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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晏子春秋》为“传记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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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先秦文学中,既有以表达思辩哲理为主的说理散文,又有以记述军国大事,总结历史经验为主的历史散文,像《晏子春秋》专以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为描写对象的著作,在先秦文学中还是第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之归于史部传记类并称之为“传记之祖”是对《晏子春秋》内容的恰当归类、文学地位的恰当评价。

[关键词] 《晏子春敢》 “以人组事” “传记之祖”

《晏子春秋》是一部介于子史之间的作品,杨义先生说它的“命名很怪,‘晏子’是子书之名,‘春秋’是史书之名,来了一个子、史合壁的‘四不象’。”[1](p8)如果把它与先秦其它散文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其内容上确实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晏子春秋》和先秦诸子散文的区别十分明显。诸子散文在阐述各自对自然、对社会的看法时,一般采用分析说理的形式,如要表现重民爱民,《孟子》是这样说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2](《离娄上》)。而《晏子春秋》在表述同样的思想观点时,却是通过对晏子言行举止的描绘表现出来的,如《谏下》第五章:“晏子使于鲁,比其反也,景公使国人起大台之役,岁寒不已,冻馁之者乡有焉,国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复事,公延坐,饮酒乐,晏子曰‘君若赐臣,臣请歌之。’歌日‘庶民之言日:“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终,喟然叹而流涕。公就止之日:“夫子曷为至此?殆为大台之役夫!寡人将速罢之。晏子再拜。”

另外,诸子散文都是某一学派的代表性著作,在表述其观点的过程中,往往建立起完整的哲学体系,如《庄子》的哲学体系是以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为核心的,等万物,齐生死,无是非,表达其追求具有超越性和超脱性的绝对精神自由的思想。《晏子春秋》也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当代学者们多认为其思想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但这是通过对晏子言行的记述表达的。《晏子春秋》虽然有子书之名。但它的表现重心不在思辨哲理而在叙事写人,这与先奏其它诸子有明显不同。

其次,《晏子春秋》与先秦历史散文也有不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历史散文的取材倾向往往偏重于“祀与戒”等“国之大事”(《左传・成公十三年》)。《晏子春秋》则不然,往往从日常政务或属于生活领域的小细节着笔。如从齐景公的饮酒、畋猎、衣狐裘不知天寒等事情中,写晏子的态度、言辞和行为表现。

《晏子春秋》虽然与上述历史散文有所不同,但它却有史书的特点。它约略按照晏子侍齐灵公、庄公、景公的顺序从其生前写到死后,以这一真实过程构成本书的基本时间框架,以景公、庄公、崔庆、粱丘据等历史人物构成晏子活动的具体背景,从晏子的政务外交、生活细节等多种活动中记叙晏子的言行,展示了晏子爱民尚贤、忠君爱国、清正笃行、机智幽默这一历史人物形象。尽管它没有《左传》那样明确精细的纪年,但基本上写出了一个历史人物的一生。这与先秦其它史书亦有明显的不同。

综上所述,《晏子春秋》有子书之名,却无诸子的思辨性、哲理性,它是写一个人的言行事迹;有史书之名,却不像其它史书那样记述军国大事,而是从日常生活琐事中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一个个片段叙述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以人物的活动反映了历史的变化。

《晏子春秋》该如何归类呢?《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及《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公私史志目录皆列诸子部,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认为“案《晏子)一书,由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旧列子部,今移入于此。”如何认识《提要》的论断呢?

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归有光的《先妣事略》等被公认为传记名篇,仅以《段太尉逸事状》为倒看它所体现的传记文的基本特点。

柳宗元为了写《段太尉逸事状》亲自到段秀实曾经任职的地方采访,再以“言信行直”的刺史崔公提供的事实“复校无疑”,才正式写定。

在人物的塑造上,首先,作者精心选取诛杀暴卒、卖马市谷、拒收贿赂等最能表现人物个性特征的事件来刻划人物。其次,作者写尹少荣大骂焦令谌,谌“一夕,自恨死”。据旧注,焦在大历八年还活着,这“自恨死”以合理的夸张虚构反衬出段人格力量的伟大。再次,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塑造人物。段秀实诛杀暴卒,“唏一营大噪,尽甲”,矛盾激化,段秀实只身人营,勇服郭唏。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了段秀实大智大勇、为民解忧的良吏形象:作者将白孝德的畏于权势与段秀实不畏权势对比,以段秀实之“仁”与焦令谌之“暴”对比,人物个性更加鲜明,段太尉卖马代农偿租的细节,多侧面展示了人物为官清廉、真心助人、施恩不图报的性格:焦令谌杖击饥民,段太尉见之“大泣日:乃我困汝。”以言行写出了段秀实震惊、同情、自责等复杂心理。

另外,《段太尉逸事状》寓论断于叙事之中,褒贬分明,爱憎强烈,“言近而旨远”,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

上述特点,其他传记文同样具有。可见,除了人物与人物事迹的真实性外,形象的鲜活生动、艺术手段的丰寓多彩、寄意的深切遥深,构成了作为历史与文学联姻产物的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所以。传记文学是艺术性地再现一个历史人物生平或生平片段的文学样式。《晏子春秋》是否符合这一基本特征呢?

晏子史有其人,《左传》对晏子的19处记载有12篇与《晏子春秋》相同。就材料的取舍而言,论者认为它以“表现晏子的性格特征”[3]p245为自己的编撰标准,可是,书中的晏子“是晏子故事的作者和传诵者摆脱历史的摹写和纪实,在历史史实基础上的艺术创造。”[4]所以,《墨子春秋》有明显的想象和虚构成分,如《杂上》第25章写晏子御之妻的一节,恐怕就是出于作者的“假之喉舌”:“二桃杀三士”、“晏子使楚”等就不能看作是信史。

就写人手法而言,《杂上》第3章写崔杼逼迫众人发誓叛公室而顺从自己。就是从人物与环境的矛盾冲突中揭示了晏子大智大勇的特点。《晏子春秋>也用对比、衬托的手法写人。《杂上》第12章中的晏子与司马穰苴,贤相与良将,互相衬托:齐景公与梁丘据,昏君与佞臣也互相衬托。贤相良将与昏君佞臣又构成对比,形象鲜明。《晏子春秋》也用言行写人物心理。晏子接济过北郭骚。“晏子见疑于景公”被迫出走,北郭骚仅以“夫子勉之矣”一语相送。“晏子上车太息而叹日:婴之亡岂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当晏子“闻北郭骚以死白己也。太息而叹日:‘婴之亡,岂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5]p361前之叹息含有失望、委曲、不被人理解等复杂心绪,后之叹息更有意想不到、痛惜、自责、错过知音等难言苦衷。

《晏子春秋》也同样寄寓了编写者对明君贤相忠臣义士美德懿行的呼唤,对昏君佞臣不恤民力滥施的贬斥,言近而旨远,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

综上所述,《晏子春秋》“以人组事”的特点正符合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它艺术地再现了历史人物――晏子的生平。

总之,在先秦文学中,既有以表达思辨哲理为主的说理散文,又有以记述军国大事,总结历史经验为主的历史散文,像《晏子春秋》专以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为描写对象的著作,在先秦文学中还是第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之归于史部传记类并称之为“传记之祖”是对《晏子春秋》内容的恰当归类、文学地位的恰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