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孙的善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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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振孙，字伯玉，号直斋，是我国南宋末年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也是一位成就突出的版本目录学者，特别是他对于善本的认识，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形成超越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善本观。他重精校本，崇古本、旧本、稀见本，求足本、完本，嗜金石拓本、朱墨本，尊官本，讲究版本形式与工艺的精美。
[关键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善本观
[分类号]G257
宋人已形成了“善本”的概念和收藏、鉴赏“善本”的风气。如欧阳修《集古录・田弘正家庙碑跋尾》云：“自天圣以来，古学渐盛，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云：“宋次道龙图云：‘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者。世之畜书，以宋为善本”。叶梦得《世林燕语》卷八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生当宋季的陈振孙，受时代和风气的影响，也大讲善本，并形成了超越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善本观念。这从他的学术代表作――《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版本的价值取向中，可以窥见。其主要的善本观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精校本应是善本
陈氏认为，校勘精审，文字内容无误的本子，应是善本。如：
《直斋书录解题》(以下简称《解题》)卷十七别集类中《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二卷、《附录》四卷、《年谱》一卷：“……其集行海内，而无善本，周益公解相印归，用诸本编校，定为此本，且为之《年谱》。自《居士集》、《外集》而下，至于《书简集》，凡十，各刊之家塾。其子纶又以所得欧阳氏传家本，乃公之子叔弼所编次者，属益公旧客曾三异校正，益完善无遗恨矣”。
同书卷十九诗集类上《杜工部诗集注》三十六卷：“蜀人郭知达所集九家注。世有称东坡《杜诗故事》者，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辞气首末若出一口，盖妄人依托以欺乱流俗者，书坊辄剿人《集注》中，殊败人意，此本独削去之。福清曾噩子肃刻板五羊漕司，最为善本”。
在以上二例中，《六一居士集》虽“行海内”，但在周必大校勘之前，亦无善本。待周氏用诸本参校，择善而从，纠讹谬、去重复、补阙遗之后，定为一百五十二卷，才称善本。其后周必大之子周纶又请曾三异用新获得的欧阳修之子欧阳编次的传家本进行校正，此本就更加“完善无遗恨”了。此本并非陈氏虚美，四库馆臣即深为推崇，称其“一字一句，必加考覆。……其鉴别亦最为详允”。并称“以(楼)蝓之博洽而必引以为据，则其编订精密，亦慨可见矣”。《杜工部诗集注》书坊本，则真伪相杂，“殊败人意”，经五羊漕司精加校勘、去伪存真后，才“最为善本”。以上二例归结到一点，就是善本必须是经过严格校勘、无文字内容讹误的本子。这里当然也应包括依据好的底本校勘过的本子，因好的底本本身文字内容讹误即很少，再经精刊细校，自然质量上乘，堪称善本。如：
同书卷九儒家类《荀子注》二十卷：“淳熙中，钱佃耕道用元丰监本参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异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条，视他本最为完善”。
因元丰监本属旧本、监本，而陈氏认为旧本、监本均属善本(参见下文)，故用元丰监本参校的本子，理应是善本。《荀子注》，今传宋本有三：一为北宋吕惠卿熙宁本，即陈氏所称元丰监本；二为唐仲友台州淳熙刻本；三即钱佃江西漕司淳熙刊本。三本相校，从文字方面看确实当以钱本为善，陈氏所言甚确。
2 稀见本应是善本
2.1 古本、旧本应是善本
陈氏认为，传世稀少的古本、旧本以及南宋地区流传很少的北宋北方地区的刻本，应是善本。
古本、旧本，因时代久远，很少经前人改动，在文字内容上，一般地说比较接近原书面貌，视为善本，理所当然。同时，古本、旧本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因战乱兵燹，天灾人祸，虫蛀鼠啃，幸存下来的，已经很少。因此，虽然古本、旧本在文字内容的准确性方面，未必尽善，但作为某一时代产生或写刻的实物，对于研究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资料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陈氏对此是深有感触的，历经靖康之乱，许多典籍毁于兵燹，到陈振孙时代，流传下来的五代及北宋古本、旧本已是很少，因此陈氏对这些珍贵的图书亦是异常宝爱。如：
《解题》卷三经解类《九经字样》一卷云：“往宰南城出谒有持故纸鬻于道者，得此书，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946年)所刻也。遂为家藏书籍之最古者”。
同书卷十二释氏类《石本金刚经》一卷：“南唐保大五年(947年)寿春所刻。乾道中刘岑季高再刻于建昌军。不分三十二分，相传以为最善”。
不论是五代丙午所刻《九经字样》，还是南唐保大五年所刻《石本金刚经》，都因其年代久远，流传稀少，而被视为珍贵的善本。即令北宋中晚期所刻的书籍，也因南北隔绝，仅能“得见一二仅存者”，因而也显得十分珍贵。如：
《解题》卷八地理类《晋阳事跻杂记》十卷：“唐河东节度使李璋纂。序言四十卷，《唐志》亦同，今删为十卷。盖治平中(1064―1067年)太原府所刻本也，从莆田李氏借录。自南渡以来，关河阻绝，图志泯亡，得见一二仅存者，犹足以发伤今思古之叹。然唐并州治晋阳、太原二县，国初克复，徙治阳曲，而墟其故。二县后皆并省，则唐之故跻，皆不复存矣”。
同书卷十三医书类《孙氏传家秘宝方》三卷：“尚药丰御太医令孙用和集。其子殿中丞兆，父子皆以医名，自昭陵时迄于熙丰，无能出其名者。元丰八年(1085年)兆弟宰为河东漕，属吕惠卿帅并，从宰得其书，序而刻之”。
陈氏《解题》中著录北宋北方地区的版刻虽不多见，但诚如振孙所言：“自南渡以来，关河阻绝，图志泯亡，得见一二仅存者，犹足以发伤今思古之叹”。睹物思情，思古伤今，盖因其故国沦丧，版刻难得，由此可见古旧板刻学术资料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之大。陈振孙对故国板刻之重视程度，亦可从他摹写影印古旧刻本的认真程度上得到印证。如：
《解题》卷五典故类《三朝训监图》十卷：“顷在莆田有售此书者，亟求观之，则已为好事者所得，盖当时御府刻本也。卷为一册，凡十事，事为一图，饰以青赤。亟命工传录，凡字大小，行广狭，设色规模，一切从其旧，敛幸f壬铺观，如生庆历、皇间，目睹圣作明述之盛也”。
又《解题》卷十四音乐类《皇新乐图记》三卷：“图其形制，刊板颁之天下。虎丘寺有本，用苏州观察使印，长贰押字。余平生每见承平故物，未尝不起敬，因藏之，一切依元本摹写，不少异”。
从上述影印二书旧刻的事例中，可以窥见陈氏对古旧刻本的珍爱，更多的是因为古旧刻本中蕴涵的故国情怀和古旧刻本刻印技术所体现出来的北宋承平时期的科技文化盛况。其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则是不言而喻的。
2.2 金朝本应是善本
金朝本，陈氏称之为北方版本，亦因其在南宋地区流传很少，而被陈氏视为珍贵的善本。如：
《解题》卷八目录类《释书品次录》一卷：“题唐僧从梵集。末有黎阳张晕跋，称大定丁未。盖北方板本也”。此条亦被著录在卷十二释氏类中。
按：大定为金世宗完颜雍年号，丁未为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由此可知，北方版本即金朝地区刻本。
1127年，金国灭宋后虏获了北宋皇室、国子监、三馆秘阁累世所藏图书经籍书板，并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建立了经籍所，大量刻印图书，使平阳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刻书中心。但因南北阻隔，北方刻印的图书，很难流通到南宋地区，所以陈氏在《解题》中仅记此一例，但由此亦可想见金朝刻书之一斑。正如他在卷八目录类《隶释》一书的解题中所说：“年来北方旧刻不可复得，览此犹可概想”。
3 内容完具的本子，即足本、完本，应是善本
陈氏认为，文字内容有特色，具有其他版本所没有的重要内容，特别是附有该书的有关序跋、编辑情况、考辨、补遗及有关作者行谊之本，应是善本。如：
《解题》卷十六别集类上《李翰林集》三十卷：“唐翰林供奉广汉李白撰。《唐志》有《草堂集》二十卷，李阳冰所录也。今案：阳冰序文但言十丧其九，而无卷数。又乐史序文称《李翰林集》十卷，别收歌诗十卷，因校勘为二十卷，又于馆中得赋、序、表、书、赞、颂等，亦为十卷，号日《别集》。然则三十卷者，乐史所定也。家所藏本，不知何处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为杂著，首载阳冰、史及魏颢、曾巩四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碑志，卷末又载《新史》本传，而《姑孰十咏笑矣》、《悲来》、《草书》三歌行亦附焉，复著东坡辨证之语，其本最为完善”。
由此可见，李阳冰所录二十卷本内容不全，不如乐史所定三十卷本，而乐史所定三十卷本又不如陈振孙家藏三十卷本。陈氏家藏本，卷首不仅载有李阳冰、乐史二人序文，而且载有魏颢、曾巩序及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碑志，卷末所载《新史》本传和《姑孰十咏笑矣》、《悲来》、《草书》三歌行以及东坡辨证之语，亦是李、乐二本所没有的。这些序文、碑志、传记、辨证及补遗的三歌行，对于全面了解和研究李白的著作及李白的行谊无疑具有重要学术资料价值和重要的参考作用，所以陈氏认为“其本最为完善”。
又如《解题》卷八谱牒类《元和姓纂》十卷：“唐太常博士三原林宝撰。……此书绝无善本，顷在莆田以数本参校，仅得七八，后又得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陈氏为了求得一个足本，在莆田广罗异本，补脱补缺，才得到一个相对完善的粗具完整的本子。
4 抄刻精美的本子应是善本
字大宜考的刻本、书法端庄的抄本以及刊刻精致、图文俱佳的刻本，因其抄刻精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被陈氏当作善本。如：
《解题》卷十九诗集类上《杜工部诗集注》三十六卷：“……福清曾噩子肃刻板五羊漕司，字大宜考，最为善本”。
陈氏对五羊漕司所刻大字本《杜工部诗集注》甚为赏识，称其“最为善本”。
同书卷十杂家类《徽言》三卷：“司马光手钞诸子书。……小楷端重，无一笔不谨，百世之下，使人肃然起敬”。
同书卷八地理类《襄阳志》四十卷：“为书既详备，而刊刻亦精致，图志之佳者”。
同书卷五典故类《三朝训监图》十卷：“顷在莆田有售此书者，亟求观之，则已为好事者所得，盖当时御府刻本也。卷为一册，凡十事，事为一图，饰以青赤。亟命工传录，凡字大小，行广狭，设色规模，一切从其旧，敛铺观，如生庆历、皇间，目睹圣作明述之盛也”。
以上三例，陈氏虽未明言三书之本为善本，但从其溢美之辞和赞赏之情中，亦可看出陈氏是将它们视为善本的。由此可见，陈氏不仅追求版本内容的完整无误，还对版本的形式和工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5 监本、京本、杭本等多是善本
《解题》卷二礼类《三礼图》二十卷：“吾乡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创论堂绘《三礼图》，当是依仿京监”。
同书卷三小学类《附释文互注韵略》五卷：“以监本增注而释之……”
同书卷四别史类《高氏小史》一百三十卷：“此书旧有杭本，今本用厚纸装辛贵夹面，写多错误，俟求杭本校之”。
同书卷九儒家类《荀子注》二十卷：“淳熙中，钱佃耕道用元丰监本参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异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条，视他本最为完善”。
《法言注》十三卷、《音义》一卷：“钱佃得旧监本刻之，与《孟》、《苟》、《文中子》为四书”。
由以上几条可以看出，监本、京本、杭本或是被当作校勘的底本或校本，或是被当作注释的底本，它们之所以受到后世学者重视，多被视作善本，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印本校勘精审、内容完整，纸墨精良，字体秀丽、端重，在印刷技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因此监本常被各地书坊誉为“京本”、“京师本”，和杭本一样一再被书坊翻刻①。杭本更是被叶梦得称为“今天下印书，以杭本为上”，称其校勘精良，纸墨俱佳。就其行格、字体、墨色而言，亦可称道，李致忠先生就赞誉监本“行格疏朗，字大如钱，墨如点漆”。如此刊本，内容与形式俱佳，被陈氏视作善本，理所当然。这实际上亦是宋人尊崇官本的反映。
6 对于朱墨笔抄本，陈氏亦颇为看重，并视为善本
南宋时期为数不多的朱墨笔抄书本，也为藏书家看重。如：
《解题》卷四编年类《神宗实录朱墨本》二百卷：“其朱书系新修，黄字系删去，墨字系旧文，其增改删易处则又有签贴”。
同书卷十三医书类《大观本草》三十一卷：“嘉中掌禹锡、林等重加校正，更为补注，以朱墨书为之别，凡新旧药一千八十二种，盖亦备也。今慎微颇复有所增益，而以墨盖其名物之上，然亦殊不多也”。
以朱墨笔钞书，不仅对于套色印刷术的发明有着启示的作用，而且有益于后人利用朱墨本上的贴签考察版本的异同和源流。
7 珍贵的金石拓本应是善本
某些卷帙不多、异常珍贵的金石拓本，因其特殊的学术资料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而受到陈氏的特别宝爱，有的甚至被称为“镇库之书”。如：
《解题》卷三孝经类《御注孝经》一卷：“唐孝明皇帝撰并序。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学，御八分书，末有祭酒李齐古所上表及答诏，且具等名衔，实天宝四载，号为《石台孝经》。乾道中，蔡洗知镇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豫、熊克，使刻石学宫，云欧公《集古录》无之，岂偶未之见耶?家有此刻，为四大轴，以为书阁之镇”。在这里，陈振孙对《孝经》的作者、序跋者、刻石经过、传授源流、摹拓本末及其收藏情况无不做到条分缕析，由此可见他对金石拓本的重视。
又如同书卷十二释氏类《石本金刚经》一卷：“南唐保大五年寿春所刻。乾道中刘岑季高再刻于建昌军。不分三十二分，相传以为最善”。
《六译金刚经》一卷：“此经前后六译，各有异同，有弘农杨者集为此本。太和中，中贵人杨永和集右军书，刻之兴唐寺”。
卷十五总集类著录宋敏求“以四方碑刻诗文”，集为《宝刻丛章》三十卷，多有别集中所逸者”。
卷十九诗集类上《秦隐君集》一卷云：“此本南安所刻，余又尝于宋次道《宝刻丛章》得其逸诗二首，书册末”。
这些珍贵的金石拓本，有的可补他人著述之阙，有的可校正他人著述之误，有的则是传世的书法精品，受到陈氏的特别珍爱，有的甚至被视为“书阁之镇”的善本。“宋人嗜金石拓本”，如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曾宏父无不对金石拓本尤为喜好，每见之，必据为己有。欧阳修撰《集古录》，赵明诚夫妇则仿欧阳修《集古录》，作《金石录》，用以考书传诸家异同，纠谬补缺，功用甚大。曾宏父则专收稀见石刻之珍品，撰《石刻铺叙》。陈思撰《宝刻丛编》，振孙亲为撰序，大加赞赏。陈氏对金石拓本的喜好，除受前人影响外，亦出于自身对金石拓本本身所具有的学术资料性、历史文物性、艺术鉴赏性的深刻体会，这从上述所引诸例中可以窥见。
从上述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陈氏虽未对何谓善本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但他对一书版刻的描绘，如校勘精审，内容完具，刊刻精致，书法端重，摹写精工，纸张装祯，书写经过，以至书林掌故等，已包含有明确的善本思想，并形成了超越前人和他同时代人的善本观。就他的善本观来说，与后世的张之洞“三义说”、丁丙“四标准说”并无多大的差异。由此可见，早在南宋时期的陈振孙，对于善本的认识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