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审视应杜绝“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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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工权益的道德要求上没有双重标准，在我们严于律人的同时更应该严于律己。

沸沸扬扬的富士康状告《第一财经日报》侵权案最终以极具戏剧性的庭外和解而宣告结束，但是由此引发的中国劳工权益事件却方兴未艾

这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运动，由北美与欧洲的工会与人权、消费者、学生和宗教组织联合发起，专以著名的品牌公司为批判对象，并借消费者和传媒的力量，要求企业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而富士康“劳工门事件”则把这场运动无形中导入中国，并引发整个社会对外资企业中中国劳工权益的空前关注。

事后，苹果公司经过10周的调查后宣称：“在大部分接受审查的项目中，富士康遵守了相关政策”。虽然该报告曾遭到社会的普遍置疑，但有些报告中的数据还是让笔者吃了一惊，深圳富士康竟然有超过20万名员工，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厂区内有工厂、员工宿舍、银行、一家邮局、一家医院、超市和足球场、游泳池等众多休闲设施、电视机房及网吧等。整个厂区遍布多家员工自助餐厅，食物品种丰富。此外，厂区还有13家各具特色的餐厅供员工选择。

这让我们不得不自审：在中国自己的工厂里，许多工厂工人精神与生存状况不堪入目――几十人挤一阴暗潮湿的小黑屋，加班工资每小时只有几毛钱或压根没钱，动辄被骂娘……然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好像更乐意于关注外企的类似事件，对于大量本土企业的血汗事件，我们却总是欲言又止，或吞吞吐吐、

同样，我们对新的来自国外的国际贸易标准――SA8000社会责任标准也一直颇有微词，认为这一标准更多时候只是跨国公司实施劳动壁垒的一种手段――尽管沃尔玛也曾被SA8000给“咬过”，尽管世界经济论坛认为具有社会责任感是决定企业能否在全球化运作中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尽管美国DePaul大学的两位教授用确凿的数据与事实论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业绩的正相关性。

无论如何，在劳工权益的道德要求上没有双重标准，在我们严于律人的同时更应该严于律己。

事实上，中国现在好像过多地倾向于通过外企来提高工厂的道德标准，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深入，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与全球性产业链的形成加剧了劳动力对资本的依赖性，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力，但是必须清楚的是，具有鲜明“经济人”特质的外企，其流动性更强，中国本土企业才是经济发展的支柱力量，本土企业特别是中小民企的工人权益的保护与备受尊重，才是中国工厂道德标准提高的核心和永动力所在。

造成本土工厂道德标准徘徊不前的原因，则在于政治环境与经济体制方面的无奈。仿佛本土企业工人人权问题一旦被曝光了，就又给了一些国外不良机构冷嘲热讽的把柄了。这方面的因素不能不考虑，但如果避重就轻、养成了凡事遮遮掩掩的习惯，反倒对自己不利了。相反，欧关企业正是由于善于、敢于、狠于自我揭短，工人权益才得到了有效与及时的保护。例如，这些国家“反血汗工厂”的行动者联盟认为，在市场领域内利用消费者的购买力对抗零售商和品牌经营商可能比在生产领域内动员工人对抗制造商更为有效，于是工会、非政府组织以消费者为动员对象开展了诸如在消费旺季向消费者公布关于血汗工厂的调查报告、店铺前集会等活动，以加重企业对工人身份的认同和权益的保护。

没有硝烟的权益保护是不稳固的，没有对抗而形成的企业社会责任也无异于雾里看花。同时，中国工厂道德标准的提高，也不仅仅只是外资企业的事，而是所有企业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著名商业杂志《财富》和《福布斯》在给企业排名时，都不忘加上“社会责任”这一标准，中国企业不缺棒喝社会责任的劲头，缺的是执行力。有人说企业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标准的提高不是一种境界，而是一种生存方式。诚哉斯言!面对增速高攀不下的中国经济，如果没有广开言路、不怕露丑的勇气，如果没有用权益提升平衡资本瑕疵的意识，它将永远是底气不足、半跛半瘸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