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是个门外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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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常看京戏。台湾有两个小班――小陆光、小大鹏，全是十来岁的孩子。礼拜天早上十点开演，爸爸就领着我去看《水帘洞》、《挑滑车》，偶尔有一两出老生戏如《打渔杀家》、《托兆碰碑》等。回家后，我就学着唱，五六岁时便能荒腔走板地唱一两段《四郎探母》。

一次，忽然听见一段完全不一样的唱。看看唱词，竟全不懂。爸爸说，这是昆曲。

觉得昆曲很重要，已经是很后来的事了。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看白先勇小说《游园惊梦》，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当然，也跟自己十七八岁的年龄有关，更与自己拍电影《玉卿嫂》有关。

当然《玉卿嫂》里并没有昆曲。只是我在筹备过程中，竟无法重现1930年广西的生活影像。作为一个导演，心里没有拍摄那时代影像的预备，那种感觉岂止是慌张，简直到了惶恐得不敢开拍的程度。

有一天，我在台中竹山看竹林，中午就在一家小旅馆的餐厅里吃饭。突然，我发现一个小书架，架上赫然一套1920－1950年的《国家地理》杂志。随手一翻，里面有几张当年桂林的郊区照片，令我看了感动得想哭。

离开电影，投身琉璃工房。1994年，惠姗的“琉璃药师光如来”被日本奈良寺收藏为寺中写经堂供奉，我们去了日本。

那时大约是农历十月，奈良已微凉。听说是个奉纳法会，我本以为该是鲜果三牲，香烟迷漫吧。但全然不是。

秋月之下，寺里所有电气照明全数不用，只有烛光和灯笼。三百多位信众，全场静默无声，大和尚们诵经之后，奉纳开始了。

所谓奉纳，竟是献艺。先是献茶，一位不到40岁的男士――茶道某一流派的九代传人，在佛前席地而坐，神情肃穆地“沏”了一碗茶。这“沏”的过程历时30分钟。极其仪式化的动作，如舞如祭，令我至今难忘，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祭神如神在”的道理。接着是献乐。寺外，用土堆起一个高台，三位穿着深色古式和服的男女幽幽奏起节奏极慢的音乐。我想，这大概就是日本人所谓的雅乐吧?回头一看，斗大的墨笔汉字写着“春莺啼啭”。

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寺庙的月夜之下听着源自九百年前中国唐朝的宫廷音乐，已是伤感难抑，回头再看那些面容深沉的听者，明显感觉他们对“过去”的尊重与珍惜，以及对“现在”的真实安稳的感悟。由此，对于“未来”，他们比那些不明白、不重视过去的人，多了太多的方向感和价值观。

而这一切，不就是我们一直弄不明白的一件事――文化到底有什么用吗?

对于昆曲，我们只是刚入门。我们慢慢地在打打杂，作一个敲边鼓、摇旗呐喊的小兵。然而，当每一首曲子唱起的时候，我就想到六百年前的明朝，中国人就用这样的语言唱着、说着他们的人间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