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乐遗址民族墓葬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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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可乐遗址民族墓葬地处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境内可乐乡政府驻地附近的一处山间坝子上，是目前贵州境内发现的最大的夜郎时期民族墓葬，其墓葬习俗和随葬器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从发现至今经历了多次发掘清理，是已发现的夜郎时期最重要的遗存，对于研究夜郎独特文化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可乐遗址民族墓葬作简要探讨，以期为研究夜郎文化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套头葬；可乐遗址民族墓葬；夜郎国
可乐遗址民族墓葬（1978年考古报告称为乙类墓葬）是研究夜郎民族文化的重要实物材料，有学者将其誉为夜郎考古的“殷墟”。从1977年首次被发现，到2000年秋季为止，可乐遗址民族墓葬先后经历了九次发掘清理工作，其中以2000年秋季的发掘工作成果最为丰富，此次发掘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目前可乐遗址民族墓葬已经发掘清理出320多座，出土随葬物品共计900余件以及大量的残片。墓葬和出土物件数量均为同期夜郎民族墓葬考古发掘之冠，为研究夜郎民族文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实物材料。
一、可乐遗址民族墓葬的基本信息
（一）墓葬地理环境
可乐遗址民族墓葬位于现今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可乐乡，该地东距赫章县城大约70公里，北距云南省彝良县不远，是一个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乡镇。可乐是贵州典型的山间“坝子”，长约为3 000米，宽为300至400米，海拔1 800米，坝子狭长，呈西北东南走向。自西向东的可乐河与西北方向流来的麻腮河在坝子中央汇合以后，向东直流，流经赫章县城以后，最后汇入乌江支流――六冲河。夜郎遗址和墓葬群就分布于坝子周围的小土山上，土山之外则为群山环绕，地理环境十分优良。
（二）墓葬发掘过程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贵州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在可乐河北岸发现了十几座汉墓，并进行了发掘。1977年考古队再次对可乐汉墓进行发掘，就在发掘工作即将结束的10月24日，考古队员接到一位老农的报告，根据他犁地时犁出来的明显区别于汉文化器物的铜器、铁器，考古人员发现了祖家老包夜郎墓葬，自此夜郎民族墓葬被发现。
1977年10月24日发现民族墓葬后，随即在祖家老包对民族墓葬开展了第一次发掘清理工作。此次发掘总共清理出了25座民族墓葬，并发现了“套头葬”这一独特的墓葬习俗，以及一些别具一格的随葬器物。1978年底，考古人员再次在祖家老包、罗德成、以及锅落山三地发掘清理民族墓葬143座。加之1977年的首次发掘，两次共计清理民族墓葬168座，各类出土器物达300多件。在1978年的考古报告中将汉墓划分为甲类墓葬、民族墓葬划分为乙类墓葬。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人员又先后对可乐墓葬进行了几次发掘工作。
2000年秋季，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展开了对可乐遗址的第九次发掘清理。此次发掘主要集中于罗德成地和锅落山两地，其中罗德成地清理出民族墓葬107座，锅落山则清理出1座，两地清理出民族墓葬共计108座，出土器物600余件。此次发掘清理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果，国家文物局将其评为“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二、可乐遗址民族墓葬的特征
（一）形制
可乐遗址民族墓葬显著的形制特征是规模普遍较小，且地表无封土；墓葬结构简单，均为竖穴土坑墓，皆无墓道和腰坑；墓坑平面基本为长方形，修整不规整，坑壁平直度差，转角多为弧形，墓底窄于墓口[1]。1978年的考古报告根据墓坑形状的大小，将其划分为狭长方形和长方形土坑墓两种，而2000年的考古报告则将其划分为长方形和哑铃型两种。针对这一情况，张合荣研究员认为这是由于第一次发掘时田野工作相对不足造成的。
1978年发掘的民族墓葬，墓室长度一般为2米、宽度为1米，最大墓室的长度为3.75米，宽度为2.3―2.65米。最小墓室长为1.1米，宽为0.45米。而墓室的深度一般在0.5米左右，最深的有1.85米、最浅的为0.1米。而2000年发掘清理的民族墓葬，墓坑宽度一般在1米以内，墓坑的长宽之比平均值为2.88：1，最大比值为4.5：1，最小比值为1.8：1。总体来说两次发掘的墓葬在形制上无较大区别，主要不同在于2000年发掘的墓葬随葬器物比1978年的要丰富，且分布有悬殊，出现了棺木葬具。
（二）器物
可乐遗址民族墓葬出土了许多独具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随葬器物，部分器物在国内考古发掘中是独一无二的，为研究夜郎民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这些器物主要分为青铜容器、兵器、装饰品、以及陶器四种。青铜容器典型代表为有铜釜和鎏金铜鍪。出土的铜釜造型美观、体型庞大、工艺非常精致；鎏金铜鍪通体鎏金，造型极为精巧，其中的小蹄足做工十分别致，体现出极高的工艺水平。兵器的典型代表为戈和剑。戈主要有考古报告中划分的B型和C型无胡铜戈，二者做工精细，上面的图案复杂，可以借助这些图案了解当时夜郎人的一些生活习俗；剑分为铜剑和铁剑两种，铜剑主要代表为镂空牌形茎首铜剑，铁剑主要代表为镂空弧形牌首铜柄铁剑。二者剑柄造型优美、整体比例协调、表面纹饰精细。体现了夜郎民族高超的铸剑技术。装饰品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簧形的双股发钗、镶嵌孔雀石宽边铜手镯、象形带钩、鹅首形带钩、纹戒指、家族标识图案的铃。陶器主要有乳钉纹折腹罐、单耳罐、宽沿刻划纹瓶三种。
（三）墓葬间的打破关系
考古学证明，在一个人类长期生活居住的区域内，晚期的遗迹通常会对早期的文化层造成破坏，这种破坏就造成了遗迹或文化层之间的打破关系。具有打破关系的遗迹之间，打破者从时间上来说要晚于被打破者。人们根据具有打破关系的遗迹之间间隔年代的远近来划分，又将打破关系细分为同时期打破关系和不同时期打破关系两种，可乐遗址中的墓葬打破关系属于同时期打破关系。在1978年发掘的168座民族墓葬中，具有打破关系的只有一例，而在2000年的发掘中，108座民族墓葬具有打破关系的占到了76.6%的比例。并且这种打破关系较为复杂，连环打破、叠压打破、交错打破均有出现。分析这一地区墓葬打破关系的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当地民族的独特葬俗，埋葬浅、地表无封土、墓葬规模小，时间长以后，后人无法辨识前人埋葬地，从而造成后葬打破前葬；二是该墓地是一块宝地，在当时迷信盛行的情况下人们纷纷将死者葬于此地，以获得心灵上的某种诉求。
（四）独特的葬俗――“套头葬”
“套头葬”指用铜釜套于死者头顶的埋葬方式。其一是用鼓形铜釜套于头顶，与过去所见相同。不同的是在墓坑底部四周用未经加工的石块垒砌一圈。其二是用一件大铜釜套头，另用一件大铜釜套脚，脸上盖一件铜洗，双臂上也放置有铜洗。其三是用一件大铜釜套头，用一件大铜洗垫于脚下，右臂垫一件铜洗，左臂旁侧立一件铜洗。上述第二、第三种方式与最先的套头葬有一定区别，但是考古人员还是将其认定为套头葬，笔者在2014年4月跟随老师在可乐遗址和赫章县文物局参观时，相关人员也将这两种方式以套头葬的名义进行了详细介绍。
“套头葬”是可乐遗址中一种特殊的葬俗，最早在1977年10月被考古人员发现。目前在国内外文献资料和考古报告中尚未见到有哪个民族采取此类埋葬习俗。这一特殊的葬俗一经发现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例如，席克定先生认为其是一种原始崇拜；贵州民族史学家史继忠则认为其是夜郎民族的原始信仰；而张合荣研究员则认为是祖先崇拜的表现等。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结合本人的粗浅思考，笔者认为，对于套头葬的原因，可以从多因素去思考，不必局限于单一因素。据此，笔者认为，套头葬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张合荣先生所说的祖先崇拜；二是夜郎民族与其它民族一样视死如生、相信灵魂不灭的生死观。按照古籍记载，套头葬所用的铜釜、铜洗、以及铁釜、陶釜等器物是阴物，象征了女性的阴物和腹部，将其套于头部反映了当时夜郎民族崇拜祖先，希望死后能够重返母体，生命得以延续的愿望，当时夜郎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恶劣，还面对着与周围少数民族部落，甚至部落内部的长期战争，时常面临着死亡，因此对生命得以永生和延续的愿望更加强烈；按照现有的划分标准，夜郎时期处于奴隶制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的观念也还处于原始阶段，灵魂不灭、视死如生的生死观被人们所接受与推崇，而当时生产力低下，加之自然环境恶劣，夜郎民族的生活面临很大的困难，简单来说就是吃饭问题面临挑战。套头葬中所使用的铜釜、铜洗等器物除了作为礼器等用途外，在当时还具有作为炊具的功能，夜郎人将其作为套头的物品带入墓葬中，反映了他们希望把自己活着时的生活用具带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中继续使用，这与他们相信灵魂不死、视死如生的早期朴素生死观暗合。这种将生活用具用作随葬器物的做法，在同时期的汉墓中也比较常见，而夜郎国后期被汉朝所征服，这种葬俗很可能受到中原地区汉民族葬俗的影响。
三、墓葬出土兵器所反映的夜郎民族武装化
在上文中笔者提到了墓葬出土兵器的高超制作水平，如果从兵器本身的功能来看待，我们会发现，这些墓葬出土兵器实质上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那就是夜郎民族的武装化。根据《史记》记载，当时在西南地区，除了夜郎以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部落。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各个部落之间长期混战，虽然夜郎为其中最强大的一方，但是客观上也不得不长期面临严峻的军事压力，尤其是汉朝兴起以后，夜郎更是面临着致力于实现国家统一的汉朝军队的威胁。这种客观的环境使得夜郎民族具有典型的武装化特征。从可乐遗址民族墓葬出土的兵器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从1978年和2000年的发掘报告来看，出土兵器的墓葬数量占到了发掘墓葬总数的25%，这一比例已是非常高了，而排出其中的女性墓葬，比例会更高。从发掘出土的兵器种类来看，以短兵器居多，这与云贵高原山区地形不适宜于用长兵器作占的特点相吻合。此外，当时的铜、铁等金属十分珍贵，虽然兵器制作会得到优先照顾，但是在墓葬中大量陪葬兵器说明此类兵器不在少数，除了能满足作战需要，还可以用作它途。从墓葬中兵器摆放的位置来看，兵器与活人使用时所处的身置相吻合，并且总体而言离身体较近，这说明了当时的人对并且十分珍爱。上述出土兵器的情况从侧面说明当时夜郎民族的武装化程度相当高。佐证了从史书中推断的夜郎长期面临军事斗争压力的观点。
四、结语
可乐遗址民族墓葬是夜郎时期的重要遗存，自1977年发现以来，一直受到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大量的出土文物和独特的葬俗成为研究夜郎民族文化的可靠实物材料。其中的“套头葬”这一特殊葬俗更是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解读，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实物证据，对这一奇特的少数民族葬俗的解读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的观点。更多的是从考古报告出发，从其特征、演变等方面作分析。本文写作在参阅考古发掘报告和学者对可乐遗址民族墓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可乐遗址民族墓葬相关问题作了简要的梳理，并就“套头葬”原因在现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多因素考察的个人看法，指出其原因在于祖先崇拜和相信灵魂不灭的朴素生死观。由于自身才疏学浅，文章难免有错误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指正。
参考文献：
[1]邓明洲《赫章可乐遗址夜郎民族墓葬研究》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2]张合荣《赫章可乐“套头葬”再探讨》《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5期
[3]张合荣《夜郎“套头葬”试探》《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4月总第58期
[4]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1953―1993》，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5]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国家文物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