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城区人口红利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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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数据，从人口数量、结构、素质三方面分析禅城区人口状况，结合对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分析，对禅城区人口红利情况进行概述。

【关键词】六普；人口红利；总和生育率

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而处于不同年龄结构阶段的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尽相同的影响。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果，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1]。一国或地区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称之为“人口红利”[2]。本文结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数据，从人口数量、结构、素质方面，对禅城区人口红利情况进行概述。

一、禅城区人口形势及特点

（一）人口总量，人口增长率保持稳定的增长

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禅城区常住人口为1101077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923439人相比，10年共增加了17.8万人，增长19.24%，平均每年增加1.7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78%。同期，佛山市常住人口增长34.78%。年平均增长率为3.03%，全省总人口增长20.69%，年均增长率为1.9%。禅城区常住人口增长率明显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与全省平均水平较为接近。禅城人口增长较全省、全市的平均水平都低，主要原因一是近年我区优化了产业结构，部分低端产业向外转移，减少了对外来劳动力的吸收。二是从户籍人口情况看，2000年以来，我区的户籍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从2000年的11.87‰，下降到2010年的8.74‰，减少了3.13个千分点，出生人口大大减少，0―14岁人口比重逐年降低。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00年的6.58‰，下降到2010年的3.01‰，并低于死亡率2.72个千分点。以上数据表明：10年间，禅城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呈持续下降趋势，生育水平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逆转。

（二）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两边尖，中间高”

全区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25479人，占11.40%；15～64岁人口为909229人，占82.57%；65岁及以上人口为66369人，占6.03%。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2.46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1.30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16个百分点。数据显示，2000年禅城区人口年龄构成4项指标中，除老年人口比例（4.87%）符合成年型标准外，有2项指标都符合老年型人口标准，因此判断当时人口年龄类型为“成年型晚期”。根据广东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快速汇总结果显示，禅城区常住人口年龄构成的4项指标中，除老年（65周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小于7%外，其余3项指标都符合“老年型”标准。因此判断禅城区常住人口年龄类型正经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

人口年龄结构较明显地表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特点，即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较低，而劳动力年龄段人口比重较高。

（三）人口文化素质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全区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共有103.6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94.13%。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从2000年的69987人增加至2010年的163697人，年均增长率达到8.87%，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由2000年的175162人增加至2010年的247260人；二者合计人数从2000年的245149人提高至2010年的410957人。

每10万人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和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为22456人、14866人，都位列全市第一。与佛山市、广东省相比，全市、省每10万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为9469人和8214人，我区比全市平均水平多5397人，比全省平均水平多6652人。但广东省高素质人口比重较全国和长三角地区均明显偏低，我区人口文化素质虽然比全市、全省平均水平高，仍需要进一步提高高素质人口比重。

二、人口增长预测与人口红利发展态势

人口红利的指标是人口抚养比，根据六普数据，我区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两边尖，中间高”，人口抚养比为21.34%，低于“人口红利”期标准（50%），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2010年人口抚养比与2000年相比，降低了1.68个百分点，2000-2010年，人口红利使我区GDP的增长速度上升0.19个百分点[3]。

但是人口红利的源泉是人口转变特定阶段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这个人口年龄结构自然会发生变化，即从劳动年龄人口占优势的人口结构，转变为老年型的人口结构。而且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口不断增多，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上，2000-2010年我区生育率持续保持在较低水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很大程度受外来务工人口的机械迁入影响。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在2010年已经达到6.15%。

从人口红利的创造者，即红利人口正反两个方面的生成机制入手，通过总和生育率模型的方式方法，确定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的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的转折点。从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来研究其判定和计算方法都比较复杂，从总和生育率模型入手的定性定量研究将是一条全新的思路和简捷的途径[4]。

总和生育率（TFR）也是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通过年龄别生育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是一个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综合生态经济指标，其计算的基本方法是将某年某地的育龄妇女各年龄别（通常为15-49岁）生育率相加而得的合计值。在统计时期长度为1年，年龄分组组距为1岁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TFR）等于年龄别生育率之和：

这里k表示年份。fk（x）是k年x岁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计算公式为：

其中Wk（x）、Bk（x）分别是k年x岁育龄妇女的人数及其生育的婴儿数。

根据六普抽样数据计算我区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0.851，其中，一孩生育率为0.622，二孩生育率为0.211，多孩生育率为0.018。

总和生育率（TFR）的变化直接映射的是妇女的生育欲望。在低于人口再生产的限度（一般为总和生育率的世纪更替水平）时，人口困境就会出现。我区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0.851，比全省的总和生育率低0.175，在世纪更替水平（平均每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以下。

三、小结

虽然全区常住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但持续的过低生育率不容忽视。经过三十年的计划生育，人们完成了从生育四五个孩子到现在一至两个，甚至不生育的转变，未来20年，15-64岁劳动人口将得不到足够的补充。且我区常住人口总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外来务工人口的机械迁入的影响。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总和生育率持续保持在较低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专家估计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5年前后停止增长，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达到9.6%，相应地，人口抚养比抵达由下降到上升的转折点。届时，劳动人口流入逐渐减少，甚至可能会从我区流出，而户籍人口生育欲望低，将改变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红利消失。

在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未改变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发挥人口红利，延长人口红利期，或者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突破口。实现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是具有条件性的，人口结构优势只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因素，人口红利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但只有改革开放才创造了利用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要求更高，需要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5]。

参考文献：

[1]蔡.劳动力成本上涨与增长方式转变，中国发展观察，2007，（4）.

[2]耿相魁.“人口红利”的作用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0，（6）

[3]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4）

[4]钟晓青.我国人口增长的总和生育率模型及人口预警，生态学报，

2009，（8）.

[5]蔡.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中国人口科学，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