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视阈中的女性解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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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茅盾认为女性解放的目的不是性别人格的最终解放，而是思想意识的根本解放，性别自身没有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茅盾 女性解放

按照女权主义者的理解，我们的历史是父权制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形成了一种顽固的“男权意识”。这种男权意识因其深厚的积淀是很难铲除掉。直到在“五四”人的解放历程中，女性的解放才被众多的男性知识分子视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先驱者们都举起了反抗封建礼教和一切旧传统、旧道德，主张个性解放的旗帜。虽然男性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女性解放，让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与男人一样有着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性别意识决定，男性视阈中的女性解放观念也具有传统男性意识。

一

茅盾认为女性解放的目的不是性别人格的最终解放，而是思想意识的根本解放，性别自身没有意义和价值。

茅盾曾说：“人类行为除受生活状况支配外，委实还有一个最大的力——便是道德思想。”“现在社会中男女间的不平等，经济尚止是一端，其他发源于伦理的不平等，尚是很多。”由此可见，茅盾认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就是束缚人的思想的旧观念，要求得解放，就得先解放思想。作为女性本身，就应该有“女性的自觉”。何谓“女性的自觉”？即“现代的女性的自觉是一个人，是一个和男性一般的人。……历史遗传的许多偏见把妇女生生地造成异样的人了。现在我说的‘女性的自觉’，只是希望女性从这些‘异样的’‘非人的’外壳里自觉过来，献出伊‘真人’的我来”。在茅盾看来，女性就是要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一个人，一个有着自我意识的和男性一样的人，而不是被异化的“非人”。女人在有了这自我觉醒的意识之后，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就必须有绝对的身体上、经济上、政治上的的独立资格。对此观点茅盾在《家庭改制的研究》一文中做了详细的论述。

女性除了自己解放了自己外，同时男性的思想观念转变也是十分重要的。“人类中的男子对待女子的态度，已有过好几次变化，最初时期，视女子如神；后来视女子如牛马奴隶；再后视女子如名花珍鸟，自以为有爱护的责任，自以为这爱护是出于好意，而且有益于受者；可是从来不曾把女子当作和男子一样的一个人。”因此男子应该为此负责任，女子的不平等是统治阶级的男子造成的：“是男子造出制度来，叫女子丢脸；是男子做出奇形怪状的东西来，叫女子好装饰；是男子做出不通的礼法来，叫女子没有知识没独立的人格；是男子造出可恶的谎来，叫女子自认是弱者是屈伏者。”所以，伴随女子解放，男子的思想观念也必须转变，男子应摒弃歧视女性的思想行为，“把女子看作和我们一样，我们要尊重伊们的一直，我们要还伊们自由，同时我们也要把伊们那里揽来的责任归还伊们。”

茅盾对女性的自觉理论，以及他的观，张扬了“五四”时代精神。但是，茅盾作为一个男性，而认为性别自身没有意义和价值。他只是把女性作为一个抽象的人，社会的人来看待，应该具有男性特征的人，而忽视了女性不仅仅是个人，还是个女人，这是他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的显现。

二

“五四”后期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思想格局，大多从家庭改制、婚姻变革、教育平等、经济独立等方面探讨女性解放的途径。“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指出女性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社会革命。

是最早提出通过社会革命运动来实现女性解放的。早在1919年2月，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就指出：“妇人问题彻底的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结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即他认为处于压迫地位的妇女们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只有通过社会革命途径实现女性的解放。他在《社会问题与政治》一文中，更明确地表述了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动摇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的思想，“现代社会有两个最大问题，就是：（一）妇女参政问题；（二）劳工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有经济不平等而来，都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消灭阶级，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妇女必须走入社会，与男子一样参与劳动，参与社会革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才能获得真正的女性解放。

茅盾也认为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是“先要变更我们的社会生活”也就是变革社会制度。“妇女要为社会尽义务”“妇女解放必须同男子同担改良社会促进社会之责任。”茅盾认为也只有让妇女参与革命，进行社会制度改革，妇女的人格才能独立和自由，也只有这样女性才能获得真正解放。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妇女解放根本途径就是实行社会革命的思想的论述，其意义是深远的。但是，我们从女性意识角度出发，而发现他们把女性当作“人”，而不是女人，这这依然是对男权传统秩序的认同——女人必须像男人一样去生活，才能赢得与男人的“平等”。

筱敏在《女性的天空》一书中说到：“女性解放的最大弊端，是在平等的口号之下，使许多优秀的女性承受着更多的心理负荷，承受着更多性别畸变的压迫。一个可悲的社会现实是，在与自己的天性奋勇地作了一番殊死抗争之后，许多所谓‘事业型’的女性，失却了太多的女性特质，成了一种实在说不上怎么美好的雄花女人”。作者注意到了女性以向男性角色秩序认同而作为争取男女平等的依据，要承受着比完全的贤妻良母的角色更为沉重和畸形的身心上的疲惫。女性真正的解放的途径有待于整个人类思想意识的进步，尤其是女性自身的自立和自强意识的壮大和发展。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写道：“来到革命队伍中并非就‘一劳永逸’地找到了人生选择的方向，由于物质条件的落后，她们还会回到家庭中去做饭带孩子；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她们的婚姻生活和常常出现悲剧；由于日常生活的拖累，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褶皱，头发在稀少，并被指责为落伍了，或遭到男人的遗弃……”从中可见，即使女人和男人一样加入了革命行列，革命也郑重地许诺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只要女性在主观上还缺乏自立自强的自我解放意识，就无法真正解放。

鉴于此种状况，先进知识分子大声疾呼广大妇女觉醒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胡适强调“女子解放当从女子解放做起。此外更无别法。”在他看来，“解放是一种教育，而且是一种很有功效的活教育”，先在思想上让女性觉醒，进而实现女性解放。周作人在胡适的思想理论基础上，进一步从“性”的角度提出了他的“女性的个体觉醒”观。周作人认为女子应该能如实地看待和对待自己：

现代的谬误是在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甚至关于性的事情也以男子观点为依据，赞扬女性之被动性，而以有写女子性心理上的事实为有失尊严，连女子自己都不肯承认了。不难看出女性要得以解放，不能用男子的观点和男子的标准，女子不能雄性化，女子应该有着“为人和为女人”的双重自觉。同时代的女性作家丁玲书写出女性自我的惊世骇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莎菲时时表现出对欲望的追逐，但在“灵肉一致”这道高悬的爱情理想标尺下，她又时时处于痛苦和矛盾的自责中，她鄙视并最终舍弃了缺乏灵魂之爱的身体享乐。女性作家对精神之爱的肯定，显示了她们女性意识自觉，显示了她们对传统女性作为性工具这一角色的反叛。鲁迅笔下的子君是个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的勇敢的时代女性。“五四”运动给了她一些平等自由的思想，她开始觉醒，意识到女性和男性一样有着自己权利的人，于是为了自己的爱情，勇于与封建家庭决裂，大声高呼：“我是我自己，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大胆地冲破了传统的约束。但是她自身并没有完全觉悟，最终又重新陷入到传统的约束中，“新女性”的微光，消失在暗淡的婚姻中。子君的悲剧命运表明，妇女走进社会并不意味女性的解放，女性的解放与女性自身个性的解放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三

历次所谓的女性解放也是男性视阈中的女性解放，无论是“宣言”还是“出走”，那也不过是囿于男性话语樊篱中的微弱的声音。我反对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我也不赞同男女两性长期处于对抗的状态之中，我觉得西方某些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建立和发展“双性文化特征”的设想，用它来作为女性解放的根本途径应是比较适切实可行的道路。所谓“双性文化特征”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或混淆男女两性特征，而是在充分尊重男女独立人格的基础上扬弃传统文化的弊端和偏见，完善和发展健康的人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避免女性重蹈男权传统覆辙——制造性别上新的不平衡，从而达到“在两性和谐共处的基础上争取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李小江语）这一人类追求的宏大的目标。

余铮，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环境信息系教师，主要从事文学、语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