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与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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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讲座教授，译有《小酒馆的悲歌》《海隅逐客》《约翰・厄戴克小说选集》，著有 《齐向译道行》《傅雷与他的世界》《桥畔闲眺》《打开一扇门》等。

书架上的书林林总总，有的书，略略涉猎，转瞬即忘，就像生命中的过客，旅程中在天涯海角偶遇的陌生人，匆匆打个照面，随即各散东西，那眼神，那笑靥，偶尔会在梦回时忽现脑际。有的书，是童年旧侣，少时窗友，随伴着我从总角之年，到青葱岁月，书中有我成长的痕迹。有的书，是学习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课业，枯燥的，严肃的，晦涩难明，这些书，都是我的诤友，虽不苟言笑，却循循善诱，让我明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踏上知识的道路，没有快捷方式可言。有的书，是我的挚友知交，多年来相伴左右，不离不弃，追随着我生命轨迹的起伏而休戚与共。然而，更有些书，是我生命中的良伴，不同的时段中，陪我走过一程又一程风雨路。这些良伴，由初识到深交，经长年累月的培养，锲而不舍的坚持，最终成为常相厮守的心灵伴侣。

说起来，我的启蒙书，竟然是爸爸时常翻阅的《大戏考》。儿时生活在上海，两位哥哥上中学的时候，我还在读幼儿园，没有玩伴的日子，只好自己在家里到处摸索。茶几上那本又大又重的黑皮厚书，既然跟大人茶余饭后哼哼唧唧的京曲有关，内中想必大有乾坤。冬日午后寂寥，窗外初雪纷飞，把大书拿下，捧读起来，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我国民间传说与通俗历史演义那引人入胜的天地，再也不感孤独不知寂寞了。才七八岁的年龄，我认识了薛平贵、王宝钏、杨四郎……更熟悉了《捉放曹》、《打渔杀家》、《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此后，每逢爸爸或大哥兴起唱戏时，都会跟在后面瞎哼几句。

小时候，当然会看那年代最流行的儿童读物《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记忆中，安徒生那《卖火柴的女孩》和《人鱼公主》，令我久久不能释怀――为什么世上有那么多贫苦大众？为什么好人不得好报，费尽心力救了遇溺王子的美人鱼，最后竟然要黯然神伤，化为气泡，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长大了，才了解文学大师所描绘的，不正是世间常态么？尤其是从事了翻译工作之后，更发现译海无涯，译者呕心沥血的作品完成之后，往往无人珍视，淹没坊间，但是为了知识的传播、文化的交流，认真的译者仍像小小美人鱼一般长守海边，在朝暾夕照中，默默的付出，付出……

在台北读小学的时候，最喜爱的书是 《苦儿流浪记》。书中主角曲折离奇的身世，多姿多彩的经历使我深受感动，流浪儿遍尝艰辛时为他忧，苦尽甘来时替他喜。这本书看了一遍又一遍，书中的种种情节，几乎可以倒背如流。当时，受到故事的吸引，初次领略小说的魅力，竟然跟两位小学同学，兴起文学创作的念头。三月春浓，学校入口处不远，姹紫嫣红，杜鹃盛放，春雨绵绵的时候，我们就躲在花丛下，听着雨打绿叶的淅沥声，悄悄寻章摘句，构思小说内容，一起沉醉在遥远缥缈的作家梦里。

在我们那个年代，经典名著如《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差不多都是在十一二岁时涉猎的。这些名著中，《红楼梦》是至爱，长大后，才知道原来《红楼梦》是许多作家学者的“文学圣经”，甚至也是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在为译作定调时经常参阅的宝典。《三国演义》是另一本百读不厌的书。记得当年大学毕业后出国读书，第一次离家远游，心情既忐忑又兴奋。爸妈虽不舍，但还是催促我早日上路，在父母心目中，上研究院的女儿跟上幼儿园的小娃没啥分别，总以为只有一切准备停当，及时送上飞机，方可确保万无一失。就这样，才8月底，我就懵懵懂懂到了9月才开学的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去报到。当天住进了研究生宿舍，偌大的古堡式建筑，楼分三层，并有地下室，当时环顾左右，渺无人迹。到了晚上，更觉静悄悄，孤清清，四周一片漆黑，令人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从未离家的我，唯有强自镇静，把行李顶住门口，设法定下心来。谁知到了半夜，竟然狂风大作，雷雨滂沱，一阵又一阵闪电，照亮了窗外远处的树丛、近处的枝丫，乍看仿佛千万只面目狰狞的怪物，正竞相将魔掌插入窗框。惊慌失措中，忽然想起行囊中有一本《三国演义》，就如救命符一般，匆匆取出，急急打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卷首明代词人杨慎《临江仙》那充满智能的话语，一字字流入心坎。焦躁不安的情绪，霎时平伏下来。就这样，一页接一页，我手不释卷的读下去，忘了孑然一身，忘了独处异国，书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奇诡雄浑，风云变幻，那区区窗外的雷雨，又算得了什么？未几，雨停，风止，我也在晨光熹微中，沉沉入睡了。

回首往昔，语文基础是中学时代在台北一女中打下的。不久，举家迁往香港，考进中文大学前身崇基学院念英文系，当时的教授很严，作业很多，因此看了不少经典名著，莎士比亚更读了一本又一本，有一回不知哪个同学发现了朱生豪的译作，使大家如获至宝，临考前纷纷传阅参照，信心大增。这时候初识翻译的妙处，并没有想到日后竟然会走上翻译之路。

名翻译家林文月教授曾经说过：“一本书最好的读者，就是它的译者。”这句话，唯有在亲身经历过之后，才深有体会。平时看书，哪怕看得如痴如醉，欲罢不能，其实并不是每字每句都看得明白，唯有着手翻译时，才须先吃透原文，待融会贯通了，再逐字逐句用另外一种文字表达出来。第一本翻译的小说，是美国女作家卡森・麦克勒丝的中篇 《小酒馆的悲歌》，这本书，初看时有点抗拒，认为书中的三位主角不够俊美，他们之间的三角关系不够浪漫。谁知道硬着头皮译下去时，却越来越发现个中妙处。作者在书里的陈述，对人性的复杂、爱情的奥秘，往往一针见血：“爱是两人之间的共同经验。但是说共同经验，事实上并不表示这是两个有关者相同的经验。其中一个是爱人者，一个是被爱着，两人来自不同的国度。被爱着通常只是一种导火线，激起爱人者心中蕴藏已久的爱意……”麦克勒丝的这番话，几乎可以涵盖形形的世间情，毛姆《人性的枷锁》中所描绘的激情，以及我日后翻译的 《海隅逐客》（康拉德原著）中所刻画的畸恋，都可说是上述主调的变奏曲。

《小酒馆的悲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温哥华访学时翻译的。开始时，天色阴沉，冬雨连绵；译完后，春暖花开，遍地芳菲，而我对原著的感觉，也慢慢演变――从冷到暖，从抗拒到喜爱。原来，欣赏一本作品，正如结交一个对象，有的一见钟情，有的却需要朝夕相对，渐生情愫的。

1979年远赴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以傅雷的译作为例，讨论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巴尔扎克是法国文坛巨擘，毕生写出九十多部著作，合称《人间喜剧》。巴氏的作品，译成中文的很多，但是以译笔翔实、行文精炼而论，傅雷的译作可说是佼佼者。傅雷所译的巴尔扎克作品共十五部之多，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幻灭三部曲》等，在国内流传甚广。那年赴法进修时，在巴尔扎克纪念馆中，看到翻译成各国文字的巴氏作品，而独缺中文译本，于是就把傅译《高老头》送赠馆藏。此后，这个坐落于巴黎第16区巴汐（Passi）雷诺街47号的巴尔扎克故居，就成为我经常造访之地了。

巴尔扎克故居是一栋朴实无华的建筑，楼分两层，入口处位于二楼，走下楼梯，设有后门，可通到另一条街上，当年巴氏卜居在此，据说就是为了便于债主上门时可立即从后门逃之夭夭。纪念馆相当清静，访客稀落。不知有多少回 ，懒洋洋的下午，独自一人在馆中消磨。当年作家写作时日以继夜殚精竭虑，唯有靠咖啡提神，那闻名遐迩的咖啡壶，宛然在目；作家完成一部作品后，意气扬扬行走贵妇沙龙，那赖以炫耀的镶宝手杖，陈列眼前，而梯间墙角，桌前椅侧，无处不在诉说着大文豪构建《人间喜剧》这座巍巍巨厦时的动人故事。时间仿佛停顿了，我在小楼中潜心研读巴尔扎克的旷世巨著，四壁满是百年前洋洋洒洒卷帙浩繁的原作，桌上摊开傅雷三十年前苦心孤诣翻译的成品，历年来收集所得的研究资料放置在侧，光阴宛如一条坚韧的长线，贯穿今昔，使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交融相连，恍惚中，窗外日影西斜，人声渐远，一时但觉心神俱醉，沉浸于书香之中，不知身在何处了。就这样，通过对巴尔扎克原著的研习，我领悟了傅雷译作的精妙之处；通过傅雷译文的细读，我进一步了解了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的用心所在。

巴尔扎克当年从外省来到巴黎攻读法律，课余常在索邦大学附近的卢森堡公园漫步，为寻思出路而独自徘徊；《高老头》书中的主角拉斯蒂涅克内心历经交战，也在卢森堡公园中因听好友皮安训一席话而决定何去何从；一个世纪之后，有一位年轻学子从东方越洋而来，刚抵达的第二天就来到卢森堡公园游览，数年后，学成返国，经前后三次一改再改，完成了《高老头》的翻译。数十年后，我追寻翻译大家的足迹来到巴黎索邦，课后不时在卢森堡公园中流连，早春花开缤纷，晚秋叶落满径，春去秋来中，终于把论文复杂的脉络理出个头绪来。

白先勇说过，文学创作往往有地缘，某个作家写某个地方特别传神。其实，文学翻译，甚至读书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年研习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及细赏傅译巴氏的各种名著，乃至于日后翻译及译注《傅雷家书》，冥冥之中似乎都有一线相连。

环顾书架，层层叠叠，密密麻麻，架上的书都是历年来搜集所得。每一册特别的书，都使我联想起一段特别的经历，从上海到台北，从台北到香港，而后到美国、加拿大，乃至巴黎。书架上没有秘密，只有点点滴滴生命的插曲。其实，书缘，地缘，都是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