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公地悲剧”对理性选择理论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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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性选择理论是由经济学引入政治学中的方法论流派，是继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三大流派之一。本文拟就对理性选择理论进行分析，与其之前出现的行为主义流派进行比较，并通过“公地悲剧”这一理性选择经典模型进行案例分析，衡量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研究方法中所处的位置。
关键词：理性选择理论 公地悲剧 方法论 行为主义
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赖特・C・米尔斯曾在其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对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作了这样的区分：“方法是人们用来理解或解释事物时所运用的程序。方法论是对方法的研究；它提供关于人们在从事研究时会做些什么的理论。由于存在多种方法，方法论的性质必然是一般性的。……认识论比起方法论来就更为一般化，简言之，即知识的特性。”理性选择理论是由经济学引入政治学中的方法论流派，是继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三大流派之一。本文拟就对理性选择理论进行分析，与其之前出现的行为主义流派进行比较，并通过“公地悲剧”这一理性选择经典模型进行案例分析，衡量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研究方法中所处的位置。
一、理性选择理论的源起
理性选择理论被诸多学者视作可以替代行为主义的潜在方法论。美国学者詹姆斯・西瑟说：“美国政治的研究在过去10年里决定性的转向了……构建一些能从阐明的前提（假设有前提）中导出明确而无正义的推断模型。如果人们掌握了这种模型，那么就能用实际的行为来检查这些推断。这种一般的方法称之为理性选择。”[1]
理性选择理论最开始是由公共选择理论发展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一种以现代经济学分析民主立宪制政府的各种问题的学科，研究范围主要包括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其理论的基本假设是这些政治群体的政治行为都是出于个人私利，在此基础上来研究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体制中进行的政治互动现象。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模型就是最著名的例子。随后理性选择理论不断发展，发展处譬如安东尼・唐斯的官僚经济学、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和赖克的政治联盟理论等等，不过理性选择理论里最被常用的理论方法是博弈论。
二、比较分析理性选择理论和行为主义
理性选择是政治学从现当代经济学中引入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学界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理性选择理论与之前的行为主义流派最大的不同，就是从对归纳法的偏爱转向到演绎法。演绎法是从普遍性结论或一般性事理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论证方法，是演绎推理在议论文中的运用。在演绎论证中，普遍性结论是依据，而个别性结论是论点。演绎法与归纳法刚好相反，它反映了论据与论点之间由一般到个别的逻辑关系。
理性选择理论正是如此，它比行为主义更进一步，它会选择一些合理的公理作为其理论的前提假设，然后由此出发，通过逻辑推导出利益至上的假设。具体到理论假设，它在方法论上有明确的个人主义风格，将个体理性和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两种假设捏合在一起，构成了“理性人”或言“经济人”假设[2]。“理性人”假设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根本逻辑起点。具体的说来，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链是这样的，承认行为主义中关于“政治行为在政治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的论断，但同时又认为政治行为是政治选择后的执行结果。选择在行为之前，而选择的标准就是为了使目标达成。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在所有政治市场中，政治人物的目标都是为了使其政治利益最大化。
相比较而言，行为主义更注重的是对人类行为的观察。行为主义以这些观察结果为基础和素材，对行为进行归纳，运用定量分析法进行统计，最后概括出规律性的结论，这里运用的就是归纳法。归纳法正好与演绎法相反，是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论证方法。它通过许多个别的事例或分论点，然后归纳出它们所有的特性，从而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
所以，析出于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行为主义，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研究政治行为的，认为政治行为的原因是多样的，并且可能会包括无意识或潜意识等因素；理性选择理论则从经济学角度切入，认为政治行为产生自工具理性，理性是所有行为产生的指导原则，利益最大化则是行为发生的根源。
因为理性选择理论是从个体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出发的，需要逻辑合乎人类需要的推导出人类行为的根由，这样它就满足了建立模型的条件。所以理性选择理论流派下的大量理论，如博弈论、公地悲剧、集体性行动逻辑等都是一个个设计精妙的理论模型。我们也通过对其中一个理论模型――“公地悲剧”的讨论和分析，进一步来考察理性选择理论。
三、对“公地悲剧”和具体案例的考察
公地悲剧是美国学者哈定1968年在《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概括出来的。公地悲剧预示着一种现象，即一项资源或财产为公共或集体所有，集体或公众中的每一个人都至少有对此公地的使用权，但是他们却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进入公地并使用其中的资源，导致公地资源被过度开发和使用，最终竭泽而渔的现象[3]。在现实生活中，被过度砍伐的热带雨林、被过度捕捞的海洋渔场以及排污超标的河川与大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案例。
公地悲剧之所以被称之为“悲剧”，是因为每一位当事人都知道这些公共资源将会由于这种过度开发和使用导致枯竭，但他们都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感到无能为力甚至不加考虑。每一当事人都抱着“趁机捞一把”的心态加入这场法不责众的瓜分盛宴，最终因为这种“搭便车”的行为大量暴增而引发悲剧。导致这种公地悲剧的根源，在于大量公共物品的产权难以界定，每个人都可以以“公共”或“公众”之名竞争性的开发和使用这处资源。
举一个最现实的公地悲剧的案例，就是持续经年的欧债危机，它引发的诱因，就是因为欧洲福利制度下的大众民主陷阱造成的。在如何解决欧债问题上，同样面临“公地悲剧”问题。因为政府要想削减财政赤字，就得积累财政盈余，那么国民们就需要勒紧裤腰带，全民节省开支，方能偿还债务，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但在债务危机引发后，欧洲多国的选举选情来看，都显示选民不认同用紧缩开支的政策来应付债务危机。因为欧洲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福利主义政策，已经使多数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趋于刚性，尤其在南欧。南欧的消费格局得以维持必须要有较高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作支撑。近几年欧盟各国的社会福利占GDP的比重有趋同的趋势，许多南欧国家由占比小于20%逐渐上升到20%以上，其中希腊最为突出。2010年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0.6%，而社会福利在政府总支出的占比更是高达41.6%。在经济发展良好的时候并不会出现问题，但在外部冲击下，本国经济增长停滞时，就出现了问题。
曾有学者指出，西方政治中有这样一种民主现象：“民主条件下有一个现象……当左派上场的时候，他要扩张福利，但是他很难减少自由。但是当上场的时候，他要扩张自由，但是他很难减少福利”。
这就是西方政治市场中的“民主公地悲剧”。学者方绍伟曾这样归纳“民主公地悲剧”的定义：在公有民主政权这里，利益争夺的对象是公共收支和公共政策的短期支配权，从选民、候选人、到利益集团和当政者，大家关心的不是公有财产价值总量或“收入流的最大化”，而是公有财产“现有可使用量的最大化”，大家关心的是自己现在的利益，不是社会现在和将来的利益。
参考文献
[1][美国]瞻姆斯・W・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美国]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7.
[3][美国]德怀特・沃尔多：政治学――传统、学科、专业、科学、事业[M].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