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洼刘西周墓暨“举父丁”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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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周时期；洼刘遗址；“举父丁”鼎；管国；舌族；“举”族

【摘 要】本文对郑州市洼刘遗址发掘的一座西周贵族墓及墓中出土的“举父丁”鼎进行了探讨，结合管国的历史状况，对“举父丁”鼎的年代与“举”族进行了分析，推断该墓主人为商代遗民，可能是舌族的成员，且与“举”族有密切联系，这对研究“举”族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1999年10月至2000年3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一座西周贵族墓葬，墓内随葬有一批珍贵文物，包括制作精美的青铜礼器。这是郑州地区近些年来西周考古的重要发现，对郑州地区西周时期的封国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

这座西周贵族墓位于郑州市洼刘遗址东南的中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宽2.2米，长约3.5米。墓坑南部已被排污管道所毁，墓葬的形制不详，但墓坑中有一棺一椁。墓内出土的青铜礼器有鼎3件，扁体卣2件，簋、■、■、觚、■、尊、圆体卣各1件，兵器有戈3件，还有一批车马饰件、贝币等。出土的大部分青铜礼器带有铭文，如“举父丁”鼎、“史父辛”鼎、“■父亥”簋、“冉父辛”■、“■”尊、“■”卣等[1]。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体型都比较大，如■高46.4厘米，■高40.8厘米，仅有一两件器物的高度在20~30厘米之间。而且大部分青铜礼器的器表都有纹饰，特别是以云雷纹衬地的饕餮纹，精美华丽，是周代极为罕见的。此外，青铜器的铭文种类多样，应来自不同的族属。从器物组合分析，洼刘西周墓出土的青铜器中，食器、酒器、水器俱全，器物组合较完备，与西周早期高级贵族墓的青铜礼器组合一致。青铜礼器是个人身份的象征，这些成组配套、组合完备的青铜重器，清晰地显示出墓主人的高贵身份，墓主应属大夫以下、元士以上的高级贵族。

周初，统治者吸取商人酗酒而亡国的教训，实行戒酒政策，因此影响到青铜礼器制度的发展，出现重食器、轻酒器的组合。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我们发现西周重食文化的主要推动者应是姬周族,或者是姬周族与关中西部地区其他国族联手合作的结果。从地域上看，西周早期重食文化在关中以西地区表现突出,而在关中以东地区表现较为薄弱,那里依然是重酒文化[2]。稍具规模的中型以上墓葬，并未明显体现出轻酒重食的倾向，不同类型的酒器仍在青铜礼器组合中占重要地位。郑州洼刘西周贵族墓的青铜礼器组合虽具有明显的重食倾向，但酒器却仍占很大比例（约50％）。综之，从食、酒器各自所占的比例以及墓葬的地理位置分析，洼刘西周贵族墓葬的主人可能不是姬周族。

此外，同铭“■”器有尊1件、卣2件等酒器，在墓中甚为显眼。尊通高30.2厘米，口径22.2厘米，体呈侈口筒状，尖方唇，深腹微鼓，圈足稍侈；器身有四道竖扉棱，将尊面分成四等分，上颈部饰由垂身连尾凤鸟纹构成的八组蕉叶纹，下颈部饰一周由四条夔龙纹构成的带状纹，腹部与底部各饰四组由花冠龙和大鲵状幼龙组成的图案；底部铸有铭文“■作父丁宝尊彝”。两件卣的整体造型完全相同，仅体型略异，通高分别是38.5厘米和29厘米；拱形扁体提梁，提梁两端兽首与卣颈两侧的半圆环系套合；盖面呈椭圆形弧突隆起，中间凸立四面人首状圆柱钮；整个器身由四道立戟状扉棱分为四等分，盖沿下折呈深子母口，直口，方唇，束颈，圆鼓腹稍下垂，矮圈足；纹饰华丽，提梁面饰两组双体夔龙纹，两端近兽首圆雕处各饰变形夔龙纹，盖面与腹部各饰四组花冠龙纹图案，颈部饰四组四肢目纹，圈足一周亦饰四组四肢目纹，四肢目纹后附有一个爬行状的团龙；盖内和器底部铸有铭文“■作父丁宝尊彝”[3]。

从形制上分析，卣鼓腹稍下垂，盖上两侧无犄角，与商卣相似；尊鼓腹圜底，圈足稍侈，与父戊尊相似；而商卣（集成05406）与父戊尊（集成05800）都是西周早期器。从纹饰上看，尊、卣的纹饰与西周早期纹饰相吻合，所以此三器应属于同一时期，年代约相当于西周早期前段。再从组合上分析，此三器是一套1尊2卣的酒器组合，而且体型较大，应该出现在西周早期高级贵族的墓中。此外，这组铜器中，“■”尊与“■”卣的组合，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据此我们推断，墓主人很可能就是“■”，为西周早期的高级贵族。

铭文“■作父丁宝尊彝”，意思是“■”为其父亲丁所作之器。据《金文人名汇编》，“■”为西周早期人，但其族属却无记载。在商及商末周初的青铜器中，凡言某作某某器者，作器者“某”基本都是国族名，少见私名。根据张懋■先生的《周人不用日名说》[4]，可以断定该器应属于殷民族。此外，有学者认为，“■”是舌地的特称。舌地是舌族的居住地之一，舌族在商代属于高级贵族，主要分布于荥阳与郑州之间[5]。从地理位置看，舌地正处于西周初管国的管辖范围内。既然洼刘西周贵族墓的主人不是姬周族，再从墓中出土青铜礼器的组合与形制来看，墓主人的地位较高而且重酒之风浓厚，因此我们进一步推断：墓主人为殷代遗民，即舌族的成员，在殷商灭亡后归附西周政权，因为军功而成为新的高级贵族，臣事于管国。

管国作为武王灭商后的一个重要封国，屡见于史书。武王灭商之后，封其三弟于管（今河南管城），称管国，为当时周朝之东方重镇[6]。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预注曰：“管国在荥阳京县东北。”《史记·管蔡世家》“集解”引杜预说：“管在荥阳京县东北。”《括地志》云：“郑州管城县外城，古管国城也，周武王弟叔鲜所封。”经考证，古管国都城在今荥阳的京襄城，位于今郑州市西偏南12.5公里处，与古荥泽相邻，与文献记载的西周初之管国的地望相吻合。

再从出土的青铜器组合、形制、纹饰及铭文来看，既沿承商代铜器之遗韵，又有西周早期铜器之新制，与陕西高家堡戈国墓M4[7]的时代相近，应为西周早期武王灭商后至成王时期的遗存。

综上所述，洼刘墓葬应为西周早期管国贵族的墓地。

二

该墓既然为管国贵族——舌族的墓地，为何却有“举”族等其他族属的东西，令人费解。就“举父丁”鼎而言，它是以何种形式进入该墓葬的呢？有三种可能：1、本族的器物，该墓主人就是“举”族成员，商灭亡后归附西周政权；2、掠夺而来，周灭商后，从商人那里抢夺而来；3、媵器，与“举”族联姻，女方带来的陪嫁品。种种证据表明，墓主人与“举”族一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或是姻亲，或与之敌对。所以，关于此墓及墓中出土青铜器的研究，对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举”族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举父丁”鼎，通高40厘米，口径32厘米，腹深21.6厘米。圆口微侈，宽折沿，方唇，沿上竖立对称的半环形双耳，耳外侧凹槽内有一凸脊。腹较深，下腹微鼓，圜底下承三柱形足，足上粗下细。腹上部近口沿处饰一周饕餮纹，以细线云雷纹衬地，饕餮纹由扉棱分为三组，兽面宽扁，带菱形额饰，横臣字形目，圆角方睛，宽鼻，阔嘴露出四颗獠牙。兽头两侧饰简化的躯体、肢爪和粗尾，尾部上翘后向下反卷。足上部是饕餮纹，间有扉棱，中部饰凸弦纹三周。鼎内壁一侧有铭文“ ■ 父丁”[8]。

从形制分析，双立耳外撇，腹部较商代晚期变浅，柱足粗短，器壁较厚。根据朱凤瀚先生的《中国青铜器综论》，此鼎归于盆鼎中的Ae型Ⅱ式，其中戍嗣子鼎也属于此式，朱先生把它定为殷末周初之器[9]。

再从纹饰分析，兽面纹只在颈部一周，腹部无纹饰；横臣字形目，圆角方睛，阔嘴獠牙，没有商代饕餮纹的那种威严、神秘感，而略显温和，兽角所占范围较大；这都是西周早期兽面纹的特点。根据段勇的《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此类兽面纹被称为M型豕耳类兽面纹，被归为MaⅡ式，仅见于西周早期[10]。

最后从铭文字体分析，“举”作为族徽，其它的写法还有 ■、 ■、 ■、 ■，而 ■ 为后期的一种写法[11]（图一）。

综之，根据最晚因素定名法，“举父丁”鼎虽具有晚商铜器的风格，但在形制和纹饰细节上与商代晚期还有一定区别，故应属于西周早期偏早的器物。鉴于笔者的水平有限，对“举父丁”鼎的研究或有不足之处，所以该鼎的确切年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举”族的解释，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当前大都采用于省吾先生的观点，把它释为“举”[12]。根据文献和出土甲骨文、金文资料记载，“举”族存在于殷二期到西周康王时期。

相关资料记载，殷时“举”族作为商王的同姓贵族，拥有较高的地位，这从现今所看到的属于殷代的数量众多标有该族族氏铭文的铜器中，亦可窥见当时“举”族的势力。根据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与“举”族合署族徽的其它族的情况，我们得知“举”族原居地应在商都之西北，而主要居住地是殷的国都安阳、山东的费县和长清县一带。

从带“举”字铭文青铜器的庞大组合和广泛分布来看，“举”族在商代不但地位显赫，而且活动范围也很大。出土的殷代“举”族铜器较为集中的地点有河南安阳、山东费县和长清县，西周时期主要是在北京琉璃河。由这些地点“举”族铜器的出土情况可以推测，这些地点可能在当时都曾分布有“举”族的成员。其中，在山东出土应与该族曾参与伐人方有关，是参与伐人方的一支的首领遗留之物。殷灭亡后，作为殷遗民的“举”族部分成员臣服于周，由“■”所代表的家族臣事于燕国。这部分殷遗民臣事于燕国，可能和西周初年大分封诸侯和功臣时，对殷遗民的分配和迁徙有关。

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搜集到有此类铭文的青铜器170多件。建国以后，在京、鲁、陕、甘等地也屡有发现，总数多达200件以上。据统计，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体型大都较小，以秀美精致而著称，没有商代晚期那种如后母戊大方鼎之类厚重大方的重器。“举父丁”鼎的器型，在“举”族的青铜器组中属于较大者，这进一步表明了作器者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举”族在西周早期前段仍有显赫的地位，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何在康王以后衰落甚至消失了。

洼刘墓的时代，可以从出土的青铜礼器中看出。从整体组合分析，其中应有商代末期遗器，但由于西周早期铜器的存在，只能将该墓定为西周早期遗存。对于墓主人的族属问题，我们推断其可能是舌族的成员，在殷商灭亡后归附西周政权，因为军功而成为新的高级贵族。但这一结论只是笔者个人的推断，至于墓主人的真实身份，还需要今后进一步的考证。

［1］［3］［8］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洼刘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中原文物》2001年2期。

［2］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西周重食文化的新认识——从甘泉县阎家沟新出青铜器谈起》，《考古与文物》2009年1期。

［4］张懋■：《周人不用日名说》，载《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

［5］苗丽娟：《商代舌族地理蠡测》，《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2期。

［6］《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文物》1972年7期。

［9］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0］段勇：《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1］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载《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12］于省吾：《释■》，《考古》1979年4期。