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闲情赋》主旨探微魏晋文人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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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渊明的《闲情赋》在其作品中别县一格，其主旨历来也备受争议，“爱情说”和“比兴说”可视为对此赋主旨评论的两种不同观点。本文从《闲情赋》内容本身进行探究，认为其主旨重在“以礼闲情”；同时结合魏晋时期的时代特征，认为《闲情赋》言情的主旨不仅是陶渊明真率自然美好人格的展现。更是整个魏晋文人群体的自由心态的体现，而这种自由心态恰恰源于魏晋乱世造成的文人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陶渊明 《闲情赋》 主旨 魏晋文人心态
鲁迅先生曾说过：“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易代之际的阴谋与杀戮，人与人关系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都给陶渊明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所以对陶渊明来讲，指斥世俗的邪恶。抨击现实的黑暗，就成了他辞赋创作的主要内容，也使他的众多作品呈现出“金刚怒目”的一面。然而，陶渊明创作的辞赋中有一篇无论风格还是思想内容都很独特的作品――《闲情赋》。辞赋中作者用酣畅淋漓的笔触将人间俗世的儿女之情尽兴地倾吐出怀。展现出作者那种洒脱、真率、自然的美好人格。但是，一直以来，对这篇辞赋的主旨，很多的研究者看法不一。
一、《闲情赋》主旨探究
关于陶渊明《闲情赋》的主旨，历来是争议的焦点。归结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此赋纯为爱情描写，并无寄托，故可名之为“爱情说”。其二，认为此赋继承了屈原楚骚“香草美人”的传统，有所寄托，故可名之为“比兴说”。对此，我们有必要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爱情说”主旨可追溯到梁昭明太子萧统。昭明太子在《陶渊明文集序》云：“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唯在《闲情》一赋。杨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萧统虽然没有明确说《闲情赋》纯为爱情描写，但“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的说法，实际上是批评渊明虽自称“有助于讽谏”，其实不仅没有讽谏，反而大写特写爱情了。萧统对陶渊明极为推崇，备加赏誉之辞，唯独对《闲情赋》一文颇有微辞，谓其“白璧微瑕”。究其原因，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萧统认为此赋乃言情之作。”后来赞同萧统意见的人不少。如清代方东树所云：“昔人谓正人不宜作艳诗，此说甚正，……如陶渊明《闲情赋》，可以不作，后世循之，真是轻薄，最误子弟。”
除萧统外，对《闲情赋》的主旨历来评价不一，备受争议。总而言之，有言情与寄托两说，言情说又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态度。与萧统、方东树等人观点不同，苏轼认为《闲情赋》有讽谏之寓意，虽然其中有言情成分，但无伤大雅：“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东坡题跋》卷二《题文选》)这里，苏轼认为《闲情赋》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和《离骚》香草美人的传统，有深刻的讽谏寄托意义。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张自烈也认为此赋别有寓意：“此赋托寄深远，合渊明首尾诗文思之，自得其旨。如东坡所云，尚未脱梁昭明窠臼。或云此赋为眷怀故主作；或又云续之辈虽居庐山，每从州将游，渊明思同调之人而不可得，故托此送怀。”(《笺注陶渊明集》卷五)晚清学者刘光贲也说过：“其所赋之词，以为学人之求道也可，以为忠臣之恋主也可，即以为自悲身世以思圣帝明王也亦无不可。”(《陶渊明(闲情赋>注》)袁行霈先生说：“此赋写爱情之流荡，又序曰‘余园间多暇’，可见乃渊明少壮闲居时所作。”又说：“从《闲情赋》之题目、承传关系、序中自白，可以断定此赋乃模拟之作，渊明写作此赋之主观动机是防闲爱情流荡。”此说极是。
针对以上两种观点，我们有必要回到《闲情赋》内容本身去把握。陶渊明在《闲情赋》序中写道：“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固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闻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序文指出了《闲情赋》与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之间的承传关系。陶渊明自己也说是张衡、蔡邕等“继作”系列中的一篇。《说文解字》日：“闲，阑也，从门中有木。”《广韵》日：“闲，阑也，防也，御也。”《广雅》日：“闲，正也。”从序中可见《闲情赋》的主题在于防止爱情的流荡。除序文外，正文最后也点出了“闲情”的本意：“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余歌。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蔓草》指《诗-郑风・野有蔓草》，《毛诗序》以为此篇是“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而作。“《邵南》之余歌”指《草虫》、《采蘩》等篇，《毛诗序》谓《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尤《蔓草》”两句，表达了应该“以礼闲情”的意思。尽管如此，《闲情赋》中“十愿”的描写却以其华丽深情的铺叙而名垂千古。陶渊明关于爱情的细腻情思在文中尽显无遗。故此篇仍可视为言情之作。
《闲情赋》大肆铺陈绝色佳人的美艳，以及对她的热烈追求，“始则荡以思虑”，最后“以礼闲情”，“终归闲正”。作品以浓重的笔墨叙写男女爱慕相悦之情，于自然任真的风格之外，一反陶渊明诗文质实淳朴的一贯风貌，以绮丽词采和细腻笔法写出了微妙的情感活动及内心思绪。《闲情赋》共一百二十二句，全篇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文字，第一部分着重描绘女子美淑形象，较多采用传统手法一带而过，如“表倾城之艳色”之语。第三部分写因山河阻隔，思恋不得，内心寂寞怅惘，表现出“若凭舟之失棹，譬缘崖而无攀”的失落心情。全篇最精彩的是中间的一部分，也是全篇最重要的一部分。作者构思奇妙，落笔以十“愿”十“悲”铺叙详写心理活动，每一“愿”即一比喻。每一比皆围绕心中所思慕的女子而设。每一“愿”皆引出一“悲”，而无论是“愿”还是“悲”，都深深地表现出作者真挚深切的爱慕思恋之情，十“愿”十“悲”，设喻生动精巧，足见作者用心极精，用情极深。
二、《闲情赋》言情的主旨所折射出的魏晋文人心态
陶渊明诗风平淡自然，其人一生率性任真。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只有这篇《闲情赋》是言情的。虽然陶渊明作此赋的主观动机是防闲爱情的流宕，但他以其“不狎世”的率真和洋洋洒洒的“愿”“悲”，将人间俗世的儿女之情尽兴地倾吐出怀，展现了自己真率自然的美好人格。正如萧统《陶渊明传》所云：“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闲靖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的形象正是陶渊明自身形象的真实写照。《闲情赋》情真意切，真挚动人，将男 女之间倾慕思恋的爱情心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正如《世说新语》所云：“情之所钟，只在我辈。”无论是其诗歌还是其生平为人，陶渊明最大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一个“真”字，这个“真”是自然本真，是率性任真。《闲情赋》正是这种率性任真的自由心态的真实表露，是作为个体生命的真实自我的生动表达。
《闲情赋》所表达出的这种自由心态非陶渊明所独有，而是整个魏晋时期的文人群体的整体心态。汉魏以来的名士传统，多以清高相尚。自汉末清流儒生在与宦官的对抗中形成党人集团之后，名士阶层的自我意识便大为增强，此种意识的核心即“清高”。《世说新语》云：“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又云：“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这正是“清高”的名士风范之典型。自魏末玄学勃兴，汉末儒生的“清高”意识又与道家尚“无”尚“自然”的精神相结合，发展成魏晋名士的遗世脱俗风致。魏晋名士对于功名富贵多取淡泊的态度，玄学与佛理虽为原因之一，但究其根本原因，正是魏晋文人群体在乱世中自我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的体现。
孔融《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开篇即云：“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始为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对人生短暂和生命飘忽的感慨溢于言表。魏晋文人的自由心态正是具体表现为生命意识的觉醒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先秦诸子重思辨，重道与理，看重生命作为个体存在的哲学意义与终极追求。与此不同，魏晋文人更加重自我，重性情，看重对人的生命本身的世俗关怀。《世说新语》所记载的魏晋名士的种种言行，正是这种自我生命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
陶渊明及其《闲情赋》作为个体和个案，正是整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的缩影。造成这种时代整体的生命意识的觉醒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本身。从建安年间(196-219年)至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魏晋南北朝前后近400年间，整个社会长期处于极度的动荡之中，战乱经久不息，政权频繁更替。全国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先后建立过35个大大小小的政权。据大略统计。这个时期共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500余次，小规模战争更是不计其数。在这种战乱频仍、政权更迭的乱世中。个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在战争铁蹄的践踏下显得微不足道，战争和屠杀视生命如草芥，社会极度黑暗动荡。作为大时代中的生命个体，魏晋文人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和自由心态的表现。正是对这种时代生命意识衰微的挽救与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