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人们已总结出铸造不同用途的器具要用不同的铜锡配比，即“六齐之法”。《周礼考工记》载：“金（青铜）有六齐（剂，配方）：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刀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鉴是镜，燧是取火工具）“六分其金而锡居一”，就是六分铜一分锡，“金锡半”就是一分铜半分锡。所以“六齐”中各“齐”的含锡量分别是“钟鼎之齐”14.3%，“斧斤之齐”16.7%，“戈戟之齐”20%，“大刃之齐”25%，“削杀之齐”28.6%，“鉴燧之齐”33.3%。根据现代金属学的知识，凡含锡20%左右的青铜最坚韧，适合于做斧斤、戈戟，含锡30%～40%的青铜硬度最高，适合于大刃、削杀矢之用。“六齐之法”中锡的含量与此基本一致，因而它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到秦汉时期，青铜器的铸造一方面注重生活化，另一方面更加注重艺术化。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防止六国贵族的再起和人民的反抗，下令将藏在民间的武器聚集到咸阳，加以销毁，“铸十二金人”。因为，当时大量武器，都是用青铜铸造的。这时期出土的青铜器多为日常的小件铜器。不过，1980年在陕西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两组铜车马，体积仍然很大，代表了这时期青铜制作的工艺水平。西汉时期，青铜器的铸造日趋精美，广泛采用错金银、鎏金、镶嵌技艺，这比以前的青铜铸造工艺无疑是一大进展。

三、 上古文明的瑰宝

我国古代青铜器的内容极为丰富，各种器具无不充分表现我国青铜器具的特有形式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它的铸造工艺居于世界先进地位，正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所说，我国“形状齐伟，花纹瑰丽”的古代青铜器，是“上古文明世界技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我国历代出土了大量的从夏商周到秦汉的青铜器，其中有铭文的即有七千余件，这些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瑰宝。

为了保护国宝级文物的安全，国家于2002年1月、2012年6月、2015年8月分三批公布了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目录，共计195件，其中青铜器有39件。这39件青铜器，除前面已经提到的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被考古学家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的四羊方尊外，还有曾侯乙编钟、铜车马、长信宫灯、铜奔马等。

曾侯乙编钟，战国早期的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曾侯乙编钟数量巨大，完整无缺，65件青铜器铸成的编钟，按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8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最上层3组19件为钮钟，形体较小；中下层五组45件为角钟，有长柄，钟体遍饰浮雕式蟠虺纹；另有一组D钟，位于下层角钟中间形体硕大，钮呈双龙蛇形龙体卷曲，回首后顾，蛇位于龙首之上，盘绕相对。D钟最大，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一钟高20.2厘米，重2.4公斤。钟体总重2567公斤，加上钟架及挂钩的铜制部分合计4421.48公斤。钟及架、勾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乐律记述了曾国与楚、晋、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所见律名28个，阶各66个。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质优美。每件钟均有呈3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分别击发而至互不干扰，亦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编钟即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其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内是十二个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加上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卓越的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为稀世珍宝。

铜车马为秦代文物，1980年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共两乘，一前一后排列，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一半。铜车为单辕双轮车，辕长246厘米，轮径59厘米。车室后面开门，左右及正面有窗，蓬盖面积达2.3平方米，将驭手也罩在下面。四匹马的高度为91至93厘米，长度110至115厘米，重量为177公斤至212.9公斤。驭手高51厘米，重52公斤。铜车马在制作上运用了铸造、焊接、镶嵌、粘接以及子母扣、纽环扣、销钉连接等多种工艺。钻孔的直径最小的仅为1毫米，饰件多处用如发丝的铜丝，车轴头的内孔滚圆，如同车床加工一般，车门、车窗用的活动铰页与现代门窗上使用的活页非常相似；系马肚子，马颈的套环采用了策扣连接。采用策扣与今天人们皮带上的策扣完全相同。铸壁薄是铜马车铸造工艺上的一大特点，其蓬盖最薄处仅2毫米，即使使用现代技术也非易事。这需要十分妥善地处理铜液和模具的温度，证明秦代青铜铸造的高超水平。从艺术上看，铜马车的造型十分精美，连平窗、拉带、璎珞都做得十分精细。马的造型也非常逼真，造的肌肉极具动感。驭手神态恭敬、专注，又带一丝得意，活灵活现。铜车马被考古界认为“是研究古代车制和天子乘舆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并享有“青铜之冠”的美誉。

长信宫灯是西汉文物，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出土。长信宫是西汉初期皇太后居住的宫殿，此灯原是汉景帝时窦太后的物品，她是刘胜的祖母，窦绾是她的娘家人，这灯是窦太后送给窦绾使用的。这件铜制鎏金灯高48厘米，灯型是一侍女跪坐，双手执灯的形象。灯盘、灯座及侍女右臂等部件都可以拆卸，以便清除烟垢。灯盘和灯罩可以转动、开合，以便调节灯的照明度和照射角度。侍女体内空虚，石臂与烟道相通，可将灯烟导入侍女体内，以保持室内不被油烟污染。这一切都反映了宫灯设计的科学、巧妙、合理。照明和通风设计，反映了两千年前我国物理光学和热学的科学水平。

铜奔马，属东汉，1969年在甘肃威武出土。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马超龙雀”，身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厘米，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骏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健，三足腾空，一足踏龙雀。龙雀似乎正回首而望，惊愕于同奔马的不期而遇。其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令人叫绝。铜奔马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十分精湛。雕塑的重心显然经过周密的计算，稳稳地落在踏鸟的一只足上。铜奔马是汉代艺术家高度智慧、丰富想象、浪漫主义精神与高超艺术技巧的结晶，是我国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1983年10月，铜奔马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还有一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叫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文物，1843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鼎高536厘米，口径47.9厘米，重34.5公斤。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纹饰简洁有力，标志西周晚期青铜器已从浓重神秘的色彩中摆脱出来。毛公鼎是迄今为止出土的带铭文的七千多件青铜器中字数最多的，有32行，499字。铭文记载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等多方面的情况，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铭文是西周金文的典范之作，笔法圆润精严，奇逸飞劲，章法纵横宽松疏朗，错落有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