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起弃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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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婴儿的生命轨迹在北京和平里医院交汇。他们分别带着令人心痛的故事被送到这里。一个故事以悲伤结束：3月20日晚，当天出生即被遗弃的男婴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另一个故事令人遗憾，但尚未结束，但愿它有个明朗的未来：3月21日下午，被遗弃在南昌至北京列车上的一岁男婴被送到医院后，经检查各项身体指标正常，将暂寄在医院，如无人认领将会送到福利部门。

无论有何种难言的隐痛，遗弃婴儿都是一种不可接受的伦理过错和法律罪行。媒体报道最近接连发生的这两起弃婴事件，是有价值的，可能形成某种规训，更可能带来某种触动。人心的改变固然不在一朝一夕，但良性舆论场有助于人性中向善一面的开掘。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升，将有助于这类极端事件的减少，当无疑义。

但我们同时不得不痛心地承认，指望不再出现遗弃婴儿的家长，是不现实的。舆论的谴责不可能杜绝这类事件。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可以做出哪些积极的改变，来应对这种无法消除之痛？

爱心，及其背后更根本的公民精神的培育，能为弃婴提供一种最及时的挽救。正如3月20日发生在北京的故事：一名女子在北四环路边的一辆三轮车上产下男婴，随即悄然离开。网友“摄影菜鸟”和“菜刀老王”等人将婴儿送至医院抢救，但之前婴儿在雪后的寒冷天气中“挨了至少四十分钟”。“菜刀老王”说，事后他向朋友讲起这场救助，对方的第一反应是“小心，千万别被讹上”。老王相信，“走过路过纷纷错过的人”大概都是这么想的，“就这样，一条生命就没了”。

议论谴责的围观者众，真正出手施救的行动者少，这样让人唏嘘的场面一再出现，绝非社会之福。一个被遗弃的婴儿，一位发病的老者，或者一个急需帮助的路人，面对他们时，你其实就是在面对自己——自己的良心和自己未来所有的可能性。

北京弃婴的母亲遭遇何事，我们无从得知，而列车弃婴身旁留了一张纸条，写着：“我是一名未婚先孕妈妈，过去两年间一直瞒着家人生养这个小孩。如今儿子刚满一周岁，孩子的父亲竟然抛弃我们母子，和其他女孩子在一起，我痛不欲生。可是没有结婚证，我也没有办法。……现在家人也逼着我回家相亲结婚，我实在没脸带个小孩回家，也没有别的办法。”针对这种已经下决心要遗弃孩子的情况，我们的社会能不能逐步完善援助制度？

可资借鉴的，是美欧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近二十年来，美国各州陆续通过一系列“安全港法案”，使得“依法安全地抛弃婴孩”成为可能。比如得克萨斯州颁布的“婴孩摩西法”，允许放弃或拒绝抚养婴孩的父母将初生婴儿依法弃置在警察部门、医院、消防部门等地，以确保弃婴生命安全。而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医院或社会服务中心，通常设有一种叫做“弃婴保护舱”的装置。一般是保温箱，里面有柔软的床垫，床垫上装有感应器，一旦有婴孩被放入，就会自动通知负责管理的人，前来取走并照顾弃婴。安全港、保护舱、安全岛等安排，名称不一，但核心都是为无法避免的遗弃提供一种“安全阀”机制——遗弃可能发生，但至少生命不会夭折。

虽然未能挽留住生命，但北京网友的救助行动温暖了这个婴儿的最后一程。在这一过程中，民间爱心和社会管理制度具体执行细节之间的对接，尚有值得改进之处。比如，“120”和“999”的车辆安排，如何明确紧急程度优先排序，以缩短应急时间？又比如，按照规定救治弃婴必须在指定的医院，从保障弃婴安全的角度这当然有广义上的合理性，但遇到指定医院路途较远等特殊情况，是否有必要变通——一个婴儿生命的可能性与一项规定的刚性之间，孰轻孰重？

制度安排不可能尽善。越是基于此，新的案例出现后随之做出及时合理的调整与改进，就越是重要。我们哀悼那个逝去的生命，我们祝福那个孤单的生命。我们祈愿，两起弃婴事件交汇的强刺激，能真正带来一些改变。

【原载2013年3月27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标题有改动】

插图 / 弃婴的呐喊 / 吴 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