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世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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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正世界信念即相信所处的世界是公正的，人们得其所应得，所得即应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信念常常受到各种不公正事件的威胁，公正世界信念可以帮助人们应对威胁、重建公正。这种重建可能是行动上的也可能是认知上的，认知公正重建往往导致对不公正现状的合理化以及对受害者的贬损责怪。同时对于各种不公正的受害者或见证者，公正世界信念充当着重要的个人资源或是心理缓冲，帮助个体应对不公正事件，维护心理健康，并遵循公正原则追求其长远目标。公正世界信念的多维结构是解释其双重功能的基础。

关键词 公正世界信念；不公正威胁；重建公正

分类号 B849：C91

中国有一句俗语“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BJW）理论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解释。该理论认为，人们有一种基本的需要，即相信所处的世界是公正的，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得其所应得，所得即应得。这其中蕴含了一种推理，无论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与自身行为或品行有着某种因果关系，是得其所应得。这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恶有报”的思想，好的结果总是发生在好人身上，而坏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因此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对于各种受害者的冷漠、拒绝甚至是歧视的现象。为什么公正世界信念对于人们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惜扭曲客观事实以达到得其所应得的推论？公正世界信念理论认为，这种信念使人们相信所处的世界是稳定有序的，结果是可以预测的，自己会被公正地对待，不会成为不可预见的灾难的受害者。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和可控制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追求长远目标，并相信自己最终会得其所应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公正是普遍存在的，在面对不公正事件的威胁时，公正世界信念为人们提供了有意义的解释框架和重建公正的途径，这种重建可能是现实层面的，如对受害者的帮助和补偿，也有可能是认知层面的，如对不公正的原因、结果的重新解释及对受害者性格或品行的重新评价。因此，公正世界信念是一把双刃剑，在个人层面，提供应对不公正的个人资源或心理缓冲，维护个人心理健康，而在对不公正受害者的态度上，则可能导致冷漠和歧视的态度，将不公正现状合理化，从而阻碍了现实意义上的公正重建。

该理论由Lerner（1966）提出，迄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历程。近期已有文章（杜建政，祝振兵，2007）对公正世界信念的概念、测量和研究热点进行回顾，但目前尚无对其结构和功能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公正世界信念的结构与双重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

1 公正世界信念的结构

Lerner（1966，1980）最初的理论认为，有一种基本需要推动着人们的公正行为，即公正世界信念需要，正是这种需要的存在，使得人们的行为看起来似乎遵从着一种公正世界信念的指引，并竭力维护着这一信念。Lerner认为公正世界信念需要在人群中是普遍存在的，虽然人们在这一需要的强烈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个体差异，但是这一个体差异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Lerner更加倾向于将公正世界信念看作是一种基本动机而非一种个体差异变量。但是Rubin和Peplau（1973）开创性地将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一种稳定的个体差异来进行研究，并编制了第一个测量工具——公正世界量表（Just World Sere，JWS）。从个体差异角度出发的公正世界信念研究极大地拓展了研究领域，并导致研究数量的大幅度上升。经过30多年的发展，研究者们对于公正世界信念的结构有了更多的认识，并从不同角度对公正世界信念的维度进行了探讨。

1.1公正与不公正

Rubin与Peplau认为公正世界信念是单维度的，他们编制的公正世界量表包含公正和不公正两个分量表，公正与不公正分别处于单维度的两极。虽然公正世界量表是最早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测量工具，但是其结构假设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质疑，研究结果也存在诸多的不一致。首先是JWS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信度较低、因素结构不稳定、研究结果相互矛盾等。其次早期的大量研究表明（Furnham，2003；Hafer&Begue，2005；Mudrack，2005.），两个分量表之间的相关接近于零，这与单维度双极性的结构假设是矛盾的。同时，在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健康等变量的关系上，公正和不公正世界信念分量表并未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相关趋势。因此，目前研究者们倾向于认为公正与不公正世界信念是两个不同的维度，而非同一维度的两极。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公正和不公正世界信念是两个呈负相关但彼此独立的心理结构，而不是同一心理结构的不同维度。当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受到严重威胁、无法继续维持时，则会采用另一种认知合理化方式来进行自我保护，即用不公正世界信念来代替公正世界信念，相信人们通常不能得其所应得，或者所得非应得（Lench&Chang，2007）。

1.2自我与他人

公正世界信念的双重作用究竟是如何同时存在的呢？Lipkusa，Dalbert和Siegler（1996）提出了自我公正世界信念（BJW-self）与他人公正世界信念（BJW-others）的区分。自我公正世界信念即相信世界对我来讲是公正的，而他人公正世界信念则是相信世界对其他人来说是公正的，有时也被称为一般公正世界信念（general BJW）。研究者们编制了以自我与他人二维度结构为基础的测量工具，包含自我和他人公正世界信念两个分量表，信效度良好。自我与他人二维度结构为公正世界信念的双重功能提供了理论解释，并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得到了如下相对一致的结论：（1）自我与他人公正世界信念有中等程度的相关。（2）自我公正世界信念与个体心理健康及调节功能有关，而他人公正世界信念则与对处境不利人群的冷酷态度有关。（3）通常个体的自我公正世界信念得分是高于他人公正世界信念的，即人们倾向于相信：相对于他人来说，世界对我来讲会更公正一些，因此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不幸遭遇不会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结论并不是适用于所有文化的。有研究（Wu et al.，2011；刘长江，殷晓菲，赵然，2009）发现，中国被试的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并未低于自我公正世界信念水平。同时，在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上，一般公正世界信念与自我公正世界信念表现出了相同的正向预测作用（祝卓宏，吴胜涛，李娟，史占彪，王文忠，2010；吴胜涛，王力，周明洁，王文忠，张建新，2009）。文化对公正世界信念结构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1.3内在公正与终极公正

除了在公正指向的对象上存在自我与他人的差异，研究者们也发现了其他可用于解释公正世界信念双重功能的维度，例如Maes（1998）从时间维度上提出的内在公正（belief in immanent iustice）和终极公正（belief in ultimate iustice）的差异，并编制了相应的测量工具（Maes & Kals，2002）。内在公正即以已经发生的事实来进行公正判断的倾向，最早由皮亚杰提出，皮亚杰（1932/1984）在对儿童道德判断的研究中发现，儿童通常认为出现的过错会自动带来相应的惩罚，即过错和惩罚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内在的联系，因此将其称之为内在公正判断。而终极公正则是以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来进行公正判断的倾向，类似于某些宗教的教义，当前的不公正最终都会在未来被纠正或补偿，这种补偿可能来自于另一个世界或是来生。

关于内在公正与终极公正的研究发现，内在公正与对无辜受害者的贬损、责怪有关，对心理健康有危害作用，而终极公正则与对受害者的积极评价和帮助行为有关，可以促进和维护心理健康。

1.4程序一分配与自我一他人的整合结构

近来，有研究者试图将公正世界信念的研究与组织公正领域的分配公正一程序公正两维度结构结合起来，对公正世界信念的判断基础——应得与否进行了拓展，从原有的结果应得拓展到程序应得层面，从而发展出分配公正世界（distributejust world）和程序公正世界（procedural just world）两个维度，并编制了相应的测量工具。在与健康的关系上，初步研究发现程序公正世界信念与健康的关系可能更为紧密（Lucas，Alexander，Firestone，&Lebreton，2008）。后来，研究者们又在此基础上将程序一分配维度与自我一他人维度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四因素的整合结构：自我分配公正信念、他人分配公正信念、自我程序公正信念、他人程序公正信念（Lucas，Zhdanova，&Alexander，2011）。该结构的优势在于将公正世界信念的研究与组织公正领域的研究整合到一起，便于从更多角度对公正现象进行解释。但是结构的合理性、测量工具的有效性都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2 公正世界信念的功能

公正世界信念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提供有意义的解释框架和策略帮助人们应对不公正事件的威胁，在现实或是认知的层面上重建公正感，这是其基本功能，也是早期研究关注的重点。其次，作为一种个人资源或者心理缓冲，减少不公正事件的消极影响，维护心理健康，并促进个体对长远目标的追求，这是近年来新的研究热点，实际上也是其基本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是公正世界信念所带来的适应功能。

2.1应对不公正的威胁

2.1.1应对不公正威胁的策略

在Lerner（1980）首部系统阐述公正世界信念理论的专著中，提到了九种常用的应对不公正威胁的策略，包含两种理性的策略、四种非理性的策略、两种保护性的策略及最后的防御策略。其中，理性的策略指的是行动上的策略，即在不公正出现之前进行预防以及在事后对受害者进行帮助或是补偿，这是在现实层面的公正重建。非理性的策略是认知层面的公正重建，即对不公正的起因、结果进行重新解释或对受害者性格、品行进行重新评价。保护性的策略是从世界观的构建角度出发的，如相信终极公正的存在，未来的公正会弥补和平衡眼前的不公正。这实质上也是对受害者的一种补偿，只不过这种补偿也不是发生在现实的层面，而是寄希望于未来。最后的防御策略——“倒数第二防御”（penultimate defense）即不公正世界信念。是在其他的策略都不起作用时使用的最后防御机制，即相信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不公正的，因此也就无所谓威胁了，这是一种犬儒主义的自我保护。

在早期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非理性策略，公正世界信念理论正是发轫于这一研究领域。非理性策略即认为受害者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自身的原因引起的，是得其所应得，因此可以降低感知到的不公正程度，并相信这样的遭遇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公正世界信念，在心理上重建了公正感。非理性策略重建公正的方式有别于现实的公正重建，并不是对不公正现状的改变，而仅仅是认知层面的重新解释，是对不公正现状的合理化过程，其结果则往往导致对受害者的远离、贬损和责怪。

对无辜受害者的反应是研究公正重建策略的经典实验范式，也是公正世界信念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其通常的做法是：首先以录像材料或者文字形式给被试呈现不同类型受害者的资料，以此来完成对自变量的操纵，例如对受害者的类型、受害严重程度、持续时间、是否负有责任、是否有道德过失等指标的操纵，从而达到对被试公正世界信念不同程度的威胁；然后评估被试对于受害者的反应，即研究中的因变量，通常包括对受害者遭遇的责任归因、对受害者的责怪程度、对其性格进行评价或是对受害者的帮助意愿等。大多数研究都采用了这一范式，但是无辜受害者的类型有所不同。研究者们针对人们对于各种不公正受害者的反应展开了大量的实验研究，研究的对象包括各种意外或灾难的受害者、各种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各种重大疾病的受害者、社会处境不利人群等。这些研究基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当被试的公正世界信念受到的威胁越严重，越倾向于采用非理性的策略来重建公正，对于那些在公正世界信念个体差异量表上得分更高的被试来说这一倾向则更为显著，即威胁的严重程度与个体差异变量存在交互作用。另外一些仅从个体差异角度出发的相关研究（Ebneter，Latner，&O'Brien，2011；Rtisch，Todd，Bodenhausen，&Corrigan，2010）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公正世界信念量表得分越高的个体，对饮食障碍病人、肥胖病人、精神病人等有更强烈的污名效应。也有研究发现，公正世界信念会影响到个体对于各类疾病的归因，公正世界信念得分高的个体有试图将疾病归因于病人自身原因的倾向（Lucas，Alexander，Firestone，& Lebreton，2009；Nudelman & Shiloh，2011）。

由于早期对于非理性策略的大量关注，导致公正世界信念的许多研究结果看起来似乎比较“冷血”，人们面对无辜受害者的反应不是同情，而是远离、拒绝、责怪、贬损，这无疑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显然与日常生活中人们表现出的大量的扶危济困行为相背离。实际上，这一误解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早期的大量研究在对自变量进行操纵时采用了一种方式，即让理性的策略如帮助和补偿等方式看起来不可行，然后考察观察者对受害者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为受害者提供现实层面的帮助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干扰变量（correia&Vala，2003；Hafer&Begue，2005）。其次，即使在现实的公正重建不可行的情况下，对受害者进行贬损责怪也并不是认知公正重建的唯一方式，人们也可以通过补偿性的合理化（compensatory rationalization）在认知上完成对受害者的补偿。

补偿性的合理化即相信好的和坏的结果最终会自然进行平衡，没有人会一直好运，也没有人会一直倒霉，所有人最终都会得其所应得。这就是终极的公正，与中国俗语中所谓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人们有一种倾向即期待补偿性的结果会在未来发生，这种倾向往往会降低当前感知到的不公正程度。补偿合理化可能发生在解释的过程，也有可能发生在记忆过程中。有研究发现，在抽签中意外获得好的结果的被试，反而会回忆起更多过去的不那么幸运的遭遇，似乎用这种方式来平衡自己意外的获利，而意外获得差的结果的被试，则会回忆起过去更多好的经历（Gaucher，Hair，Kay，&Davidenko，2010）。也有研究发现人们通过选择性的记忆偏向来达到公正世界信念的平衡，例如相对于受欢迎的特质描述情景，当彩票中奖人被描述为不受欢迎的人的时候，被试回忆的奖金额度显著减少，而当被试的公正世界信念受到严重威胁时，这种记忆偏向更加突出（callan，Kay，Davidenko，&Ellard，2009）。

2.1.2影响策略使用的因素

当面对不公正威胁时，个体有多种应对策略，究竟在何种情境下个体会选择何种应对方式呢？研究者们围绕着影响应对策略选取的各种因素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并发现受害者的特征、观察者的特征、受害事件的性质等因素有重要的影响。但是目前对于应对不公正威胁的策略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现的先后顺序等问题还缺乏深入的探讨。

受害者的特征是影响公正重建的重要因素，目前已研究的受害者特征包括受害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是否对自己的遭遇负有责任、性格、社会类别、身份是否可识别、外表特征等因素。有研究发现，当受害者是无辜的且其不公正遭遇会持续下去时，会给观察者的公正世界信念带来更大的威胁，因此更可能导致对受害者的贬损和责怪（Correia & Vala，2003；Correia，Vala，& Aguiar，2007）。这与Hafer（2000a）的实验研究结果一致，相对于对自己的遭遇负有责任的受害者来说，无辜受害者更容易遭受到贬损和责怪。Haynes和Olson（2006）综合考察了性格与行为责任的共同影响，结果发现，对于不讨人喜欢的、行为责任较小的受害者，被试倾向于对其进行性格的贬损，对于讨人喜欢的、行为责任较大的受害者，通常的反应是责怪，而对于讨人喜欢的、行为责任较低的受害者，通常的反应则是补偿。同时也有研究表明，相对于外群体成员，当受害者是内群体成员时会给观察者的公正世界信念带来更大的威胁，因为内群体成员的遭遇意味着自己遇到同类不公正的可能性相对更大（Aguiar，Vala，Correia，&Pereira，2008；Correia，Vala，& Aguiar，2007）。Kogut（2011）的研究发现，相对于由慈善组织代表的受害者群体或是匿名的受害者来说，当受害者是可识别身份的个体时，观察者可能会推测受害者对其遭遇负有责任，对其形成负面形象，从而降低捐助意愿，这对于那些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得分高的观察者来说尤其如此。另外，受害者的外貌特征是否有吸引力也有一定的影响（callan，Powell，&Ellard，2007）。

同时，公正重建的策略还受到观察者的特征的影响。有研究分别用“r”和“Wle”作为个体和社会两种不同水平的自我建构的启动词，结果发现，在社会自我建构启动条件下，观察者更倾向于对无辜受害者进行责怪（van Prooijen & van den Bos，2009）。另一项研究发现，相对于启动理性思维定势的情景，观察者在处于经验思维定势时，更容易出现对受害者消极态度（van den Bos & Maas，2009）。观察者的情绪状态也会影响对受害者的态度，当观察者处于积极情绪状态时对受害者的责怪倾向降低，而处于消极情绪状态则会上升（Goldenberg & Forgas，2012）。也有研究表明，不仅与受害者的相似之处影响对受害者反应，观察者与作恶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也会有影响（Bal &van den Bos，2010）。另外，观察者的压抑型应对方式（Hafer & Gosse，2011）、（Pichon&Saroglou，2009；VanDeursen，Pope，& Warner，2012）、意识形态（christopher，Zabel，Jones，&Marek，2008）也会影响到其对受害者遭遇的责任归因及重建公正策略的使用。

从受害事件的性质来看，受害事件的类型、距离事件发生的时间距离等都有一定的影响。有研究发现，相对于人为灾难事件，当受害事件是自然事件时观察者的捐赠意愿更加强烈，对受害者的责怪更少。从目前从公正世界信念角度开展的两项关于911事件的研究来看，在事件发生之初，作为一个群体共同经历的灾难，由于观察者对于受害群体强烈的身份认同，如将911恐怖袭击视为对美国全体民众及美国式生活方式的攻击，因此，观察者考虑的是对作恶者的报复及帮助和补偿受害者等行动策略。但是对于那些感受到的悲痛感较低的观察者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受害者个体水平的责怪程度逐步上升。

2.2公正世界信念与心理健康

近20年来，公正世界信念对心理健康的维护和促进功能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这类研究大多采用相关研究的方法。目前已有大量针对不同人群的相关研究发现，公正世界信念对心理健康有促进作用。研究的人群包括各种不公正的受害者、各种原因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群及普通大众，其中针对受害者的研究包括例如各种疾病的受害者（Fatima&Suhail，2010；McParland&Knussen，2010）、遭遇学生暴力的教师（Dzuka&Dalbert，2007）及学校欺凌事件的受害者（correia，Kamble，&Dalbert，2009）、工作中长期被排挤滋扰的受害者（cubela Adoric & Kvartuc，2007）、或者自然灾害的受害者等；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群包括留守儿童（张莉，申继亮，黄瑞铭，罗曼楠，2011）、老年人、囚犯2005）等。研究中的普通大众样本包括中学生、一般雇员等，这些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果，即公正世界信念，尤其是自我公正世界信念与各类人群的心理健康有正相关关系。

关于公正世界信念促进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目前有两种研究假设，即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个人资源（personal resource）或是作为心理缓冲（psychological buffer）的研究假设。这两种研究假设的差异在于，作为个人资源的假设意味着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一种个人倾向起作用，个人资源越强大的个体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其作用是普遍存在的，即公正世界信念对于心理健康的主效应的研究，而心理缓冲假设则认为公正世界信念在事件与结果之间充当的是调节的作用，其功能的实现是有条件的。目前大部分持个人资源假设的研究得到了支持（Dalbert，2009；Christandl，2012）。其中大多数研究选取了主观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的观测变量，同时，由于绝大多数研究都是相关研究，无法明确具体的相互作用机制。有实验研究证实了公正世界信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激活公正世界信念会导致生活满意度的提升，而提升生活满意度同样可以增强公正世界信念（correia，Batista，&Lima，2009）。

在心理缓冲的研究假设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公正世界信念对于那些遭遇严重灾难、重大疾病、生活变故的人群的心理缓冲和保护作用。一项对于水灾受害者的研究发现，自我公正世界信念与焦虑、抑郁、悲痛显著负相关，即持有自我公正信念越强的个体，其感受到的负面情绪越少，但是该研究并没有发现公正世界信念与创伤后症状之间的关系。另一项对我国汶川地震受灾民众展开的调查表明，自我公正世界信念对于维护受灾民众心理健康同时起着预防和提升的作用。从预防的角度，自我公正世界信念高分者其抑郁及焦虑症状相对较少，而从提升的角度，自我公正世界信念高分者在对未来希望上得分更高。

除了作为个人资源或是心理缓冲帮助个体应对不公正事件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公正世界信念的存在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使得人们更加认同公正原则，更愿意遵从公正的原则行事，承诺为自己的长远目标投入时间和精力，并相信最终自己会得其所应得。有研究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的被试对未来更有信心，更倾向于采用公正的手段来达成目标（sutton & Winnard，2007），其违背规则的失职行为也越少（correia & Dalbert，2008）。同时，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的个体在人际交往中越倾向于遵从互惠的原则（Edlund，Sagarin，&Johnson，2007），亲社会行为越多（B色gue et al.，2008）。在对长远目标的追求上，Hafer及其他研究者开展的两项实验研究发现，当被试的公正世界信念受到无辜受害者的威胁时，被试倾向于更加关注长远的目标。Laurin，Fitzsimons和Kay（20lO）在此基础上将公正世界信念的这一功能进行了拓展，认为公正世界信念对于社会处境不利群体如低社会阶层人群和少数民族来说，充当着重要的自我调节功能。对于社会处境不利的群体来说，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的个体，越倾向于为长远的学业目标或职业目标投入时间和精力，在面对困难时。其坚持性也更强，以此来作为改变不利地位、进行向上流动的途径。这一结果说明了为什么有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体会为改变地位而奋斗，而有些人则选择了放弃努力、接受现状。相对于处境有利的群体，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成为各种不公正受害者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他们在对未来进行投资时会更多地考虑公正因素，它意味着个体是否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现状。而当个体认为世界是不公正的，则会放弃努力，转而采用一些非理性的方式来对现状进行合理化，从而接受现状。

3 问题与展望

公正世界信念理论与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h FAE）及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基本归因错误即在对人的行为进行归因时，人们有高估个人内在特质作用而忽视情境因素作用的一般倾向。从这个角度来看公正世界信念就是一种回溯式的内部归因，无论结果好坏，都会被当做是由于自身的原因引起的，是得其所应得，而忽略外界环境、偶然事件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内部归因并不是个体应对不公正威胁的唯一策略，而且公正世界信念理论不仅包含归因过程，还关注这种归因倾向可能导致的个体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因此公正世界信念与内部归因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有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也有研究发现两者之间没有相关（Dalbert，2009）。公正世界信念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都认为个体在面对与已有认知相左的信息时会引起不适感，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来消除这种不适。所不同的是公正世界信念关注的是由不公正事件所带来的心理威胁，并认为个体消除威胁的原因在于减少焦虑和不安全感，以获取对所处世界的可控制感，而认知失调理论则认为减少矛盾信息带来的内部失衡本身就是一种基本动机。

公正世界信念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并在80年代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公正世界信念理论在公正领域的影响力却不能与同时代的其他两个理论——公平理论及相对剥夺理论相提并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角度的差异，公正世界信念理论关注的不是公正或不公正的原因或者结果，而是个体应对不公正威胁的心理防御机制，也就是从心理上重建公正感的过程，因此其适用的范围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公正世界信念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有所突破也将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总的来讲，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理论本身的整合问题。关于公正世界信念的研究可以明显的区分出两个体系，一是将公正世界信念视为基本动机，观察个体在不公正威胁情境下对不公正受害者的反应，以实验研究为主要途径，另一类研究是将公正世界信念当作稳定的个体差异变量，关注的是公正世界信念对个体尤其是处境不利个体心理健康的维护作用，或是考察公正世界信念与对某一人群的消极态度之间的关系，以相关研究为主。两个研究体系相对比较独立，研究结果割裂。这一研究现状所反映出的问题在于，研究者们需要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在早期理论框架上进行整合，需要对公正世界信念的性质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地研究和阐释，作为普遍存在的基本动机的公正世界信念究竟是如何转变成为稳定的个体差异的？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Lerner（1998，2003）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公正判断，一种是在不公正引起高情绪唤醒情况下出现的简单、直觉和脚本式的反应，即启发式公正判断，这个过程通常是潜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好人好报、恶人恶报”之类的脚本会被激活。而当个体有充足的时间及认知资源时，启发式公正平判断就会被另一种包含着道德和规则的意识层面的系统公正判断（the systematic justice appraisal）所替代。这与社会认知领域的双过程加工理论（dual-processing）的观点是一致的，可以很好地解释公正判断中的“非理性”偏离（胡金生，叶春，李旭，高婷婷，2012）。有研究对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在高认知负载的情况下，成人被试更倾向于将意外事故归因于之前的不道德行为（Callan，Sutton，&Dovale，2010）。这一观点可能可以对两个研究体系进行整合，但还需要更多实证研究的支持。

其次，如何与公正领域其他理论进行融合以便对更广泛的公正现象进行解释。公正世界信念的理论视角虽然与其他理论有所区别，但是也正是这一独特的视角使得该理论的观点对其他理论有所启发。例如Jost和Banaji等人吸纳公正世界信念理论的观点，结合刻板印象和外群体偏好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发展出了制度正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存在将现有的社会安排进行合理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弱势群体中更为明显。两个理论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都认为个体有将现状进行合理化的倾向，且这种倾向具有心理缓冲的功能。但目的有所不同，前者是出于维持公正世界信念的需要，后者则出于维护现状的需要；并且在理论体系中，都将这种倾向归结为普遍存在的内部动机的作用，差异在于这种内部动机究竟是公正动机还是维持现状的动机。作为制度正当化的理论渊源，我们可以从其理论体系上清晰地看到公正世界信念理论的影响，但是制度正当化理论在对群际关系的理解上有更多的应用：同时，公正世界信念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应得”往往是个体进行公正判断的主要标准，得其所应得即为公正。如果从应得与否的角度出发，就可能将以往研究中的分配公正、程序公正和互动公正的分类进行统一，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三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像研究者们之前认为的那么大，虽然各自指向的领域有所不同，但是在三种公正的判断上，“应得”可能是一个共同的原则（Bobocel &Haler，2007；Haler，2011）。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更加注重在研究领域和方向上与其他理论的交融以拓展理论的应用范围。

再次，作为个体变量，公正世界信念的功能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例如社会制度、社会动荡、经济形势、意识形态、文化因素等，这些客观因素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目前也有一些研究对此展开了探索，一项对美国社会自1973年至2006年民众的公正世界信念的元分析发现，当社会收入差距增大时，民众的公正世界信念也随之上升（Malahy，Rubinlicht，&Kaiser，2009）。另一项研究发现，相对于欧洲人来说，美国人更加相信只要个人勤奋努力就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因此更加认可公正世界信念，其再分配政策也相对宽松，而欧洲人则更加支持大范围的福利政策（Benabou & Tirole，2006）。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这些客观社会现实是如何制约公正世界信念的影响的？当客观存在的不公正事实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公正世界信念是否是会起到相反的阻碍作用？从个体的角度来讲，违背客观现实的合理化会带来暂时的情绪缓冲，但也可能会损害长期的心理健康；从社会角度来讲，则可能阻碍对不公正现状的纠正和改变。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近年来收入差距持续加大，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在传统文化中，“善恶有报”、“富贵在天”等宿命论的观点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平观都有着深厚的影响。文化与现实将如何共同影响我国民众的公正世界信念及公正行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