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今生马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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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似乎更喜欢别人称呼您马博士?” 他调侃道:“我喜欢人家叫我马叔叔,但人家总叫我马博士,气死我。”
访问马家辉之前,我是他的读者。
我读他的《江湖有事》、《爱恋无声》、读《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死在这里也不错》,还有《日月》和《明暗》。只觉这是一位十分有趣的作者,性情、诙谐、敏感、自恋、八卦,并丝毫不介意袒露内心深处的小九九。
见到他的那天下午,他穿着墨绿色长呢大衣,戴着一条长围巾,深卡其色裤子,搭配一双蓝色板鞋,背着一个黑色帆布袋,手里拿着新款奥林巴斯pen,不断地按下快门,想留住他觉得美好的一切。
他爱开玩笑。
开始时,我称呼他马先生。寒暄过后我忽然想起,“您似乎更喜欢别人称呼您马博士?” 他调侃道:“我喜欢人家叫我马叔叔,但人家总叫我马博士,气死我。”
不止一面的马家辉
身为读者,访问当然从读者最感兴趣的问题开始。
“每次从北京回香港,必打电话给家辉,他会说今天没空要录影,明天主持座谈会出席酒会,后天小周末钟晓阳或许愿意傍晚出来喝咖啡,晚上张大春大概有饭局,饭后可能上龙应台或罗大佑家摆龙门阵,说不定会见到林青霞,愿者参加,如我届时还在港就有着落了。”这是陈冠中在马家辉新书《日月》序言里的开篇文字。
而马家辉的另一位好友梁文道所描述的马家辉则是另外一副模样:“马家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他长得风流倜傥(故有香港文坛师奶杀手之称),交游广阔(从朱天文到高行健都跟他有不错的交情),应该是很外向很长袖善舞的一个人。不,其实他不是。认识他十多年了,我所知道的马家辉极其内向善感而纤细,不喜欢饭局应酬,不擅长与人交往,他最适合做的事是躲在房里读书写作,或者坐在幽黑的电影院里一个人对着银幕默默流泪。为什么大家都误会了他呢?明明他自己都写出来了,有恐人症呀,你叫他怎么在公共场所谈笑风生?”
王德威则在《爱。江湖》(麦田文化出版)的序里写道“其人也,急公义,喜诙谐,博学多能、兼有名士风格,在传媒、舆论、编辑、社运各领域都能一显身手。相形之下,他作为学者――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博士――的身份反而似乎隐而不彰。但既然身为‘社会学’学者,马家辉显然认为他问学的环境不应该只局限在课堂书斋。对于香港这些年的变化,他有感同身受的经验,也有舍我其谁的承担;他毋宁更以作一个与香港脉动息息相关的公共知识分子为荣。马家辉也是个勤快专栏和部落格作家。在这些文字里,他固然关心时事,时作不平则鸣,但更勇于显出感性的一面。这文字的马家辉爱读书,对文学饶有兴趣;爱电影,中外新旧兼容并蓄,港产电影尤其情有独钟;他也喜欢朋友,眷恋家人。更重要的,他眼观四面,对浮生世事总是投以有情的眼光,也每有相当细腻的省思。”
哪个才是马家辉?
马家辉除了担任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一职,同时还兼任《明报》世纪版的策划人和电台、电视台节目的主持人,多重的身份,让他有无数饭局应酬。“因为工作的需要我有很多应酬,但是这种应酬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交朋友。陈冠中知道我都是匆匆来匆匆去,他不知道的反而是,我对他的态度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假如你问我为什么?因为陈冠中对香港文化的理解和研究,对我这个年龄段的香港人来说是有启蒙作用的,我们对他有很深厚的感情。所以我不会对他say no,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对他说不的人。”
不过,陈冠中没有说错马家辉“功力”。马家辉自小在香港湾仔长大,年轻时求学台大心理系,继而到美国继续深造获得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最后回到香港,浸淫港台、西方文化,他的知识组合有别人所缺之处,或许正是多元文化的熏陶造就了他看似矛盾的面相。
台湾,是他文学的原乡
求学台湾,成为台湾女婿,要谈马家辉的人生,无法避开“台湾”二字。对于我的提问,马家辉叹了口气,“前世今生啊,你等于要让我重新面对生命。这么说好了,四年的台湾生活让我完全的‘非香港化’。”
1982年,19岁的少年马家辉高中毕业。面对未来,他有两种选择。一是,就读于自己已经考取的香港浸会大学传播系,主修电影;一是,与同时代许多家境背景相当的少年一样前往加拿大留学。可是在一番挣扎之后,他做出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决定――求学台湾。
他要去实践一个心愿:21岁之前写一本研究李敖的书。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家小书店里,马家辉与一本名为《文化顽童李敖》的书电光火石般相遇。从此,他着迷于书中描写的那位台湾作家。他跑遍香港每一家书店寻找李敖的书,书店找不到,到图书馆找,因为不是学生,无法将书借出来,只好站在图书馆复印机前一页一页复印,再拿去装订成册。李敖的作品为年少的马家辉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台湾文化地图,他因此知道了殷海光、胡适、牟宗三……他开始读白先勇、李欧梵……对于作者笔下的台湾,他更是充满无限向往。他把这种向往对中文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坦露,那位教授说,“可能像你这类人,台湾更适合你,它可能是你文学的原乡。”这句话和台湾作家们的作品,像一股温暖和强大的力量,冲击着少年的心,他隐约觉得,台湾有一群人在等他结伴上路,共同探寻生命的旅程。而写一本关于李敖研究的书,则让这种力量转化为一种召唤,指引着他带着一腔热情,漂洋过海踏上求学之路。
到了台湾之后,马家辉全情投入当地的文化生活。大学四年,他的时间全花在与阅读有关的事上。有段时间,他成天出入李敖的书房,访问、整理资料、和李敖聊天,与台湾出版界的前辈们交朋友。21岁生日那天,马家辉果然出版了人生的第一本书《消磨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回首往事,马家辉感叹“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这段岁月让年少的他更加明确自己希望走的是怎么样的一条路。“可是,它同时也局限了我能走什么样的路。当你把那么多精力放在阅读和写作上,其他方面的能力会一点一滴地消退,包括跟人交往的能力、投资的能力、谋生的能力,基本上到了今天,我就成了一个除了写作什么都不懂的中年男人。你在书里看到那个很会享受生活的马家辉是一种错觉。当然在城市生活的人,会被广告的而有很多欲望,但是实际上我的生活是很马虎的。”
学院生活,像冥冥中的召唤
大四那年,马家辉应聘成为台湾一家广告公司的文案,半年后,他转任《大地》杂志社的记者。又过两年,他远赴美国攻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一年多后,马家辉带着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部最佳论文奖的硕士论文回到台湾。返台期间他替一家电视台带队到大陆拍摄风土人情,因为偶尔在节目里露脸,受到观众的欢迎,节目制作人想留他当主持人,或是当港星。这样的邀请当然很令马家辉心动,但他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于是如期申请出国读博士。马家辉至今仍不明白当初为何会有那种坚持,好像完全清楚地知道,当记者也好,拍电视也好,都只是他人生过渡期的工作,是一种赚钱,赚生活经验的事情。冥冥之中,他似乎又感受到另外一种召唤――一定要去威斯康辛大学读社会学博士。
1996年,经过五年的学习,马家辉完成博士学位携妻女回台,应聘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系助理教授。一天晚上,一家三口饭后散步回家,碰巧屋里的电话响起,接起电话,马家辉开始生命中的另一段缘分。
打来电话的是台湾文化界鼎鼎有名的高信疆先生。他对马家辉说,“家辉,你一个香港人留在台湾做什么?回香港吧。”第二天一早,马家辉果真坐飞机回了香港。他接受高信疆的邀请回港担任《明报》副总编辑。在高信疆的支持下,马家辉开始一番改革。可惜没多久,高信疆便离开报社,一年之后,马家辉也离开了报社,转任城市大学的老师。
马家辉还是喜欢学界的生活步调。在城市大学当老师的十多年里,有好几次商业机构邀请其去工作,经过一番挣扎之后,他拒绝了。虽然城市大学的薪水相比商业机构少太多,但是对马家辉来说,它能给他商业机构不能给的东西,“比如说,早上看新闻,我看到低碳生活怎么环保,假如我对这个信息好奇,下午就可以去图书馆抱回二十本书,满足我的好奇心。这样的生活步调对我来说,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假如我在商业机构做很高的位置,越高越糟糕,表示你越忙,你开一天会回到家,即使你对低碳生活感兴趣也没有精力和心情去看那些书了。”
人生减法后,最想当作家
“如果我无法做演员,我愿意做一名老师。”马家辉曾经在专栏里这样写道。无论是当演员还是做老师,马家辉喜欢征服的感觉。读书时他曾经兼职当过导游,他觉得那是很好玩的经验,他也很认真地想过每年抽出一两个礼拜去当导游。“第一天,你面对一整个团三十个人,他们完全不认识你、不服气你,可是你要把他们安排得很好,就像动物园里的驯兽师一样,把他们驯服。一个礼拜的旅程结束之后,他们不但愿意掏钱给你,还要感谢你。我喜欢被人需要的感觉。”
可是,人生每个阶段的选择常常会有变化。尤其是到了某个年龄段,人会用减法去看问题,慢慢地会减去很多事情。原来以为自己可以做得好的事情,最后才发现根本没有能力去做,所以也就不能做了。
比如演员。马家辉在香港客串过电视节目。有一次,他演一位在餐厅吃完饭准备结账时发现信用卡不能用的顾客。他要用很惊讶的表情对服务生说,“啊,是吗?不能用吗?”结果光是那一秒钟的对白,他拍了十来次。“就那么一个很简单的镜头,我不断要重演。NG了好多次后我就知道,原来我做不好这个。甚至连笑,我都不懂。”访问前两周,香港一份很重要的流行文化杂志《饮食男女》,找马家辉拍一个吃大闸蟹的专题。摄影师要求他露出微笑的表情,可是他总是笑不出来,后来勉强拍了照片。拍摄结束后,找马家辉拍摄的记者对他说,“马先生,下回有适合的题目我们再找你。”马家辉反问,什么其他合适的题目?那位记者说,“比方出殡之后的慰劳酒啊,下次有介绍这种题目我再找你。”说到这里,马家辉无奈地笑了笑,“我当然知道他是挖苦我,可是我听了也笑了,我觉得他说得很对,我就是笑不起来。所以有些事情,你试过了,就知道根本不如你想象的那么有能力去做。有些事情,也不如你以为的那么有兴趣。”
比如老师。在美国读书时,马家辉曾担任学校的助教,还拿了全校的最佳助教奖。后来回香港当讲师,也拿了最佳教学奖。可是他一点都不享受当老师这份工作。“假如我教的都是耶鲁、哈佛、牛津、剑桥的学生,那当然好,教到好学生,教学相长,可是倒过来说,那么好的学生也轮不到我教。我没那么多的爱心和耐心去对着不是第一流的学生,虽然引导启蒙工作也很有意义。我上一个钟头的课,要花五六倍的时间去准备。可是,当我发现花了那么多心血和生命在那里,学生却在课堂上玩手机、睡觉时,晚上回家我会受不了。”而且另一方面,马家辉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现实能力的界限。他觉得自己起步太晚,能力太弱、性格又太浮躁,他自信能胜任教授一职,却也完全清楚自己当不了像钱锺书、金克木那样,对整个学科有重大突破贡献的第一流学者。
而另有些事情,是现在的马家辉,想去征服、去尝试、去证明自己是否能做好的。
比如作家。
写小说,正身份
“你说我是作家吗?”马家辉不等我回答继续往下说,他要的不是我的回答,而是对自己的认同。“在传统的概念里面,我还不是一位完全的作家。传统其实很有意思,它不太承认只写评论的人是作家。因为在文学的领域里面,有个权力结构:写诗,你是作家;写小说,你也是作家;写散文,大家会想两秒,然后说,对,散文家,作家。接下来,假如你写评论,是翻译者,别人就不太承认你是作家,除非碰到很有思见,很有眼光的人,他才会知道你是评论里面文学的那个部分。”梁文道出版的时评集《常识》在大陆热销时,马家辉在《新周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时评作为一种文学”,在文章里他写道,写时评的时候,写作者也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经营文章的,他们会讲究用词谋篇。可是,在现实的环境里,时评作者还是一个非常边缘的身份。
为了争取作家这个身份,也为了自己的兴趣,马家辉希望在2010年写一部小说。现在香港有一些麻将馆处于两代交接阶段。儿子学成MBA归来接管祖业――麻将馆,他把麻将馆进行现代化管理,弄成拉斯维加斯赌场式,一改原来脏乱的感觉,有美女穿高叉旗袍低胸装在门口递毛巾、倒水,还很有礼貌地说,“先生请坐,今天要玩什么?”马家辉看到麻将馆的变化,觉得非常有趣,他想以这个故事为背景,串联自己在湾仔成长过程中见过的种种人物。他觉得自己欠湾仔一个故事,他想通过写作,记录下这些曾经走进过他生命里的人,让人们知道和他同时代有一群人是那样生活的。
虽然马家辉自觉并不能完全称得上是一位作家,但在台湾,麦田出版社已陆续出版“马家辉作品集”。“一个那么重要的出版社肯替你出作品集,可以说他是认可你是一位作家的。”说这话时,马家辉心里分明是笑着的。可是,他一面又抱怨在台湾出书“很心虚”。“我的书在香港出就算了,在台湾出的话,会被台湾文学界的朋友笑的,尤其是张大春,他会瞧不起我,会说,‘写得这么烂,跟我没得比。’我在香港出《你们》、《我们》的时候,张大春帮我题字,我常对张大春开玩笑, ‘你的题字替我的书提高了五成销量’。我蛮高兴的,觉得认识这么一位朋友很好。可是,现在我后悔了。”马家辉调侃道,“而且是最近几年最后悔的,我认识了张大春。认识他给我带来了心理压力,如果我不是他朋友的话,就可以不管他对我的书的评价,可是,我是他的朋友就会心虚。”
回首往事,马家辉感叹“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这段岁月让他更加明确自己希望走的是怎么样的一条路。“可是,它同时也局限了我能走什么样的路。当你把那么多精力放在阅读和写作上,其他方面的能力会一点一滴地消退,包括跟人交往的能力、投资的能力、谋生的能力,基本上到了今天,我就成了一个除了写作什么都不懂的中年男人。”
人生每个阶段的选择常常会有变化。尤其是到了某个年龄段,人会用减法去看问题,慢慢地会减去很多事情。原来以为自己可以做得好的事情,最后才发现根本没有能力去做,所以也就不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