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教科书出版经营思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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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我国的出版行业在迎来新的历史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不断增大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成了每个出版企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奠基人张元济先生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1867年出生于浙江海盐一个名门望族、书香世家。1892年中进士后，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1896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总理衙门章京一职，负责文书工作。因积极参与而被清廷革职，带领家人搬到上海居住，后来经李鸿章介绍，开始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不久又兼任南洋公学总理。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完善了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同时也看到出版对于普及教育的巨大作用，并最终在夏瑞芳的邀请下于1902年加入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加入商务后的张元济很快就为商务确立了兼顾文化性和商业性的出版经营方针，即以出版扶助教育、以教育促进出版。从此，商务印书馆就把出版发行教科书确立为企业的核心业务，也正式揭开了商务辉煌时代的序幕。与此同时，张元济还采取灵活多变的经营策略：一体两翼，多元发展；资本运作，不拘一格；发行服务，灵活多样。这也是商务之所以能一直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一体两翼 多元发展
在20世纪最初的30年里，商务印书馆以壮观而又奇特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出版社是它的主体，下面辖有三大巨型机构，分别是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编译所里人才济济，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值得一提的是它拥有的一个图书资料室，由于收藏异常丰富，到后来竟演化成历史上知名的东方图书馆，当时亚洲规模相当的公共图书馆仅此一家。发行所分支机构众多，除了当时国内重要的城市外，甚至在新加坡也开设了分馆，还设立了专门提供邮购服务的“通讯现购处”，到后来订户数量竟达十万之多。印刷所规模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仅在上海辖有印刷厂的数量就达到五个，在北京和香港还分别设有京华印书局和香港印刷局，不仅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还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另外，这个主体还展开了庞大的两翼。如果说它的主体给人以规模上的震撼，那么两翼带给我们更多的则是惊奇。其中一翼囊括从幼儿园到师范，再到函授学校的一整个教育体系。如此大规模、系统化地办教育，商务印书馆的确让人感到惊奇。另外一翼包括从文具标本仪器厂、新式益智玩具厂及印刷机械制造厂在内的一系列工商企业，甚至还包括电影厂、唱片厂，企业业务涉及面之广，令人叹为观止。
商务两翼众多的企业和教育机构看似杂乱无章，实际则和出版社产业有着紧密的联系，套用管理学术语就是实施集团化、多元化的发展战略。这就使得商务良好的文化出版企业的品牌形象迅速深入人心，从而给商务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以尚公小学为例，它自1906年创办就具有教育实验的性质。商务的教材、理化仪器等出品后，不是立即推向市场，而是先在尚公小学进行实践检验。这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闭门造车的情况，从而保持了商务产品良好的信誉和持久的竞争力。尚公小学也因师资力量强、时刻走在教育前沿而保持着较高的教学质量。与此同时，商务出品的教学设备等产品也因具有高度的实用性和可靠性而受到广泛赞誉。20世纪初，在国内外举行的众多形形的展览会上总能发现商务产品的身影，“这些产品都能得到展览会的奖项，且大多是最优等奖，代表了中国当时的最高水平”。[1]在张元济集团化、多元化，一体两翼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商务印书馆不断地向着辉煌挺进。
资本运作 不拘一格
从创办之日开始算起，17年后的商务印书馆资本增长近500倍，从而一举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出版企业，其规模即便是在整个近代史上也不多见。商务的迅速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源于资本的成功运作。张元济曾说道，“实业之要在于资本。”[2]商务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融资的过程。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集资创办，启动资金仅3750元。张元济入主商务后认识到商务要迅速发展离不开大量资本的注入，于是开始大力提倡开放主义，达成了与日本金港堂的合资后，商务的资本达到20万元。以此为起点，商务的资本开始迅速增长，1905年达到100万元，1913年达到150万元，1914年又迅速上升到200万元。后来经过1920年、1922年先后两次扩股，最终达到了令人惊叹的500万元。此时的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全亚洲最大的出版企业”。[3]
在商务融资的过程中，与日本金港堂的合作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在与金港堂合资的10年里，金港堂股份从10万增加到37.8万，商务的资本也从10万增加到180万，真可谓双赢。商务与金港堂的合资坚持以我为主，借日本人的资金和经验发展自己，双方的合作是技术经验的交流和商业资本的运作，不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这也为后来文化企业的中外合作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模式。同时，商务在此次合作中也获得了诸多好处：一是经营管理方面。商务印书馆在与金港堂合资后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建立了科学的管理机制。这就使得公司制在商务印书馆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商务的管理和运营水平得到质的提升，为商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编辑出版方面。合资后，金港堂为商务带来了不少教科书经营方面的成功经验，比如在教科书编制过程中遵循科学规律，提升小学教科书中插图质量和比重等。商务教科书能在当时取得巨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自吸取了这些经验。三是印刷技术方面。商务印书馆为了掌握照相铜锌版、彩色石印等商务过去没有的印刷技艺，专门高薪聘请了一批日本技师在工作上进行指导，这一举措使商务的印刷质量得到迅速提高。
发行服务 灵活多样
发行无疑是图书出版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内容，在张元济的带领下，商务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来保证发行工作的顺利进行。除了兴办教育机构、投资文化企业、加强品牌营销外，为了给自己构建一套立体化的图书销售系统，商务也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首先是设立分馆。从1903年开始的近30年中，商务印书馆共设立了济南、北京、桂林、香港等36处分馆。此举不仅大大扩展了商务的销售范围，也加速了资金的回流过程，避免了行业内经常出现的呆账、坏账损失。其次是定点销售。教科书的市场需求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主要集中在每年春秋两季开学前。每年的这些时候，商务印书馆都会组织大量人员到需求量大的中心县市设点推销书籍，这是目的性、针对性强的大规模销售，经营费用相对较小，比较划算。再次是提供邮售服务。商务开设了“通讯邮购处”，专门为需要邮购的各地读者提供服务。在张元济的鼎力支持下，商务的订户数量后来发展到十万之多。拥有如此庞大的固定客户群，对于商务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实践出真知，在图书发行的过程中，商务也总结出不少宝贵的经验：第一，员工培训。图书销售不同于其他工作，它要求员工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以在平时的工作中能顺利地把图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介绍给顾客。但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却又想从事图书销售的人员十分缺乏，于是商务开始开办商业补习学校，以系统地培养自己的图书销售人员，到1923年共毕业318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为商务的业务骨干。第二，宣传推销。20世纪初，在报纸上刊登出版广告已经十分流行，“新出书籍，非广登启事，购者无从知悉”[4]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商务顺应时代潮流，采取多种方式，如派发目录、刊登广告等对需要出售的书籍进行宣传。此外，商务还派出业务员到全国各地主动联系、推广业务。第三，备货问题。备货一直是发行过程中的棘手问题，备多可能滞销，备少则可能脱销。商务则采取发行所统一备货，根据各店随时上报的销售情况勤添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回顾商务印书馆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发现商务完全是在当时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壮大的。20世纪30年代，商务已经可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出版社相媲美。我们可以借鉴商务印书馆的成功经验，把经营出版企业与弘扬民族文化、扶助国民教育结合起来，采取灵活多变的企业经营策略，使出版企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吴相.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M]．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336.
[2]张元济.张元济诗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66.
[3]王建辉．文化的商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3.
[4]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407.
（作者单位：许昌学院）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