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旁听的那些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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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原来在浙江浦江图书馆曹聚仁资料馆就职的我，放弃了这一工作，身揣家中唯一的3000元积蓄，奔向北大，开始了漫长的北大精神寻梦之旅！

为了节省开支，我曾私自寄居过北大二教一处废弃不用的楼道间，约有三四平方米，只够放下一块床板，再支一块木板当桌子。没有暖气，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蜗居在这里，手头越来越紧，心里急。一位在拆迁工地打工的南方大哥，请示了工头，让我去帮忙，拆砖搬砖。

第二天早上，我爬上了墙头。农民出身的我，干点苦力，还算顺当。但一刻不停地搬动红砖，由于没有经验，没有戴手套，时间久了，手指很快磨起了血泡。想想辛苦的父母，我咬牙继续干。我用自己的汗水，换回了一位农民的儿子尊严！苦力打工，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让我难忘的。

半年多后，在北大任教的几位老乡推荐下，我到北大出版社文史哲编辑部兼职做校对，专门负责《全宋诗》的校对。这份工作的好处，就是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不影响我旁听喜欢的课程。往往晚上与周末加班加点进行校对，平时挽起书包走进北大课堂。那时求知欲望最是旺盛，买的书也最多，一大摞一大摞地把新书、旧书抱回，斗室成了名副其实的“书巢”。

我先后旁听了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等院系的课程，虽然缺乏系统，但北大教授们的治学路径与人格操守，让我受益终生。

1996年初，在北大三角地博实商场，我遇见一位拄拐杖的长者，要买的文具都卖没了。当他无可奈何准备离去时，我走过去对他说：“如果方便，请留个地址，我帮您去校外购买。”先生没有一点戒心，毫不犹豫地留下家庭住址。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他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学界泰斗――张岱年先生。

我到校外转了几家商店，终于买到了先生需要的两盒复写纸。送货上门，张先生连声道谢。他的家人，沏茶倒水，热情招待。先生与我，边喝茶边攀谈起来。当我提及曹聚仁时，他十分激动，告诉我说，在那特殊时期，曹聚仁在著作里，曾不止一次地肯定过他。

临走时，他执意要付钱给我，我连连摆手说：“一点小钱，不成敬意。我倒真心想求先生赠书一浴！彼欣然应允，从书架上，找出一册厚厚的《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签名后送给我。依稀记得签名内容：“柳哲同志惠存，张岱年，1996年6月15日于北大寓所”。之后，我无论是求学还是做事，都得到他无私周到的帮助。

2004年，光华管理学院举办讲座，闻讯而来的听众，挤满了楼道。组织者说教室满员，挡住了不少听众包括不少远道而来的校外人士。情急之下，我就去找时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厉先生：“教室过道与门口，还有一些多余的空间。站着听讲，也没关系。恳请厉院长‘开恩’。”厉先生来到门口，挥手示意允许我们进入。

光华管理学院的开放程度，有时不亚于北大中文系。每开学，就会在公告栏张贴课程表，既方便了本校学生的选课，也便利校外人士“按图索骥”旁听课程。这种开放办学的风气，也许与厉先生的胸襟有关。

大约七八年前，我在旁听北大中文系孔教授的课程时，校长许智宏先生，就坐在我的身边，一边认真听讲，一边做笔记。无论多忙，一年当中，他都要抽时间，带领相关人员，旁听教授们上课，也自我“充电”。许校长知道我们是北大旁听生，对旁听生的好学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们几位旁听生，还与许校长合影留念，记录下了这一珍贵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