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事求是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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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祚胤的一生是在读书、教书与写书中度过的，而贯穿始终的就是他对学术的追求。从本质上说，学术生命才是宋祚胤生命的真正内容，他做到了生死以之。宋祚胤以学术道德和人格所呈现出的精神形象，真正做到了“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语见《礼记・ 学记》）。面对今天追逐功利的狂潮激浪，宋祚胤的学术道德和人格形象，更加值得我们珍视和缅怀。
从论著、文章发表的数量与宋祚胤研究所涉略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显然是厚积而薄发。但仅此，宋祚胤的学术成果，已是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现在来衡定他的学术成果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似乎还为时过早。不过，宋祚胤的学术成就起码在两方面可以得到初步的体认：其一是作为治中国思想史的哲学家，他在先秦思想史领域中披荆斩棘开创的局面，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将永远占有一席之地。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其二，宋祚胤在他所涉猎的范围，包括古汉语、《周易》《尚书》和诸子各家研究，似乎无处没有新观点，除了天赋高和刻苦外，其治学方法有没有“一以贯之”的“道”呢？其治学方法应当能给后来者以启迪。探讨宋祚胤的治学方法，清理这份遗产，或许对矫正时下空疏浮躁的学术风气，昭示后人在治学上避免走上歧途，似乎更有现实的意义。
治学的第一要素是符合实际。宋祚胤欲治某部典籍，首先投入全力长时间读原著，读白文，在涵咏之间慢慢渗透出新意。今人治《易》多是浮光掠影，甚者只是摘引《周易大传》几段话研讨一番，其结果自是可想而知了。宋祚胤一生治学的根本，即于实事求是中创新。宋祚胤且以“神髓”形容之，实是根本的根本。宋祚胤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以这句话总结自己一生的治学经历，其间所包含的甘苦和心血，又有多少人能够予以理解与重视呢？
治中国思想史，有其特殊困难的因素。西方的哲学以思辩为主，思辩的本身，演化为文章必然有合于逻辑的结构；而中国的哲人，其为文则是出自内外生活的体验，因而具体性多于抽象性，且又常以艺术形象点化其哲学思想，所以逻辑结构存在于潜伏的状态中。把这种潜伏的结构显现出来，是首先要做的基础性工作。这就需要真正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具体地说，你必须把原文加以拆散，再以各种观念、问题为中心，重新加以结合；更进一步把在材料基础上所形成的各种观念、问题加以排列，求出它们之间的关连与层次，因而发现其中心点，由此方能贯通各层次与观点而展现其思想结构。
宋祚胤认为，不做这种基础性的工作，不能算是得到治学之门径，更不用说登堂入室了。就自己这十几年而言，治《老子》时做了几个月这种基础材料的排比整合工作，终于得出老子理论的核心是强调道的作用而非探究道的本体，或者说是在作用层面上展现本体这样一个中心的结论。落实到现实层面上就是用“无为”来展现“无”的内容。于是认定以西方“唯心”观念为结论，实无法解释老子关怀天下的悲悯胸怀；以“唯物”观念为结论，同样难以解释老子虚心静笃而超本体的道的作用。争论了几十年的以“唯心”或“唯物”来归结老子道的内容，于老子的思想理论本身似乎并无多大的意义。这就又牵涉到中国哲人的思想价值是否一定要用西方哲学概念来验证的问题，等等。当然，治学最重要的是思考力，思考力缺乏，难以对材料抽象而达成理论观点，也就无所谓“创新”。但如果没有这种实事求是的基础性的“笨”功夫，则任何高头讲章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宋祚胤的治学正是在坚持这两者统一的方面表现得特别出色。他绝不因天赋高、典籍熟而忽视基础材料整合的工作，但一旦在事实上形成了观点，也绝不因与古代学者或时贤相左而作丝毫的改变。
方法与目的密不可分，探讨宋祚胤的治学方法，我认为还应与宋祚胤的治学追求结合起来看，这就牵涉到学术史上的一些问题。
宋祚胤治学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处在艰苦探索与努力中。由古汉语研究转向先秦思想史的研究，首先当然就是不满足于将训诂作为治学目的。须知“思想”才是人文学科的最高追求。而思想史的研究状况，由于以上原因和解放后政治的干扰，用宋祚胤的话说，简直就是“一片荒芜的园地”。所以这种转变，可以说是宋祚胤学术路途上的一次自我升华。宋祚胤认为，清儒在这方面成就很大，后人难有大的建树；而治学终不能以认字为目的，中国文化的研究最终只能归结为思想史的研究。先秦思想史属于中国文化始祖性因素，探本求源，正是治学者应有之义。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面对民族文化的危机而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是良知的吐露。
如今一些学者通过对民族文化价值的反思和肯定，对“五四”以后“疑古”学派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从研究方法理论上突破这些障碍是一回事，而要在一部一部典籍的疏释与理论的阐述上做出实际的成绩，以此回应“疑古派”消解典籍文化精神的观点，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宋祚胤治《易》，面对自古及今治《易》的方法，困难重重。宋祚胤对历代研究方法的梳理，一本于《周易》经文，以此为衡定的标准，合则取之，异则舍之，不迷于古，也不轻附时贤，用很长的时间对这一繁杂不堪的“易学”现象进行了彻底的清理。他在《周易新论》中单列《周易的研究方法》一章，分为“春秋时代的研究方法”、“战国时代的研究方法”、“当代研究方法”以及“应该采取的正确方法”。这样就在《周易》研究方法上勾勒出一个基本的轮廓，描绘出如何从迷信趋向理性这样一个过程以及其中的复杂情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产生于战国时期“十翼”（《周易大传》）的批判。他把“十翼”“象数说”进行归纳，列为十二种，然后用本经逐个进行比较清理，指出其游离于本经之外属于虚构的原因。宋祚胤正因为做了这些细致的批判工作，才能从否定性的批判中，运用历史的观点勾稽出“十翼”在研究方法上的可取之处。治《易》而要能正确处理本经与“十翼”的关系，这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敏锐的眼光以及创新的勇气。
宋祚胤治《易》，从方法上言，既破除“象数说”之弊，又不像训诂家们完全舍弃卦象，而能吸收其合理因素。他对文字与卦象作了科学的整合与统一的工作，此实有赖于他“于实事求是中创新”的治学原则。
但是，方法的重要与作用，只存在于治学者诚挚的治学精神和勤勉的治学工作中，而支撑此精神的，最后只能归结为境界与良知，即面对学术，自己的心“安”还是“不安”。 宋祚胤在这方面则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和严于自律的精神。凡学生与弟子撰文，宋祚胤有个基本的原则：运用老师的成果与观点无需说明。他老人家看重的是学术的真理性，其它均不在顾念之间。宋祚胤这种“不以先进略后生”的态度，是真正本于真理追求的治学精神，体现了严格修身的大儒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