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巫师 21期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自由巫师 21期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谭盾眯着眼，笑着，一副雅痞相，透着鬼气。在名利场打了这么多年滚，他普通话还是菜，一开口。谁都能听出来他是个湖南蛮子。关于他的口音，最近一次的笑话是。他参加央视《开讲啦》节目，把撒贝宁念成了“傻贝宁”。

他57岁了，但看起来很年轻。每天早晨八点钟，他起来趴在桌子上工作，如同打坐一样。“一坐就是35年，从来没停过”，谭盾说，音乐对他来说，就是宗教，因为它总是注视灵魂，注视道德，注视社会。注视人类。

今年中秋节，他去了一趟敦煌。在那里。他不仅看了古老的壁画，还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他参观过一些目前尚未对外开放的洞窟，洞里面居然有白骨，“那些人就在那里等待梦想，一直等到成为白骨。我在敦煌4天，好像重新活了一回”。

他还见了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那是一个让他感佩的人――她在大漠腹地坚守了50年，一辈子都用来看护国人的信仰和文化了。

他内心深处渴求信仰。他准备做关于丝绸之路的音乐，就是想以此找回丢失的信仰。

最近这半年来，谭盾带着“武侠三部曲”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排练的时候，他用带些禅意的指法指挥，他为自己的做法给出的解释是，“武侠音乐用这样的指法来指挥，厚重中有清澈，深邃中有飘逸”。

武侠三部曲是谭盾为电影《卧虎藏龙》（2000）、《英雄》（2002）、《夜宴》（2006）所做的配乐，实现了武侠电影配乐的自主性与影像互补性的完美结合。10月25日，谭盾在国家大剧院又一次演绎了这部作品。

“我是尽了心血的。”如今再回去听《卧虎藏龙》的音乐，谭盾说他依然能被感动。那部作品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名。虽然此前他在1990年写的《九歌》已经让他在国际上赢得声誉，但《卧虎藏龙》的影响力显然大大超出音乐圈。此后。“很多不大听古典音乐或交响乐的人。开始接近和理解我了。”

两个星期，6000美元稿酬，这是谭盾当时创作《卧虎藏龙》音乐时的投入产出。李安找到谭盾时说，还有十天就要录音，“我差点就自杀了！”为了拍电影，李安把房子都抵押出去了，李太太也不得不出去工作，以缓解家庭负担。作为朋友，谭盾“怜悯”李安，到底把活儿接了下来。

彼时，李安和谭盾这一代在美国打拼的年轻人可谓惺惺相惜：如果李安是在美国街头流浪的李白，谭盾就是流浪的阿炳，他们都试图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两人都穷，过年过节，啃个烧饼、喝碗羊肉汤就算是打牙祭了。他们此前没有合作过。李安找谭盾，电影本身足够出色，谭盾自然不能拒绝，“《卧虎藏龙》最最有意思的是它把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博大、容忍以及流畅写出来了。”

为了写这个曲子，谭盾第一次连续奋战了24小时。写完后，他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李安：“我要用我的心唱给你听！”李安静静地听完，说：好！而等到马友友用大提琴拉完一遍。李安转过头对谭盾说：比你唱的还好听！

如此小的独立制作能够获得奥斯卡，连谭盾自己也觉得这属于“偶然事件”。“作为一个作曲家。我的梦想是让音乐成为无国界、跨领域的艺术。”他在奥斯卡颁奖晚会上说，“《卧虎藏龙》是一座桥梁，跨越了东西方文化、情感与动作、高雅与通俗。开始了一次多元文化融合的新旅程，这再一次证实了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是我创作灵感的源泉。”

谭盾曾是个光着脚乱跑的狂野少年，唯一使他陶醉的只有音乐。在那个错乱的年代。他看着自己的父母被遣送接受“再教育”，内心苦闷。20岁的时候，巴赫救了他。

“你站在一片废墟之上。一切都被毁坏：家庭被破坏、文化被破坏。没有人被允许触碰任何西方的或者古代的事物。这时，你突然听到了巴赫，它就像一剂可以医治你所有苦难的良药。”谭盾说。

他对音乐的迷恋始于五六岁。乡下有人去世，总要请人做道场。“我就特别想做负责司仪的那个巫师，因为他什么乐器都会，什么语言都会。”他相信巫师真的可以沟通人与鬼神。这不完全是迷信，哲学家李泽厚、史学家余英时都曾深入探讨过“巫”的历史作用。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正是通过“巫”实现了“轴心突破”。

谭盾念念不忘在湖南农村插队时的经历。16岁的他被分配去种西瓜，有一天，他被生产队长严厉训斥了一顿，因为他看到那一片瓜地后，一口气偷吃了6个瓜。他用了两年的劳动来偿还这6个西瓜的账，直到返城，队长还告诉他。他还欠队里两个西瓜呢。

那其实是谭盾最开心的时光。“那时的生活成为了我创作音乐的底气。”那时候，他经常听农民唱一些古怪的调子，晚上点着火把学当地农民的“鬼戏”，他把它们都记录了下来。“与其说我当了两年农民。不如说我那两年在无忧无虑地与土地对话。”

这一段日子，后来被他活灵活现地运用在他为音乐界著名的“克罗诺斯弦乐四重奏”而写的《鬼戏》中。1996年的这场演出的表现形式轰动了音乐界，两方人由此目睹了中国文化神秘的一而。在音乐界，谭盾越来越让人们感受到了他的“鬼气”。

三根弦的小提琴，存乡村少年谭盾手里拉了很多年。“当时没钱配弦，一根弦要两三毛钱，可以买几十根油条，爸妈不给钱，”谭盾说，“也正是这根弦的缺陷增加我在其他方面的想象力。”

1978年，谭盾拿着自己少了一根弦的小提琴拉了一段自己谱的曲子《铁牛进山了》，他模仿二胡上的滑指。演奏出了湖南民间用叶子吹出的声音以及湘西打溜子的声音。这种独特的演奏方式也得到了老师们的青睐，22岁的谭盾由此成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第一届学生.他的音乐生涯开始了。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化思潮集中涌入中国，谭盾和他的同学们成为中国第一批先锋音乐实践者。他和郭文景、陈其钢、瞿小松后来被称为中央音乐学院“四大才子”。1993年，荷兰导演专门找到了中央音乐学院78级作曲系毕业的这四位作曲家。拍摄了纪录片《惊雷》。

在北京8年。他获得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硕士学位。为刘晓庆主演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创作了音乐《艳阳天》，以交响曲《风雅颂》赢得了国际作曲大奖。举办了谭盾中国器乐作品专场音乐会。他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先锋音乐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纽约是造就天才的地狱。”多年后谭盾这样说。1986年，揣着30美元。谭盾到了纽约。他住在格林威治村，那里是美国反主流文化的大本营，住着众多艺术家、诗人和反叛的作家。“全世界的人，无论是天才，还是笨蛋，都在这个地方聚集。”陈丹青、陈凯歌、马友友、李安等人都在那里，他们都很年轻，也很穷，但充满抱负。

谭盾要为生计忙碌。学校有奖学金，但是租房子买书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的一天往往这样度过：凌晨三四点钟起来在大街上拉琴。这时候大街上有各种各样的醉鬼和情人。陈凯歌和陈逸飞都是他的保镖；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做功课、打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餐厅里洗碗，配合着巨大轰鸣的洗碗机，一洗就是两三千个碗。

站在大街上拉琴的时候，他不认为自己是个纯粹的卖艺人。他曾经跟一个卖艺的男孩抢地盘，久而久之，二人成了朋友。十多年后，谭盾已经功成名就，一次偶然路过当年的那片街区，他发现那男孩还在拉琴，不禁心酸起来。他去跟那个已长大的男孩打了个招呼。“你到哪里去拉了？”男孩子问。“我在林肯中心那边。”谭盾回答。他不忍心戳破这个误解。

“你决定做艺术家的时候，必须要把自己当作艺术家来看待。”这句话启蒙了谭盾，引着他最终走出街头，走进大剧场和音乐斤。“我在街头拉琴时候的感觉跟我站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环境变了，也许其他的方面都变了。”

到美国留学对谭盾来说是“一条孤独而令人兴奋的路”。他带着“为国求学”的使命感，在美国读完了博士。

“狂放不是罪恶。”谭盾说，50岁那年。他还想带着小提琴去月球上演奏。他教儿子学钢琴，就鼓励他“你是大师”；如果儿子要学艺术，他对他的第一要求就是要“狂”。“如果李白不狂，哪来的李白？如果中国人不狂，哪来郑和下西洋？很多创作劣等艺术品的人是不狂，但他没有想象力。”

1996年，谭盾曾创作了一部名叫《马可・波罗》的歌剧，该剧为他赢得世界音乐界最高荣誉――格文美尔古典作曲大奖。该剧音乐包含了从京剧到的多种音乐元素。他在剧中试图用“马可・波罗的四条神秘之路”来讲叙自己的故事。他喜欢把自己比作中国版的马可・波罗。“我当年从北京到纽约的那种感觉，就跟几百年前马可・波罗从意大利到中国的感觉一样。”

就像褪不去的湖南口音一样，谭盾的音乐植根于湖湘文化，鬼气、放浪，但又理性、现实。“作为湖南人。与其说是漂流于世界文化与世界的地域之间，不如说我把世界五大洲都当作洞庭湖看待。音乐对我来说并不存在东西方的区别，只是别人认为我的元素出自东方，而载体用了西方的乐队。其实这和东西方没有关系，真要说有什么关系的话就是我一直所说的：1+1=1。”谭盾说。“‘加’是一个谁都会的简单行为，而这个‘=1’的过程包含了很多技巧和个人风格。”

“直到我把西方音乐学得很好的时候，在表达感情的时候，我越发觉得自己内心深处是一个湖南的农民。”谭盾说。

在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史上，围绕谭盾及“新潮音乐”产生过几次争论，在1986年的一份《现代音乐思潮对话录》里，谭盾与他的同窗叶小纲和瞿小松曾聊起过东西方音乐的不同。

“中国人看交响乐队和外国人不同，外国人可以感受到各种手法的运用，而东方人能从庞大的交响乐队中发现安静是个什么东西。上百人的乐队，就一个木鱼在那里敲的时候。铛～铛～东方人容易察觉到这一点。”谭盾说。

“说得太好了！中国艺术很注意留白。”一旁的瞿小松叫好。

在纪录片《惊雷》里，谭盾坐在船上，小船缓缓行进在沱江上，妇女们存河边用棒子敲打着洗衣服。谭盾面对着镜头绘声绘色地讲述：“你听。这像不像爵士？”儿时的记忆向着谭盾扑面而来，他曾行走在纽约哈迪逊河、巴黎塞纳河边。总想起这水是从湖南那里缓缓流来。

近十年以来，谭盾的音乐也越发在传统文化上做文章，从利用水、纸、石头来做乐器，到吟唱“女书”（世界上唯一一种女性文字）。他觉得音乐学院的教育只局限于对近两百年来西方音乐的传授。而他在湖南感受到的音乐，是四百年到七百年左右的民俗音乐，而当他敲打编钟的时候，听到的是两千年的声音。

“音乐的学习是永远不断的。是比较性的，是考古性的，也是人类学性的。音乐是灵魂深处的独自。艺术家永远在自己的领域里自由思考。”谭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